孔子之道：吾道一以贯之

春秋诸子，大抵述而不作，要言不烦，多以片言只语传世。其后学弟子，则记述而成书，与战国诸子刻意著书有所不同。

他们上承周公，下启孔子，种下六经之树，开出圣化之泉，到了孔子之时，恰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于是，屈身拾起金苹果，孔子成为“集大成者”。

所以，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是一个时代的成果造就的圣人。后来，儒、道为显学，是因为有了“作”的意识。老子退隐时，“作”了一部《道德经》；孔子临终前，“作”了一部《春秋》。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礼的火炬，春秋时仅存一息，诸子注入义，礼又重新燃起，化为诗——义的火花，诗将熄，而后有史继之，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皆由其心裁，“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论语》则是“述”，由弟子记述而成，秦汉以后才结集。

问题是，孔子为什么偏要自称为“述”，而不自命为“作”呢？

这就与时代有关了。春秋诸子，皆在孔子之前，作为先知和先行，对孔子来说，他们的思想，都表现为“述”。他们“述”《易》，“述”《礼》，“述”《诗》，“述”《书》，“述”《乐》，不仅以“我述故我在”确认自己，还以“我述故王在”承载历史。《左传》和《国语》，记录了他们的“述”，而左丘明则在对历史的述说中，成为中国的荷马。

左氏述说国语，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左丘失明，厥为《国语》。”

《国语》，是各国的历史，它和《春秋》一样，具有世界史眼光。

盲史左氏，与孔子同时，且同在鲁国为鲁人，司马迁称他为“鲁君子”，还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说他“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据说，他曾与孔子一道，“观书于周史”，孔子归而“作”《春秋》，“丘（《左传正义》用“邱”）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就“述”史而言，左氏纪言、纪事都很精彩，以史论之，荷马相去甚远，因为荷马的史诗仍未脱神话的樊篱，而《左传》“述”史，早已是成熟的历史形式，而且左氏服膺孔子，没有按照史官文化的传统样式来“述”史，而是以“孔子史记”为准绳。

在圣化之中，孔子“作”了什么？一言以蔽之：他“作”了圣人。具体言之：从民心中，“作”了人性；于天命中，“作”了道；在礼义处，他“作”了仁。

春秋以前，所谓圣人者，通人也；春秋人仍沿袭此习惯用法。

诸子以“性与天道”，使圣人从“耳通为圣”进入“心明曰圣”。

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不闻”，并非夫子无言，而是说不要专用耳朵去听，要用心去思考，因为“心之官则思”，“心思”出圣人。

从“耳听”的聪明人到“心思”的思想者，圣人在圣化中转型。

然，孔子何以不言“性与天道”？此话题，之于春秋诸子已言之纷纷，孔子则因“其生也晚”“其生也贱”，自居为“野人”，故未进入“君子”们的话题，当子产高论“天道远，人道迩”时，孔子未置一词。他自信，在礼乐方面，野人超过了君子，《论语·先进》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这里所说的“君子”，非从人格上说，乃从身份上言。对身份上的“君子”，孔子不以为然，他认为，与其以身份标榜“君子”，还不如与“野人”为伍。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野人”的社会存在，导致其自我意识亦趋于“野人”，“礼失而求诸野”，礼丢失了，不要去问“君子”，而应该来问他这个“野人”。

不过他却肯定了人格上的“君子”。君子人格，是他国家观念中的一个人格化的目标，他要把“君子”放在国家观念的天平上做价值重估，实现“君子”道德转型。

转型，从根据礼制等级标准划分人群和身份，从以礼仪分别和规范人的不同身份，转向以道德为基础、从礼义起步走向仁义的个体人格的新尺度。“君子”在此一转，从等级身份转向对个体人格的确认。与“君子”相对的，不再是体制外的“野人”，而是处于道德差评体系的“小人”，“君子”与“小人”之辨，画出了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国家人格的道德底线，一个君子国的理想——道德理性的国度，在“君子”的转型中诞生。

孔子的理想国，纯然是个道德的载体，建立在他的“吾道”上，可他并未追问天道与人道的究竟，而是自称“吾道一以贯之”。在《论语·宪问》里，他对子贡说，没人知道我呀！子贡问缘由，他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天”，指天道；“人”，指人道；将它们区分，还是天人相分之道，而“下学上达”，则是“下学人事，上达天命”的“一以贯之”的孔子的“吾道”。孔子言道，仅《论语》中就有六十处，但他既不言天道，也不言人道，而是“一以贯之”，言“天人合一”之道。当子产言“天道远，人道迩”时，犹有“怨天尤人”之心，其实，这是天人相分时遗留的忧患意识。春秋人动辄向天呼唤正义，天无回应，他们就既“怨”且“尤”。

而孔子的“一以贯之”，跨越了“绝地天通”以来的天人鸿沟，以天人合一的方式重新确认了天人之际的自由状态，解除了天人关系的禁令。因此，一种“天生德于予”的使命，从个体生命中升腾，当他周游列国受挫时，他开始反思，并问弟子。以之言于子路，子路直言相告，对他的道产生了怀疑；以之言于子贡，子贡劝告他，不是他的道不对，而是他的道太大，这个世界容不下，让他不妨稍稍修改一下，以适应这个世界；以之言于颜渊，颜渊也认为，他的道太大，这世界容不下，但是，要改变的不是他的道，而是这世界。孔子笑曰：“知我者，颜氏子！”庄子有“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此真孔颜之乐也！

《论语·子罕》里，有人问：“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子自谦：“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但弟子们并不这样认为，以子贡为代表，都把他当作“生民未有”的圣人。子贡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夫子犹天”“如日月之明”，奉之为天尊。孔子圣化，除了从“道”上重启天人之际，还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在“性与天道”之间，他还建立了“习”的圣化通道，《论语》开篇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www.xing528.com)

在孔子看来，“学习”就是“下学而上达”，亦即圣化。圣化从“志于学”开始，通过“立于礼”等，至“从心所欲”告终，为“不亦乐乎”做了天人合一的注解。

这张孔子传道授业图，出自新加坡中学三年级课本《儒家伦理》，它传达了关于孔子的现代思考：孔子与现代、儒教伦理与全球化或资本主义，曾经被热捧……

孔子传道授业图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孔家店”这一千年老店还要不要继续开下去？

有人喜欢苏格拉底，难免对孔子说三道四；有人还要抱着“孔家店”的牌子，端着儒教的饭碗，要没完没了地吃下去。当然，饭不能越吃越少，碗不能越吃越小，所以产生了现代化与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问题，其实这些都与孔子本人无关，而与后人的饭碗有关。不要在现代社会制作一个假古董式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存在于春秋时期。

西方没有现代化的苏格拉底，中国又何必要搞现代化的孔子？

子路画像砖石，山东嘉祥县出土，可以看到画中的子路头戴鸡冠帽，腰挂小公猪，人物性格活灵活现

孔子率弟子见老子画像砖，原石高56厘米，宽285厘米，山东嘉祥县核桃园乡齐山村出土

东亚的儒家资本主义

谈孔家店的生意，得去找子贡——端木赐。

孔家店的大老板当然是孔子，可经理人是端木赐。

孔子周游列国，那么大的开销，谁来买单？

当然是大老板！可孔子只谈主义，谁来谈生意？端木赐。

他本属白圭、范蠡一流，可他却没有自己的财路，孔子夸他“亿则屡中”，看来他做的就是孔家店的生意。从《论语》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善于把孔子当作品牌来经营，他吹捧孔子，当然是发自内心，同时也是生意经。

孔子有两把刀，一把主义刀，一把货币刀，他两手抓，两手都很硬。孔子坚持主义第一，生意次之，所以他总是夸奖颜回，还要子贡表态。

子贡的态度很好，他的每一次表态孔子都很满意。他说，我只能举一反三，而颜回闻一知十，比我强多了。颜回是主义的标杆，这一点颜回也很知趣。

搞儒家资本主义，如果去问孔子，孔子未必会同意，如果去问子贡，他会说，没问题，只能如此。儒家摊子越铺越大，孔家店的生意也要跟上去。

不搞资本主义，生意就很难做下去，谈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从孔家店谈起？所以，他有时候也提醒孔子，不能光谈主义，还要兼顾生意。

他对孔子说，夫子的道太大，这世界放不下，能否修改一下？

颜回听了，马上接过话茬，说，要改的不是道，而是这世界。

听了这两番话，孔子会喜欢谁？孔子手下还有子路，更是原教旨主义，他比孔子还孔子，有时候连孔子都嫌他迂——谁搞修正主义，他跟谁急！履行孔子学说，子路真是完全彻底，为了扶正头上的帽子，宁肯被人砍死。

在这样的同人里，还要做生意，搞儒家资本主义，真是难为了端木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