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言者，皆以“共主衰微，王命不行”为非礼。
如果我们超越周王室与王命的局限来看当时的礼，就会发现，春秋时期，有一种新的礼兴起，在“王命不行”时，它超越王权，使诸侯们各自为政。
诸侯复兴之礼，沿着两个路径发展下去，一是由形式化的路径，发展出一套仪式化规范的礼仪，另一是由道德化的路径，发展出一套行为准则的礼义。
礼仪，是对人的举止的规范和仪式，而礼义则出自内心，是人性之于道德律的审美诉求，并以礼仪恰当地表达出来，如屈原诗云之“内美”与“修能”。
“内美”属于礼义，“修能”属于礼仪，君子人格，就是“内美”与“修能”的统一。礼义其内，礼仪其外，其根本还是个“礼”字，要“立于礼”。
国家人格，也有“内美”与“修能”两面，也要“立于礼”。
国之“内美”，也就是国家的正当性来源，今人称之为“国家正义”，在春秋人那里则被称为“礼义”；国之“修能”，也就是国家正义转化为国家制度，其神圣与崇高的内质，要以和谐与优美的形式表达，那形式，便是礼仪——国家制度的样式。
对春秋人来说，国家的正当性来源，经历了两个时期才最终确定。
一是殷商以来的君权神授时期，国家正义，由神赋予，国家主权人——君，作为神的代理人，“率民以事神”；另一是西周以来的天命与民心时期，国家正义，来自天命，基于民心，国家主权人——天子，作为天的代表，“天听民听”，“敬德保民”。
殷周之际，虽说革命，但周人之于殷人的国家正义，并未推翻，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维新，紧跟着君权神授的步伐，又追加了“敬德保民”的呼声，所以，在国家正义的来源上，周人拥有了神与民两个核心，而春秋人之于民与神，便有了谁先谁后、孰轻孰重的那一问。那一问，就问出了天道，问出了人性，以此而有了新的“国家正义论”。
礼与天道相遇，成了天经地义，礼与人性相遇，从礼义变为仁义。
这一变，从孔子开始，“克己复礼为仁”，是以个体人格复兴礼。建立在人性之上的仁政，开启了新的国家正义论，它不仅突破了基于亲亲原则的宗法制，还超越基于民本原则的天下观，在普遍人性的基础上，开通了从个体通往国体的圣化通道。这一通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圣外王”，个体属于“内圣”，国体属于“外王”，内圣之格物、致知当为认识论，而诚意、正心便是道德沦，修、齐、治、平四项，都属于实践论。
内圣，含有认识论和道德论两部分，外王，也就是实践论，而修身则连接着内圣与外王，既启动了个体人格的内圣起点，同时又向着家国天下的外王实践论展开。这是孔子以后儒家思孟学派那一套主张，在《礼记·大学》里集中反映出来，是仁义学说的个体人格表现和仁政思想的国家人格实践，无论个体还是国体，总之都是人格在行动。
使人以个体形式而非以民本身份进入国体，可以说是儒家人性论的成功，但儒家的问题是，当个体进入国体以后，个人的主体性就消失了，个体人格的追求，并未获得个人权利的成果，自我意识的追求，却反其道而行之，竟然走向“无我”。人性论的觉悟，在新的国家观念和政治思想上，还不如民本主义之于殷周之际尚能结一个“国家正义”的果。
我们是在两千多年以后才这样来评说，而孔子当时怎能知道两千年来中国会发生什么以及发生了什么？他那时对于人性和仁政真可谓信心满满，他自信有一种新的国家正义将从对个体人格的追求中诞生，这样的一个政治文化景观，乃尧舜所未见。
所以，他说“尧舜其犹病诸”。可是，连尧舜都没做过的事，他能做到吗？对此，他难免存疑，故曰“道之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这一叹，提醒我们，他有那么一点悲观，虽已抱定“不可为而为之”，但他还是感到了问题，却未察觉问题出在哪里。
从个体人格到国家人格的圣化导向，反映了孔子把国家当作君子人格共同体的奋斗目标，颇有理想国的色彩，然而，国家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除了反映个体人格的追求，更看重表达个人权利。我们认为，孔子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在国家观念中，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体人格的追求，却没有落实为权力意志的表达与对个人权利的拥有。
先秦诸子对孔子多有批评，但都未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与孔子同在一个语境里，在孔子身上出现的问题，他们也有，可孔子对自己还有反思，还知道自己的主张有所缺，仅靠周游列国的所见所闻还不足以弥补，所以，还存了“浮于海”的念头。
孔子欲“浮于海”，显然与秦皇、汉武之游仙迥异，也不同于李白之流“直挂云帆济沧海”。孔子要去“问道”，说起来，倒有点像近代曾国藩向海外派留学生，如郭嵩焘辈之出使西欧。孔子毕竟伟大，他那喟然一叹，竟然为两千年后的中国指明了一条出路。
认识孔子，要知其有所不足以及他在哪里失足，还要回头去看他从哪里起步，他起步时的高蹈，也许就导致了他后来的失足。孔子从礼起步，行走在高处，由礼而仁，迈出人性一步。这一步的起点在哪里？我们发现，就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里。
据说，就在《左传》记述这一年，赵简子曾问子太叔：“与人交往怎样行礼？”(www.xing528.com)
子太叔回答说：“你说的那些，都是仪，不是礼。”问：“那么什么是‘礼’？”对曰：“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天经地义具有自然法的性质，从自然法里引申民法，就是礼。
礼因此而为“普遍原则”，而具“绝对价值”，而有“博施于众”的实践理性。孔子“立于礼”，除了立于“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他还加了一条“人之性”。
立于“人之性”，那就是“仁”，发以为政，即为仁政。其贡献在于，在民本的立场上，他强调了个体人格的历史主动性，以及在国家观念中个体人格的能动性。
关于“礼”的起源，除了“礼与天地并生”说，《左传·桓公二年》还有“义以出礼”说。与礼相比，春秋人对“义”的解释更为精彩，他们将“义”注入礼，使礼新生。
他们并不过于看重礼的起源，更加强调礼的政治伦理意义——礼义。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晏子向齐景公反映了陈氏放贷粮食“大斗出，小斗入”以收买民心的问题，齐景公问对策，晏子对曰：“要以礼治，将放贷行为纳入礼制规范。”齐景公听了很高兴，说：“我才知道，礼还可以治国。”晏子接着就讲了一番关于礼的大道理，他说：“礼被用来治国已经很久了，它与天地一同出现。”这就是从“天之经，地之义”的分别性和对待性上来说的，礼在天地之间，分上下，立尊卑，定贵贱，“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晏子说的“礼”，是春秋人的共识，不光要以礼治国，还要以礼处理国与国的关系。礼在国与国的关系中的仲裁作用，主要是基于王权与主权相结合的礼义原则，不光在自己的国家当君主要懂礼，在国际上做霸主，协调各国，号召天下，更要懂礼。《国语·周语》中，谈到晋文公一定能成就霸业，原因是“晋侯其能礼矣”，这里说的不是能行礼仪，而是能“成礼义”。礼义是衡量德的一个标准，能“成礼义”，就能“德以导诸侯”，而使“诸侯必归之”。
还有民意，也很重要。霸政时代，民心所向，是礼的一个重要指标，国际制裁，常受民意引导，君无道于其民，而使民怨沸腾，就不光是本国的内政问题，还涉及普世性的民本问题。霸主应代行王道，伸张国际正义——民本主义，率诸侯声讨，并征伐之。
《左传》里记载的此类事情甚多，例如，楚王听说蛮氏动乱和蛮子没有信用，于是出兵杀之，占领蛮氏之国，然后“复立其子”，世人誉之，以此为“礼也”。
懂礼不懂礼，要从国家信用和国家行为上来看，而不能局限于某个人的举止。昭公五年，鲁侯赴晋国，一路上，全无失礼处。晋侯问女叔齐：“鲁侯很懂礼吧？”对曰：“鲁侯哪里懂礼！”公曰：“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的行为都合于礼呀！”答曰：“那是仪呀，不是礼。”女叔齐对礼与仪的区分，显然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他在国家本位的立场上，扬弃了表现个人行为外表的“仪”，将新的时代精神“义”——国家正义，当作“礼”，这也就是“礼”的正义。
只有孔子，“克己复礼”，重新回到个体，不是回到个人外表的“仪”，而是回归个体人格的“礼”，那也就是“仁”的起点了。孔子从此迈出新的一步，从礼义走向仁义。如果说从礼仪到礼义，是以个人行为表达国家正义，那么从礼义到仁义，就是以个体人格确立国家人格。如果说原来的国家观念所表达的是个民心所向的民意共同体，那么孔子的新的国家观念就是个以仁为己任的人格共同体。这两个共同体，不是一个取代另一个，而是合二为一，形成新的统一的共同体，那既是民意乌托邦，又是君子理想国，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礼治。如果前提变了，变成了法治，个体人格就要向个人权利转型了。
桓子孟姜壶，高32.1厘米，口径13.4厘米，底径18.6厘米，重5.8千克，春秋后期，上海博物馆藏
桓子孟姜壶铭文
夔纹禁，西周时期，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天津博物馆藏
夔纹禁是西周礼器，是贵族在祭祀或宴飨礼的过程中，摆放卣、尊等盛酒器的几案，一种“承尊器”。
桓子孟姜壶又叫齐侯罍，为容酒器。内有铭文十九行一百一十三字，大意为：齐侯之女孟姜为田桓子之妻，因为丧其舅（夫父田文子），齐庄公要为他服丧一年，为此请示周天子，获允。于是，庄公命以玉礼器向天子、大司命等诸神行祭祀大典，并规定百姓在一年内节制宴会，停止纵乐。田桓子与孟姜感恩齐庄公，合铸此壶以作纪念。
田桓子，名田无宇。公元前672年，陈宣公杀死太子御寇，陈完见异母弟被杀，担心祸及自身，偕家族奔齐，当时齐国正是齐桓公在位，古音陈田同音，于是改姓田。田桓子为田氏家族在齐第五代掌门人，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齐公。齐庄公时愈发得宠，齐景公时以大斗出小斗进获得民心。公元前547年，崔杼杀害齐庄公，公子杵臼即位，为齐景公。两年后，庆封灭崔氏家族，掌控齐国，专齐政。第二年，齐国望族栾、高、田、鲍四族攻庆封和庆舍，庆封奔吴国。田无宇施惠于民，民皆归陈田氏，陈田氏因而强大。公元前532年，田无宇联合鲍氏攻栾氏、高氏，栾施、高强奔鲁。其后，晏婴执政，辅佐齐景公。田无宇在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田无宇死后，儿子田武子田开袭位。
田无宇妻是齐灵公与穆孟姬的女儿，齐景公的姐姐。穆孟姬是鲁国叔孙乔如之女。在春秋末期，田桓子夫妇如此隆礼尊仪，是展现自己有施仁义的实力。
这块画像石出自汉人之手，刻画晏子见齐景公，齐景公的醉态跃然。
晏子见齐景公画像石，河南唐河县南关出土
齐景公在位五十多年，享受父辈积攒下来的政治、经济红利，夜夜笙歌，出言不逊，行为颇不合国君之礼。晏子又叫晏婴，字仲平，夷维（山东高密）人，与田桓子一样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他个子矮小，但是一位智者与辩者。他不仅劝谏齐景公勤政戒色，还劝齐景公加强礼制，来解决田氏私家“大斗出小斗进”带来的政治危机。与公家争民心是大忌，齐景公却无奈坐视，看来田氏势力此时可与公室比肩了。
《晏子春秋》讲了一则晏子使楚的故事。晏子使楚，楚人因晏子矮小而鄙视，开小门以迎，晏子不入，说“使狗国者，从狗门入”，楚人无奈，开大门迎进。楚王一见晏子便说：“齐无人耶？”晏子立即回答：临淄城人多至“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只不过齐国派使者各有所主，贤者使于贤国，不贤不肖者使于不贤不肖之国，晏子不肖，故直使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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