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在西周政教中居于核心地位，故有“德政”一说。
然而，到了“王命不行”的春秋时代，“德”也开始游离于王权之外，不再被王权束缚，这样反倒使它在摄取了新的伦理要素之后获得了普遍性，超越王权而有了独立品格。在“德”与传统权威分离后，普通的生命个体也来分享它的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里，范宣子问穆叔：“什么是‘不朽’？”
穆叔回答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这样的回答，在流传了两千多年以后，居然还作为座右铭，不仅出现在连绵不断的历史叙述里，而且被列入指导人生的便携式格言里，不光用来评价历史，还用来立足于现实。仅凭一句话，就穿透了国家、民族和历史，一言兴邦，莫过于此！这位穆子，给我们留下的不过寥寥数语，但一句顶一万句还不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一部廿五史，就为此“三不朽”而立，接下来的当代史，也还是在向这“三不朽”看齐。
穆子还说：“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官当得大，不能算作“不朽”，保着一家一姓世不绝祀，也不能算作“不朽”，说明“不朽”与官本位和家族无关。
追求“不朽”，跟人性有关，跟做圣人有关，跟人之所以为人有关。人性并非全然“不朽”，人的肉体性、物质性和功利性都会腐朽，但穆子高扬了人性那“不朽”的维度——精神性、事业性和思想性，只有这三方面的成就，才能达到“不朽”。
立德，是精神性的“不朽”；立功，是事业性的“不朽”；立言，是思想性的“不朽”。在“不朽”的维度上，立德位于首列，在“三不朽”的并立中，昂然具有最高的价值。当德从国家人格的德政转变为个体人格的德行，那就是立德；若发以为言论，则为立言；发以为事情，即为立功。由此看来，立德为根本，立功和立言便是发枝散叶。
然而，“德者，得也”（《管子》），“得”什么？周人“为政以德”，当然是“得”天命，那属于天子一人，迄于春秋，天命作为天子“余一人”的特殊性已然式微，正在兴起的诸侯们还能从这式微中分“得”什么？天命只能独有，不能分享，因此，要有一个能够取代天命，向着诸侯们的普遍性的追求转化的最高存在，于是，“天道”接着“天命”出现了。
此时，若向诸子和诸侯再问“立德”要“得”什么？那便是要“得”道，要“得”天道。到了战国晚期，等到韩非子的“君道同体”出现时，天道又开始被专制君主独占。不过，当其方兴之时，天道有如春风明月，是人人可以分享的。在分享之中，诸子意识到，道所具有的普遍性，揭示了一种远在“德”之上的强大力量在推动着政治大变动。春秋初期，道虽多用，却不离德，其义，仍以德行为主，得道以立德。中期以后，已知有德与无德，都要接受天道检验，天道，以其客观性成为普遍法则，如果说礼是制度性权威，德是伦理性权威，那么道就是规律性权威，道对德的超越，是春秋人对周文化的整体提升。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里，赵简子问史默，何以鲁国的季氏，赶走了他的国君，而人民却服从于他？史默就用天道来回答，说：“国家无常，君臣无常，天道从来就是这样。”什么都在变，国家在变，君臣在变，民心在变，只有变永恒不变，变就是天道。
一切都是无常，天命无常，国运无常，民意无常，唯天道有常。所以，仅仅有德还不够，还要有道。有德，不能保证不变，因为在德之上，还有不断变化着的道。
得道，就是顺着道的规律而变化，从变化中寻求不变之道——规律。(www.xing528.com)
平衡打破了，静止动摇了，秩序解体了，连原来具有必然性的天命都变得无常了。天命靠不住，还有什么靠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着天道走，同天道一起变。
在顺应天道方面，人民比君主更为自然，更加方便，这倒不是人民有什么优先权，而是因为民心思变，天然就是变化着的道的载体，而君主们大都希望守着自己的家国追求永恒，对君主而言，不变当然是最好的，不得不变时，才有所谓“变法”出现。
所以，韩非子就指出，君主与其被动地应付变，倒不如主动地追求变，以君道同体的身份，从天道那里，获得变化的能动性，掌握变化的规律性。当变化来临时，君主不能仅仅作为变化的终端，跟着人民去变，还要成为变化的起点，率领人民一起变，从春秋来看，能变的家国，都变成了王国和帝国，不能变的，就出现了三家分晋、田氏代齐。
从有德到有道，是西周政治思想向着春秋时期的历史性的发展。
从有道到有德，是春秋人按照理性的政治原则所做的逻辑安排。
历史形态的因果与逻辑形态的因果有所不同。历史的因果，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的，故德为因，道为果。而逻辑的因果，是按照概念的属性来划分的。以体用言之，道为体，德为用；以本末言之，道为本，德为末；以因果言之，道为因，德为果。
这样的划分，是以道为最高本体，为普遍法则，为根本之因，以得道的过程为圣化，以有道的主体为圣人，将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都纳入圣化之中。
法天道，立人道，使春秋人确立了人类理性的权威和尊严，在与王权的“相生相克”中，形成了政治文明的道统观念，王朝更迭不已，王统难免打断，而由人类理性建立的道，却在一代代思想者的努力下流传，无论是在多么厚颜无耻的年代，经历多么艰难困苦的岁月，“天道”总是以其独特的“中国方式”诠释着人的理性——自由之精神，这是春秋诸子的一大贡献。王权失落了，理性益显其尊严，从有德到有道，开创历史新局面。
曾伯陭壶是西周末期春秋早期的青铜壶，壶上铭文之意为曾伯陭选用精美上乘的铜料，铸造一件盛满甜酒的丰壶，用来宴飨宾客，祈求为德无瑕疵，配享宗庙，追孝先人，保佑子孙。在春秋早期，人们依然非常重视修养“德行”，要用最好的金属铸造最美的礼器，祭祀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后人德无瑕疵。如此精美的青铜酒壶，与其被有些评论家评为透出一个王朝末年的颓风，倒不如说用一种新精神之美为春秋开篇。
曾伯陭壶，通高41.2厘米，重9，355千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半幅帛书，上面抄写了《春秋事语》，主要记载公元前712年到前453年各诸侯国的历史事件，共十六章，两千多字，每章各记一事，没有区分国别，也没有编年。从鲁隐公被杀到三家灭智氏分晋，可以与《左传》互证，但文风与《左传》不同，抄写年代大概在秦末汉初，类似家庭教科书。可见春秋时代的历史转型对后世的影响。
帛书《春秋事语》（局部），纵约74厘米，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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