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达克佛教的产生与发展：拉达克城市与建筑

拉达克是藏文化在喜马拉雅山区的自然环境中的最后领地之一，其宗教、建筑、风俗、艺术生动纯粹。多个世纪以来，文化交流在狭隘的山口间、高原的民族间源源不断地进行。纵使交通极不便利，拉达克仍被印度及中亚文化包裹渗透着，最有力的证明就是石柱和石碑以及浮雕上有关佛教的记载。例如在西部拉达克的卡拉泽（Khalartse）地区发现了有关1世纪时贵霜国王魏玛·伽德皮塞斯（Wima Kadphise）的石碑印记，类似的碑文石刻表明早期的僧侣很早便远渡至贵霜王国。

在阐述拉达克的佛教之前，笔者认为，盛行于佛教前的一个重要教派——苯教这一神秘宗教对拉达克地区产生了一定影响，苯教元素在拉达克建筑中同样得到了展现。据说苯教源于象雄，是一种原始久远的巫教，最初是在聂赤赞普（吐蕃王室第一代祖先）之时被从拉达克邻近地区带进西藏的。苯教的原始崇拜物涵盖了山川冰雹、雷电星宿、草木土石以及天地日月等物。火焰、日月、兽禽等图案作为母题经常出现在一些苯教建筑的装饰上，其世界观极为朴素。此外，早在佛教窣堵坡出现前，苯教就已存在一种神垒（被称为垫或者拉垫），平面形状为圆形或者方形，高度一般为宽度的2倍，正常情况下是用石材砌垒起来。

通过阅读大量的资料，我们发现拉达克早期与宗教相关的资料仅仅是带有盘羊^[1]的图像——在拉达克盘羊是很常见的，此后，佛塔（Mchodrten）的纹样出现在类似的图像中。盘羊在人们对图腾非常膜拜的初期被看做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在拉达克的神话传说中盘羊是佛羽化而成的，是佛的化身。西藏初期的宗教以及7—9世纪间对王族崇拜的有关文献并未在此留下印迹。根据资料显示，尽管苯教产生在西藏的西部并且逐渐走向系统化^[2]，但是拉达克并未受到“组织化”（后期）苯教的影响。

拉达克与西藏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拥有相同的宗教。贵霜时期（25—250），印度佛教传到了克什米尔，根据史料记载，拉达克地区的佛教最先也是由克什米尔传入的。准确的时间并不清晰，依据卡拉泽地区有关宗教的印度文字，推算出应该在贵霜王朝时期^[3]。但是由于位于普里格（Purig）最西部的德拉斯（Drass）地区靠近克什米尔边境，所以相对于拉达克来说其受到克什米尔的影响时间更长。

较为显著的证明是观音（Avalokiteshvara）像和弥勒（Maitreya）像，这两尊在德拉斯旁的巨大雕像，其历史年代可追溯到10世纪左右^[4]。向东是另一个受克什米尔风格影响的塑像和8世纪时期建造的屹立在穆贝（Mulbhe）半山腰的慈氏菩萨崖刻，以及雪依（Shey）旁边的窣堵坡。8世纪中叶的拉达克，鉴于佛教刚开始进入卫藏地区不久，在藏区的军队穿越拉达克进入吉尔吉特（Gilgit）和巴尔蒂斯坦（Baltistan）时，尚不会出现宗教的影射。因此可推断，除去普里格、卡拉泽等地受到克什米尔影响外，拉达克还是与世隔绝之地。

佛教在7世纪（也就是松赞干布赞普时期）开始盛行并传播于吐蕃王朝，且得到了王室成员的推崇与支持，时至9世纪左右，佛教在吐蕃的传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其阻力主要来源于崇拜泛灵论的奴隶主。另外，以传统书籍中记载的有关藏族历史中的反面代表人物赞普朗达玛为中心的一群贵族保守派为了维护自身权力，担心丧失用于蛊惑他人的巫术，所以极为抵制并且惧怕外来宗教——佛教这一源于印度的神圣信仰。此后，在842年，赞普朗达玛被害，吐蕃王朝陷入一片混乱。在接下来的10年中，僧侣们隐修于山间，佛教并未消逝，而是仍被坚守着。据传此时，也就是9世纪中期，吐蕃王朝废除佛教时，吐蕃的僧侣们将经书用牲畜驮着逃跑到了羊同。(www.xing528.com)

众人皆知，赞普朗达玛是佛教的反对者，但是他的后裔却是佛教的推崇者，并开创了后弘期这一佛教广泛传播、极度兴盛的时期。佛教自此重新跨过山口，传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另一侧卫藏区域，并且深深影响了拉达克，直至今天。

宗教通常与政治有极大关系，佛教作为统一吐蕃王朝后裔建立起来的全新朝代的政治力量，引领了这个部族的文化风俗，是开辟新兴土地的有利工具。佛教有效地控制了仍信仰泛神论的团体，使得封建王权日渐得到认可和彰显。宗教的统一化推动了制度和政体的前进。

直到11世纪初，拉达克与佛教才开始产生持久联系，进行长期的对话^[5]。各种迹象表明，佛教在藏文化逐渐成为主流文化之前就已经存在。10世纪以后，普让（Purang）、古格和玛域［Maryul，即拉达克和桑迦（Zangs Dkar）］——阿里的三个藏王国鼎立，此后拉达克的历史才有书面文献记载。普让和玛域两个区域与现今印度喜马偕尔邦东北部的锡亚尔（Kinnaur）、拉合尔（Lahore）和斯必提（Spiti）的一些区域很是符合，古格王国则是被分隔于现今中国西藏和印度间的边界两侧。

10世纪后期，众多僧人受古格国王的协助前往克什米尔学习经文，闻名于世的仁钦桑布大译师（Rinchen Zangpon，958—1055）就在其中，拉达克的佛教寺庙和西部西藏的寺庙皆与仁钦桑布有关。1042年，阿底峡大师（982—1054，印度超戒寺的高僧）受古格国王邀请到各地寺庙传法，前后13年间为佛教的传承扩大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后弘期”（Phyi-dar）兴起的标志在佛教历史上表现为大肆创建寺庙，它开始于仁钦桑布大译师和阿底峡高僧两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佛教后弘期是佛教传播的一个顶峰，与前弘期相同，它仍然受到印度的影响，最初的中心地在古格。仁钦桑布的众学生之一玛域巴·贡确孜（Maryulpad Konmchogbrtsegs）就是拉达克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