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文明进步和三场挑战

文明的进步，是在对抗中实现的，这本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不过，在秦汉时期由于对抗的形式更加鲜明，文明的发展空前显著，所以上述规律也表现得更加清楚。汤因比所说的“挑战”，实际就是这个意思。

所谓对抗，也就是挑战和应战。在阶级社会中，最重要的对抗自然是阶级斗争。秦汉时代文明的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已有许多学者做过深入研究。这里仅需指出：秦汉时代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虽然皆以失败而告终，但所取得的成果则是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的长足进步，亦即文明的发展。如秦末农民战争以后，经过汉初70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初，就出现了“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汉书·食货志》）的盛世。此后，虽因连年用兵，资财虚耗，但在武、昭、宣三代百余年间，西汉国势终不失为强大、富庶，为世界东方之惟一大国。西汉绿林、赤眉战争以后，出现的“光武中兴”局面，当然也是经济、文化进步的反映。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促使三国鼎立的形势出现，对于江南的开发和蜀以及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积极作用。这些皆已为许多史学论著所证明，无需赘述。

对抗的意义，还不应限于阶级之间。秦汉时期民族间的矛盾斗争，也促进文明的发展。汉同匈奴、羌、西南夷以及西域诸族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秦汉历史时期。这种斗争表现于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不同形式。无可讳言，在斗争的过程中，对双方的文明发展会有一些破坏和阻碍，例如匈奴的入侵“杀略人民畜产”，给边地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极大困难。然而，纵观汉匈之间的战争，无论哪方取胜，都促进了文明的进步。事实证明，汉王朝在同匈奴、羌、夷及西域诸族的斗争中，不断地吸取各族文明中有益的成分，并将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于各族、各地。如《史记·大宛传》记载李广利征大宛：

“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宛城中新得秦人（中国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www.xing528.com)

可见，大宛人是在同汉人战争中从汉人这里学会穿井技术的。罗马史家卢塔克称安息骑兵的武器为“木鹿武器”。木鹿城在安息北部（今土库曼斯坦马里城），是中国钢铁的集散地。由此也可看出战争与文明传播的关系。至于因战争的需要而在边境屯田，从而将先进的耕作、灌溉、修水利等技术向外传播，以及因战争需要而改良马种、扩大人畜食物来源等等，无疑都是文明进步的表现。

除上述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以外，对抗还表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和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适应与不适应的矛盾。这些矛盾，总是促进文明的进步。例如秦的统一，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统一后的秦王朝又与旧的政治、文化发生矛盾。于是，出现了政治、文化方面统一的要求，“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就应运而出。西汉初年，“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经济凋敝，而统治者亦“未遑庠序之事”（《汉书·儒林传》）。至“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汉书·食货志》），经济得到发展。到武帝即位之初，经济的发展与思想上的“清静无为”、文化的放任情况显出不适应的矛盾。为加强中央集权，必须加强思想和文化的统一集中，故“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宣成之世，五经家法稍增，经置博士一人，至东京凡十四人”（《宋书·百官志》）。儒学经武帝提倡，至东汉而达空前盛况。很明显地看出：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矛盾对文明的推动作用。正由于这个原因，秦汉时代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重大成就，往往不是出现在经济发展的高潮时期，而是在经济发展高潮之前或之后。例如秦汉时代重大的科技发明并不是在经济发展最迅速的西汉景帝及武帝时期，而是在“盛世”过去后的东汉，造纸术（纸的发明虽因考古发现灞桥纸而可推到西汉，但东汉蔡伦造纸从而使纸得以广泛利用，乃是造纸技术史上的重要阶段。因此，东汉的造纸术仍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地动仪、浑天仪等都是东汉时代的产物，其他方面的成就也多不是在秦汉帝国最强大时出现的。这种艺术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正是由于文明的发展基于对抗的基础上才实现的。而这种对抗就包括上述诸矛盾，这是普遍的规律，也反映了秦汉时代文明发展的特点。

上述三个特点，也说明秦汉时期我国文明长足进步的原因。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我国文明的进步也一再出现过秦汉时期的这些特点。从这些反复出现的规律中可以看出：凡出现如上所举的特点的时代，文明的发展就会突飞猛进，反之就表现为迟缓以至停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