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中外文明碰撞的飞跃时期

一般地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都是在不断的吸收外来因素和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吸收和传播是经常而不断地进行的。在中外文明碰撞中，使秦汉文明发展起来。

不过，秦汉时期文明的吸收是大规模的，向外传播则是远距离的，从而构成了与秦以前文明发展的不同特点。

秦汉以前，华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并在不断吸取外来因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然而，这时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渐进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规模地进行。这是由于疆域的有限和割据的形势所决定的。如战国时期以“胡服骑射”变易衣冠之制者也仅限于武灵王时的赵国；废揖让之容、变礼俗者，也仅限于秦国。所谓“秦变于戎者也，楚变于蛮者也，燕变于翟者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正是反映了这时的吸收、融合不是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而是局部性的、渐进的。

秦汉时代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为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统治阶级中“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觯之鼓”（李斯《上书秦始皇》，载《昭明文选》卷39），正反映了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的状况。尤其是在汉武帝时代，统治者有意识地引进外来文明，使许多有益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被大规模地吸收进来。公元前138年（武帝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从此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不久，西域的文明就沿着被称为“丝绸之路”的这条国际通道源源传入中原。在短短几十年中，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不仅有芝麻、胡麻、无花果、安石榴、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大蒜、番红花、胡荽、酒林藤、玻璃、海西布（呢绒）、宝石、药剂和罗马胶（东方朔《海内十洲记》）等物产，而且还有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以及后来传入的佛教等产生于异域的文化。这些文明的引进多是自觉的、大规模的，而非偶然的、零星的。如武帝时为大量引进大宛（今费尔干纳）良马，曾多次派使者求之：“一辈大者数百，小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汉书·张骞传》）。最后不惜诉诸武力，结果派李广利战大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汉书·李广利传》）。不久前在陕西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从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载《文物》1982年第9期），就是这次大规模引进良马的实物见证。而如此大规模地吸收外来的文明，正是使秦汉时代中华民族文明突飞猛进地发展的原因之一，即以大宛良马和西域苜蓿传入中原为例，从考古资料可知，武帝以后中原的传统马种已掺进大宛马的血液，使我国马种得到较大的改善，从而对畜牧业和战争的形式都有深刻的影响（张廷皓《论西汉鎏金铜马的科学价值》，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至于其他物产和音乐、舞蹈、艺术、宗教以及生活用具的传入，在秦汉时代都使固有的文明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秦汉时代大规模地吸收外来的文明，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时期。这种飞跃在后来还出现多次，但秦汉时代为首开其端、规模最大的一次。

文明的向外传播，在秦汉时代也达到空前的程度。在此以前，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多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因而其影响范围也是有限的，如“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汉书·地理志》）。影响所及也只限于周边。而秦汉时代中原文化的传播则远远超过周边的范围，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载：“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据说这一去不复返的徐市后来就到了日本。现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以及佐贺县、右川县、爱知县等都传说有徐市的墓，到日本的平安时代的公元841年编成的《新撰姓氏录》中，还有据称为秦始皇帝子孙的一族。这些虽不能视为信史，但证明秦代中国文明已远播日本，则是毫无疑问的了。到了汉代，中国文明的传播更加遥远，政府的使者曾达到安息（伊朗）、犁靬（古罗马国）、身毒、奄蔡（今里海东北）、条支（今波斯湾西北），穷临波斯湾。而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影响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例如丝绸、钢铁、冶铸和水利技术都远远传至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据希腊古代学者希罗多德记载：希腊人早就知道以产绢著名的中国。但是丝绸的大批输入西方，则是在秦汉时期。据英人斯坦因由考古发掘资料得出的结论：

中国（秦汉时代）出品中为使臣携至西方者，以细丝为著。自是以后，希腊和罗马文化所被之都市，皆知丝之西利丝（即赛里斯）人（Silk Wearing Series）之名。西利斯者，即古罗马语对于中国人之称呼也。其后数世纪间，西方丝业皆为中国所专利。（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www.xing528.com)

中国的冶炼技术，也是在秦汉时期远传于西方的。据美国学者亨利·M.莱斯特著《化学的历史背景》一书中指出：

中国的炼金术通过许多渠道传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传向西方。“公元前150年—140年，中国北部的游牧部落月氏被逐出家园。他们辗转流迁，最后在巴克特里亚定居下来。巴克特里亚是波斯帝国最东边的一个省份，姆夫城就坐落在这里。”“公元前106年，第一支直达商队沿着这条‘丝绸之路’来到波斯，随后，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的中国开展了定期的贸易交往”（《化学的历史背景》，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第62-63页）。《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证明冶铁技术正是在此时向西方传播的。秦汉时代文明的传播，影响之大，是不胜历数的，仅从直至今天，世界上不少国家仍称中国为China，即“秦”的音译以及把中国人笼统称为“汉人”，即可知道我国的文明在秦汉时代对世界影响之深、传播之远。

大规模的吸收和远距离的传播，成为秦汉代文明发展的显著特点。这一特点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也一再出现过。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为中文译本写的序》，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