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历史：经今古文之争与史学

经今古文之争　在上一节对经学的历史已略有涉及，这里着重介绍两汉的经今古文之争。

西汉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尽管实际“百家”并未完全废除，但儒家确已取得独尊地位，在中央设太学，立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各一经），在郡（国）、县，立学校，置经师。当时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当时通用的隶书写成的，故后来有“今文经”之称。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出现过一批竹简，经当时学者孔安国研究得知其中有《尚书》《礼》《论语》《孝经》等数十篇。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土的简牍，孔安国堪称世界上最早之研究简牍之学者（参见拙著《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3-9页）。因这批简牍均是用汉以前的小篆字体写成的，所以后来将这些经书称之为“古文经”。

汉武帝时曾开献书之路，成帝时又派人到各处搜集遗书，又派刘向等整理藏书，刘向之子刘歆在协助校订藏书时，发现一部用古代文字写的《春秋左氏传》及《毛诗》《尚书》等。刘向死后，刘歆代替父职，便请求朝廷将这些书列于学官，但遭到大臣和博士们的反对，刘歆最后只好离开京师去官而走。对于“经”的今文和古文的争论，不仅仅是书写和读法问题，而且是对其如何解释的分歧。主张今文经学的对儒家经典任意发挥，用阴阳五行的天变灾异说，迎合西汉统治者的需要；主张古文经学的，则把儒家经典看成历史资料，否定凭空臆造。不过，这种分歧也包括儒家内部的“禄利”之争，双方都在争取最高统治者的承认和器重，所以，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界限。因而，在王莽掌权时，召刘歆回朝，古文经学又得势。而王莽就是依据古文经中的《周礼》托古改制的。在王莽的“新”朝《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等都立为学官，每经博士也增为五人，每一博士领弟子三百六十人，古文经学家在帮助王莽改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但到东汉初，今文经学又重新抬头，古文经学一直未立博士，今文经学得到皇帝的提倡成为官方学术主体，从太学到各州、郡、县设立的官学，传授的都是今文经。不过，古文经学也得到发展，到东汉末就出现今、古经文融合的趋势。因为两汉时代的今、古经文之争除了对学术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外，双方实在没有根本的对立。

经今古文之争使古代经学发展很快，在解释经义、训诂文字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也出现了很多经学大师，如杨雄、桓谭、班固、王充、贾逵、张衡、许慎、马融、服虔、郑玄等。其中最有名的是许慎、马融和郑玄三人。[360]在学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史学的成就　秦代没有留下什么史学著作，两汉的重要史籍在本书第一章中已有介绍。这里只简述两汉史学的主要成就。

纪传体史书的出现是两汉史学的最重要成就。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其代表，前者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后者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www.xing528.com)

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贡献首先是创立了完整的纪传体史书。《史记》中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联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较为完整地勾画出来，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郑樵说：“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通志·总序》），赵翼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廿二史札记》卷1《各史例目异同》）现在看来，将《史记》体例作为“极则”当然不恰当，但它确实直接影响着二千年的历史编纂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许多史学家编写史书，都采用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并且因为它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被确定为正史。《史记》对后世的影响还表现在史料的搜集与取舍、详近略远的编撰原则，“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写作方法以及语言的运用等方面，至于《史记》中表达的作者进步的史学观点，更为历代学者所肯定。这方面的研究专著很多，不赘述。

司马迁祠

《汉书》的作者班固在史学上的贡献，除首创纪传体断代史外，扩大了志书的范围是其重要内容，因《汉书》名为“书”，故将其中篇名“书”改称“志”。《汉书》中十志较《史记》八书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地理志》为《史记》所无，《艺文志》亦为新创。以后正史大多依《汉书》十志加以损益而成，从而形成中国史学史上的志书体。《汉书》中的内容及记述范围也较《史记》扩大了，尤其是对少数民族和邻国历史的记载均有其特色。

《史记》和《汉书》在文字、语言方面也各有特色，为中国史学上的两朵鲜丽的奇葩。反映了秦汉时代我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

除《史记》和《汉书》外，秦汉时代还出现许多史书，如荀悦按《春秋》《左传》体例，将《汉书》的内容，编为《汉纪》三十篇。会稽人赵晔编的《吴越春秋》、无名氏撰的《越绝书》开创了地方志的编写先例，在史学史上也应占有一定地位。《东观汉纪》为东汉政府陆续增修的官修史书，对后来各家修的《后汉书》提供了翔实的材料。本书第一章中已将有关史书作了详细介绍，故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