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书》所反映的秦人中下层的鬼神观 如果说哲学的概括所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社会中下层的意识又是怎样的模式呢？
不可否认，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思想，但是不能因此而无视社会的中、下层与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上层在思想意识方面必然存在的差别。不过，以往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只好略而不谈，或将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思想斗争（例如上述王充等反谶纬的斗争）夸大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实际上，社会的上层与中、下层思想的区别，不一定仅仅是“斗争”，它们只是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是各自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中发现的《日书》为我们提供了秦人中、下层社会情况的珍贵资料[356]，其中丰富的思想方面的资料，为我们研究秦人社会中下层的思想准备了十分可贵的根据。
根据这些资料：我们看到秦人迷信和“五行”的观念是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其鬼神观念则具有与统治思想所不同的特色：
（一）秦人的鬼神观表现为直观、质朴的特色。秦人对鬼神的认识，缺乏丰富的想象，其心目中的鬼神有浓厚的世俗气息，而超人的力量和怪异的浪漫主义色彩则比较薄弱，更没有赋予神作为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源泉的实体意义。这种特点不仅与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不同，与秦代统治阶级的观念也有所区别。
（二）与上述有关的是：秦人的鬼神观中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特点，在《日书》中可以看出，人们所关心的，不是礼乐的兴废，而是战争、灾荒、婚丧嫁娶、生死饮食、耕耘稼穑等，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生产的琐事，所谓吉、凶、祥、不祥、利、不利、殃、大殃、可、不可之类的占卜用的断语，其含义都是某日作某事对占问者的实际价值，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的意义。
上述两个特点从《日书》的全部内容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这里仅举数例，可反三隅。如关于神的功能：《日书》中的神虽也为人间的主宰，其意志不可违背，但它的作用多限于嫁女、娶妻、生子、日猎、饮食、歌乐等等。如简888反面：“甲子、午庚、辰、丁巳，不可取（娶）妻家（嫁）子”、简741：“夬无光，利以登高，饮食、猎四方壄（野）外”等。关于鬼的观念也有其独特之处，认为鬼虽能作祟害人，但它们的能量是很有限的，缺乏超人的力量和本领。所以，鬼的力量并不强大，鬼也并不可怕。人可用各种办法驱鬼。《日书》中记载的各种驱鬼的方法就有：
以桑心为杖，鬼来而击之，畏死矣。（简864反面—863反面）
以桃为弓，牡棘为矢，羽之鸡羽，见而射之，则已矣。（简869反面—868反面）
“以牡棘之剑刺之”，“以若便击之”。（同上）(www.xing528.com)
此外还有用药物，用火、水、土攻的办法，都可使鬼或伤、或亡、或逃走。总之，人是可以战胜鬼的。
总之，从秦简《日书》中反映出的鬼神观，可以窥见秦代（包括统一前后的秦）中下层思想的一个侧面，为秦汉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不过，因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目前尚在探索，在此仅提出看法，以质诸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道教的产生和流行 秦汉时代是道教产生和流行的时代。本书第十八章中曾对道教作过简单的介绍。这里仅做必要的补充。
关于道教的起源，史籍无明文记载。从散见于各古书中之零星资料，可以看出大约在西汉武帝时就已出现了道教最早的形态。《史记·封禅书》中有“方仙道”之称，当时的人们用“方仙道”来概括方术士的活动，同时“道士”这个名称也出现在汉武帝时代，《史记·封禅书》索隐引《汉武帝集》记载“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这里说的“道士”实际包括方士和道士两类。武帝时的“方仙道”也指的这两类。可见，当时道士和方士还很难区别开。不过，“方仙道”在当时已具有一些宗教性的特点，对以后道教的正式形成有很大影响，如李少君的“却老方”，用丹砂化黄金，食枣成仙等，为后来道教的外丹黄白、辟谷服食之术的前身，而武帝时的李少翁有所谓的“鬼神方”，能招致鬼神，厌胜辟恶，对后世道教的巫术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太一方”受到汉武帝的提倡，在甘泉立泰畤，三年一次，亲郊太一，成为定制。这对道教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西汉元帝以后，因经学的发展和公卿中儒臣辈起，方仙道被排摈，渐次衰落。但不久随着图谶内学的兴起，一些道士便以图谶求得统治者的青睐，于是部分道士便与图谶学汇合而进入东汉。在东汉初年有以各种名目出现的方术之士，如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见《后汉书·方术列传》序）等，其中不少就是西汉时方仙道的流派。自汉光武帝到顺、桓帝时，许多游方道士在各地传授道术，但尚无教派性的组织和联系。
自东汉桓帝时起，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出现了有组织、有道书、有宗祀信仰和简单仪式的道教。如本书十八章所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就是其中两支。此外，重要的还有张修的巫鬼道。张修约起于灵帝光和年间（178年至183年），在黄巾起义时也在蜀举兵。其他各支派当不在少数。只是历史上未留下详细记载，尚待进一步研究。自东汉以后，道教就正式成为我国流行的重要宗教之一，对此后的历史和文化均产生了较重要的影响。[357]
佛教的传来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由于阿什卡（Ashoka）国王皈依了佛教，从而使几乎全国人都成了教徒。西汉时，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国已经信奉佛教。东汉初年，佛教在统治阶级中间开始流传。如楚王刘英“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首先传来中国的，不是佛经，而是佛像，后来才有佛经的传译。
汉桓帝时西域安息人安世高和月氏人支娄迦谶是来到内地译经的最早的两人。安世高相传是安息国王子，于桓帝建和初（147年）来到洛阳，翻译佛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支娄迦谶于桓帝末（167年）来到洛阳，翻译佛经三部，十四卷（还有九部、十二卷是否支娄迦谶所译尚有疑问）。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应视为佛教在中国正式传播的标志。[358]
从上述译经的数量上看，安世高译的较多，支译的较少。安译的经属小乘上座部，支译则属大乘般若经。因此，在佛教初传入中国之时，小乘教是颇为流行的。按佛教所宣扬的教义，一般的可归结为下列几点：（一）宣扬“人死精神不灭”的“神不灭”（袁宏《后汉纪》）；（二）宣扬“因果”报应；（三）认为要“行善”“修道”为来世积福；（四）不杀生，专务清静。而小乘教上座部的教义，重点是讲“禅数”，提出戒、定、慧三学。戒是根本、定指“禅”，慧是了解“数”即“数法”。“禅”也有各种方法，一种叫“安般守意”（也译作“持息念”）“安”即吸气，“般”即出气，“持息”就是控制呼吸。“念”就是思念专一，专注一心。这种禅法要求有意识地控制呼吸，集中思想。由于方法很简单，所以此法在印度就很流行，而中国道家的吐纳，食气等养生之术也与之很相近，所以安世高有意识地介绍了小乘教的上座部，而这一教派的经典介绍到中国之后就很快地被接受开始流传起来（见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28-29页），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我国思想界和文化、艺术都有极大的影响，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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