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谶纬之学盛行与反思

董仲舒以后的统治思想，基本上是依照董仲舒所完成的儒学体系发展的。不过，到西汉末，尤其是在东汉时代这种儒学体系朝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谶纬之学的盛行，另一方面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反谶纬思想的出现，从而使儒学思想加入了新内容。

谶纬之学　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开始流行以至广泛传播于社会。

谶纬是董仲舒神学化儒学的恶性发展，其主要特点是用神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告吉凶祸福和治乱兴衰。这种隐语、预言往往以图书、符箓的形式出现，这类宣扬“天命”的作品，往往有图有文，所以称图谶。这种符箓、图谶早在秦汉以前就出现过，到汉武帝后又同神学化的儒学结合起来，即用宗教迷信的观点解释儒家的经典，因此称作“纬”。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穷财尽，国本动摇，统治阶级需要新的精神支柱，谶纬之学就发展起来。图谶往往成为地主阶级争权夺利的工具。如西汉王莽时“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就为王莽当摄皇帝制造了根据，堂而皇之的登上“摄皇帝”的御座，“符命之日，自此始矣”（《汉书·王莽传》）。后来，临淄亭长发现了一口新井，巴郡得到石牛，扶风得到石文。王莽就根据“天意”去掉“摄”字。后来，每有一种重要政治举动之前，都会出现图谶。王莽还专门派人颁发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说明汉德已亡，他自己所代表的土德应当兴起等等。刘秀起兵灭“新”也借助图谶和符命为自己大造舆论。当他最初还是一个普通的刘氏宗室时，李通给他看图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劝他起兵，打了三年，他属下劝他当皇帝，正在迟疑间，彊华从关中带回《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证明刘秀讨王莽是符合“天”意的，东汉政权建立后，对谶纬崇信更甚，各种纬书自王莽时代便应运而生[355]，到东汉初越发兴盛。这些纬书都是借演儒家《六经》之名，宣扬迷信思想，如《西狩获麟谶》《援神契》《录运法》《括地象》《稽曜钩》《帝览嬉》《皇参持》《闿苞受》《帝视萌》《运期受》《甄曜度》《灵准听》《洛罪级》《考河命》《准谶哲》等等，五花八门，十分神秘。

东汉是谶纬之学猖獗的时代，刘秀本人就熟读各种谶纬，用人施政都要以谶纬作根据，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也以谶纬来决定。对经典的解释也都是以谶纬为最后结论。这样，谶纬被奉为官方学问，被称为“内学”，儒学生徒均需记诵。政治、学术都弥漫着谶纬的妖风鬼气。

经学谶纬化的完成——“白虎观会议”根据东汉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章帝建初四年（79年），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经学讨论会——“白虎观会议”。这是一次使谶纬更加符合经学体系，又使经学更加谶纬化的活动。会议中章帝亲自主持，由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儒“共正经义”，讨论“五经同异”（《后汉书·章帝纪》）。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由班固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或简称《白虎通义》《白虎通》。

《白虎通》及白虎观会议把董仲舒所完成的儒学体系进一步神学化。所谓“正经义”，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用谶纬证儒家经典，一层是用官方意志证经学。这样，经过这次会议统一的五经解释，就成为具有权威性的法典。而这一用意是为维持和巩固统治秩序服务的，如“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等，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加以神圣化，使儒学的独尊地位通过政治权力最后确定下来。

对谶纬批判的思想家　当谶纬之学盛行之际，在思想界也出现了一些批判谶纬之学的学者。其中代表人物主要有桓谭和王充。(www.xing528.com)

桓谭（前40～32），生活于西汉末、东汉初，沛国相（安徽淮北市）人，著有《新论》，集中地代表了他的思想观点。他认为：谶记纬书均是“奇怪虚诞之事”，并非“仁义正道”，全不足凭信，惟一“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之政策。灾异变化是自然现象“无事而不然”（《新论·谴非篇》），因此不足以奇怪。他还认为精神不能脱离形体存在，譬如烛光和蜡烛的关系“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新论·形神篇》）。这种无神论的观点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在古代哲学史上具有很大意义。

另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是王充。

王充，字仲壬，会稽上虞（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建武三年（27年），死于和帝永元年间（约100年前后）。王充出身“细族孤门”，年幼家贫读不起书，经自学努力，终博览群书，成为学识渊博的学者。经30年的努力写作，成《论衡》一部，其中表达了反谶纬迷信、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

王充否认“天”有意志，认为天只是一种自然的存在，所谓的“灾异”无非是一些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这就同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感应”对立起来。因此，他批判了谶记纬书中所捏造的一些神怪故事，指出：没有什么天生具有“达视洞听之聪明”的圣人，更无人有“先知之见”（《论衡·实知篇》），人要获得知识，就要学习。人们通过感觉器官：耳、目、口、鼻与外界接触，获得知识。他还否认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说鬼、神观念“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也”（《论衡·订鬼篇》）。

王充和桓谭一样，是古代具有唯物论观点的思想家，其批判谶纬迷信的论著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应当指出：无论是桓谭还是王充，他们理论依据仍未超出儒学的范畴。因此，他们都是站在儒学立场上对董仲舒以后扩展起的神学目的论那部分内容进行批判，并没有反对整个儒学。所以，过多地强调王充、桓谭等人思想中反“儒”的作用，甚至把他们对谶纬的批判说成是“儒法斗争”，则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