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儒家与融合的哲学思想

一个时代的哲学、政治思想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统治阶级的思想又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秦汉时代的思想——特别是哲学、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极为重要地位。“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秦汉思想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了几乎同样的作用。”[353]

秦汉时代思想的特点是：以儒家为主吸收道、法、阴阳，而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和理论。但这种新思潮和理论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秦和两汉各个时代又表现为不同的特色。

秦代的思想特点　首先要说明：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固然同当时的政治措施是一致的，但二者不能等同。在研究秦代思想的时候更要注意这种关系。因为如果把二者混同，仅仅依据秦始皇“焚书坑儒”实行严刑峻法等等政治措施，就断定秦是法家思想独占，或称秦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显然是不全面的。

秦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的实践而不断取得胜利的。但是，取得成功后的秦，并没有在思想理论上完全采用法家思想，而是有意识地在法家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了各家——尤其是儒、道两家的思想理论。这种有意识地搞合流、统一，早在秦王朝建立前（即秦统一中国前）的十几年就开始了，重要的标志就是《吕氏春秋》的出现。《吕氏春秋》完成于公元前239年，是吕不韦招揽各派学者集体编撰的一部论集，其书“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历来被认为是“杂家”的代表作。“杂”正是百家汇合的产物，根据近年来学者研究的成果，多数人认为《吕氏春秋》的“杂”，并非主次不分，而是以儒家思想为实体骨干，用阴阳家的宇宙图式为构架，渗透着法家精神的哲学和政治方略。如《吕氏春秋》中强调：“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孝行》）这与儒家强调的“君子务本……孝悌者也，其为仁之本欤”（《论语》）之类很相似，应当视为儒家思想。但《吕氏春秋》中所强调的“孝”纯属功利的需要，是从人君统治角度出发的：“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孝行》）可见，《吕氏春秋》的“孝”又与《论语》中纯以伦理感情需要而强调的“孝”有所不同，它又渗透着法家的精神。也可以说《吕氏春秋》中的儒家思想是不同于孔子《论语》所代表的原始儒家的“新儒家”。至于《吕氏春秋》吸取的阴阳五行思想，则十分明显，其“十二纪”就是金、木、水、火、土，配以四时。这正是邹衍五行学说的具体运用，笔者在《秦史稿》中已有论述，不赘（参见《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324页）。

秦统一中国前夕，公元前238年秦国发生政变，秦始皇趁机锄掉吕不韦及其门客。历来学者都认为《吕氏春秋》中鼓吹的思想理论从此在秦绝迹，留下来的只有法家思想。但实际并非如此。《吕氏春秋》所开始的各种思想合流的趋势，在秦统一后并未停止，而有进一步发展。不过这时的合流是以法家为基础，吸收阴阳五行和儒家学说而进行的。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定统一后的各种制度时，“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显然是按照“五行”说制定的。[354]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可以看到十分明显的儒家思想，如“术（怵）悐之心，不可不长。以此为人君则鬼（鬼读为怀，怀柔之意），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兹（慈），为人子则孝”，“父兹（慈）子孝，政之本殹也”，“兹（慈）爱万姓”，“惠以聚之，宽以治之”，“宽裕忠信，和平毋怨”，“慈下勿凌”，“恭敬多让，宽以治之”，“有严不治”等等不胜枚举，这表明：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和实际的政治，并不像韩非的理论及秦始皇的实践那样极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各派思想合流的趋势（主要是法、儒、道即阴阳五行）并没有改变。

以道家统摄儒法的汉初思想特点　汉初70年实行“无为而治”，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在前面有关章节已详细论述。在此不拟重复。这里只需指出的是：汉初的黄老之学虽属道家，但这种道家也与先秦时代有所不同，其中已溶入儒、法的成分，西汉初年的陆贾、贾谊的言论中“仁义”“教化”“制礼作乐”的言词屡见不鲜，呈现出各种思想杂凑而合流的总特色。这一特色到《淮南子》的出现而达到一个阶段。这就是以道家面貌出现的新体系中，以阴阳五行为骨架而渗透着儒家思想的特征更为精细和内在。如在这部书中虽主张道家的“无为”，反对“有为”，但它反对的乃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活动，而对于耕田或者是行政则不必反对，它们像“水东流”一样“人必事焉”（《淮南子·修务训》），是应当做的。显然，儒学中积极入世的精神已渗透进《淮南子》中的道家体系。(www.xing528.com)

以儒为主的各家融合完成　到西汉武帝时，完成了自战国以来以儒家为主，按阴阳五行宇宙论配置而融合各家的建构体系，其标志就是董仲舒的理论出现。

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见《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中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特点是，在精神实质上继承了《吕氏春秋》开拓的方向，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其中特别是把阴阳家作骨骼的体系构架分外地突现出来，以阴阳五行（“天”）与王道政治（“人”）互相一致而彼此影响即“天人感应”作为理论轴心。从而完成了对传统的儒学改造，奠定了在此后两千余年风行不衰的“新”儒学的基础。

“天人理论”是董仲舒儒学理论的轴心，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天”是宇宙间最高主宰“存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语》）。但“天”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已不完全与先秦墨家的仅是人格神的“天”相同。而是天、地、人、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十大因素之一，这十大因素组合而成四时，五行从而结为一个整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这就是说：“天”是通过五行次序来显示它的性格和功能的，而五行的次序与人间的政治伦常、社会制度相配合：“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春秋繁露·四时之副》），“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不顺如叛，则命司徒诛其率正矣，故曰：金胜木。”“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使士众，则司马诛之，故曰火胜金。”……（《春秋繁露·五行相胜》）。这样，董仲舒就把君主的权力、社会的统治秩序与以“天”为中心的宇宙系统配合起来。根据这一理论：一方面皇帝是“天”的代表，高踞万民之上，另一方面又受着系统的制约。这就是说：用这一套宇宙系统论来说明统治秩序，一方面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又反对君主滥施权威，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如“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若“逆天”，自然界就会出现灾异，统治也会出现危机。这就给董仲舒及其信徒们用自然界中某些现象如日蚀、地震、水灾等作为“天”对人君的警告提出政见，准备了理论基础。

董仲舒援引《春秋》大一统的理论，为封建的统一制造理论根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根据这种理论加强皇权，强干弱枝的政策自然都是符合“天”意的了。在政治体制方面，董仲舒的理论中认为“天道”中包含着整个封建官僚体系：“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备矣。吾闻圣主所取仪，金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欤？”（《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在董仲舒理想中的官僚体系，就是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如本书第七章所述：董仲舒曾协助汉武帝建立汉代的政治—教育（“士—官僚”）系统，作为专制皇权的支柱。从此这种官僚体制成为代替从属血缘宗法社会的古代官僚体系。而为此后两千年沿袭的类似于近代的官僚系统（即具有职能分化，各有定规、执行权威、不讲情面等非人格的机器特征和理性模式）。

总之，董仲舒所完成的“新”体系，是把儒、法、道、阴阳五行构成一个系统，完成了自《吕氏春秋》以来的各家汇合。“如果说，《吕氏春秋》是用儒家精神变换了法家，《淮南鸿烈》是用儒家精神渗进了法家；那么董仲舒的特点就在于，相当自觉地用儒家精神改造了利用了阴阳家的宇宙系统。”这个体系的运用“在意识形态和科学文化两个方面都上升了一级，也为下一步魏晋本体论和宋明心性论作了理论上的足够储备”（李泽厚《秦汉思想简议》，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