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社会风气：歌舞之风及其影响

一个社会的风气，很难用几句话来概括。但通过一些侧面，也可窥见其一斑。

歌舞之风　我国先秦时期，歌舞之风已极盛[347]，而秦人又有歌舞的传统。所以，在秦汉时期，在社会上出现了不少类似歌舞团的组织，在宫廷内部养着各种各样的乐队供皇帝及皇室贵族欣赏享乐，也用于各种礼仪场合。在地主官僚的家内也有专门豢养“歌儿”“舞伎”者。《盐铁论·散不足篇》：“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民间也有由巫祝而组成的歌舞，杂技团“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盐铁论·散不足篇》）。自皇帝、贵族至平民百姓均喜以歌舞表达自己的感情：“嗟叹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礼记·乐记》）歌舞的传统，成为秦汉时人精神风貌的一个特点。

在秦代，宫廷内歌声舞影昼夜不绝，统治者不仅把歌舞做为满足耳目之欲的享乐，而且在求仙和祭祀时也离不开歌舞，如秦始皇祠水神，“乃与群臣作歌曰：‘洛阳之水，其色苍苍，祠祭大泽，倏忽南临，洛滨醊祷，色连三光。’”（《古今乐录》）。至于他听从方士劝“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前文已记叙。不仅统治者喜欢歌舞，广大劳动人民也用歌谣形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如前文举出的“生男慎勿举”的控诉秦始皇筑长城的“民歌”（《水经·河水注》）充分反映了劳动人民喜爱歌舞的传统。

汉陶乐舞俑

到汉代，歌舞之风仍有增无已：皇帝高兴时即高歌起舞，如刘邦称帝后回到故乡沛“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史记·高祖本纪》）。皇帝和后妃还一起歌舞，如刘邦欲以宠姬戚夫人之子为太子，被张良等所阻，“戚夫人泣，上（刘邦）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史记·留侯世家》）。王侯贵族也常以歌舞表达情感。如昭王时，燕王旦谋反败露，自知即将被捕……忧懑，置酒万载宫……王（刘旦）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发纷纷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汉书·武五子传》）此外，如项羽被围垓下，四面楚歌之时，与虞姬“悲歌忼慨”（《史记·项羽本纪》），江都王女细君出嫁匈奴，因昆莫年老，语言不通，悲愁而“自为作歌”（《汉书·西域传》）等史实已为人熟知，毋庸赘述。

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如此：他们的爱憎、喜怒常常以歌舞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汉初萧何、曹参为相，实行“无为而治”，“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史记·曹相国世家》）武帝时期卫子夫得宠，骄贵无比，“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史记·外戚世家》）。赵广汉为官廉正，死后“百姓追思，歌之至今”（《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东汉末，范冉遭党禁，穷居自若，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后汉书·独行列传》）此外，在秦汉史籍中常见到“天下歌之”“儿乃歌之”“民有作歌”“长安中歌之”“百姓歌之”“巷路为之歌”“闾里歌之”的字样，以及现存的汉乐府诗里，保留着大量的“街陌讴谣”，都表明秦汉时期的民众确有喜欢作歌的特点。

至于一般士大夫对歌舞的爱好也决不稍减。《汉书·儒林传》载“歌吹”之法，如淳注曰：“其学官自有此法，酒坐歌吹以相乐也。”似已成为制度，史籍中有关士大夫饮宴歌舞之记载几乎俯拾皆是：如《汉书·盖宽饶传》记长信少府檀长卿宴饮起舞，《汉书·游侠传》记陈遵在寡妇左阿君家“置酒歌讴”，“起舞跳梁”，《汉书·李广苏建传》记李陵置酒贺苏武归汉，起舞作歌。《后汉书·蔡邕列传》有五原太守王智为蔡邕饯行“起舞属邕”的记载，《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有张奂妻梦带奂印绶登楼而歌的记载等等，难以备举。表明士大夫阶层也同样喜欢歌舞。军队也不例外。他们常在得胜之际或杀人之后“前歌后舞”（《汉书·王莽传》上），“歌呼而还”（《后汉书·董卓列传》）。

汉说唱俑

当然，上述各阶层歌舞所表达的感情内容是不同的。贵族、地主、皇帝、王妃无非是慨叹个人命运，而民众之作则表述了纯朴、健康的情绪，精神境界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但就其喜欢歌舞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与歌舞的流行一样，秦汉时的杂技也很流行。当时社会上常见的杂技有角牴，即摔跤；乌获扛鼎，即举重；都卢寻橦，即头上戴的游戏；跳丸跳剑，这是一种类似跳舞的游戏。四川汉画像砖中有此游戏图。走索，类似今之走钢丝；鱼龙曼衍，吞刀吐火，这是后代变戏法的前身；还有戏车、马戏、侏儒、傀儡子等（参见谢国桢《西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22-146页）。秦汉时代还有其他许多文娱活动，如蹴鞠（即踢球）和弹棋，后者是前者变化而来，带有赌博的性质。还有投壶、六博和格五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娱生活反映了秦汉人的欢乐的风气。(www.xing528.com)

精神面貌　秦汉时代人们的精神面貌是积极进取。由于当时是封建社会建立初期，刚刚由诸侯割据称雄进入到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社会充满生机，时代潮流蓬勃向上。这种时代气息，反映在当时人们的主观意识上，就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这就构成秦汉时代社会风貌的显著特点。

秦汉时代，从皇帝、贵族，到士大夫、平民都有一股积极的进取精神。秦皇、汉武那种统一疆域，开拓领土的行动已经具体地表现了这种精神，自无需多论，而为人“庸耕”的陈胜，亦在躬耕垄亩之时早就胸怀“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终于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尽管陈胜、吴广的大志同秦皇、汉武的雄才大略具体内容、性质大不一样，但其积极进取欲作一番大事，不甘苟且的精神则是一致的。实际上，这是秦汉时代人们的普遍性格。武帝时主父偃宣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梁竦认为：“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后汉书·梁统列传》）东汉赵温不安于京兆丞微职，慨叹“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年仅15岁的陈蕃，也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后汉书·陈王列传》）凌云壮志。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他们在封建政权上升时期，从各方面施展自己才能，建立不同的业绩，而名垂后世。

汉鎏金竹节铜熏炉

那些不惧艰险，立功异域的将军、外交家、探险家卫青、霍去病、张骞、班超、班勇、傅介子、赵充国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持下建立功勋的。“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霍去病的这句豪言壮语，足以反映了上述人和那些无计其数的不知名的英雄们的精神状态。

勇于自荐，这是秦汉时代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重要反映。踊跃应召或主动自请负重任、历险境，成为一种风气，决非个别人的偶然举动。如张骞主动应召出使西域，马援自请击匈奴、乌桓，皇甫规上疏求奋效等不胜列举，尤其是年过六十的李广，还主动请求出征，并愿为前锋“先死单于”（《汉书·李广苏建传》），70岁高龄的赵充国，仍自请平羌乱，不甘苟且。所有这些都证明：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这种勇于自荐的精神使当时社会出现一批“自衒鬻者”即主动向政府自荐的人。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可见，这种人不在少数。不少人通过自荐，受到朝廷重视，为秦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做出贡献，如主父偃、朱买臣、东方朔、徐乐、严安、终军等都在各个领域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就是从那些被认为是“倾险浮薄之徒”（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公孙弘等》），没有任何建树的人身上，也可感到当时那种自告奋勇、敢于冒险、争取立功的时代气息。

普遍的尚武，也是这种积极进取精神的表现之一。秦汉时代，武士、军人固然必须习武，即使是文人学士也多谙熟骑射和击剑，如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就是“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史记·司马相如传》）。东方朔给武帝上书中自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汉书·东方朔传》）这虽是“高自称誉”的自夸之辞，但也可看出当时的人们把学“击剑”“兵法”与学“诗书”同样重视，许多文士自小就同时习武。而汉代岁举之孝廉，亦多先拜部中，经过一定军事训练，方任以其他职务。正因如此，有许多文臣亦常常率兵出战，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郑吉等。虽均是文臣，但皆非文弱书生，必要时则能率军作战，这种尚武的风气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积极进取精神。[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