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势力肆虐，秦汉史详解灾难与混战

东汉王朝对人民的血腥屠杀　黄巾起义后，东汉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像西汉初年的统治者那样，对人民做出一些让步，以缓和阶级矛盾，而是变本加厉地血腥屠杀人民。历史事实说明：当农民起义失败后，封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和起义群众，不仅有“让步”政策，也有“反攻倒算”，究竟采取哪种政策，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则。

东汉封建统治者对人民镇压和屠杀，首先从对起义失败后的群众开始。大批的革命群众被反动统治者的屠刀杀害。每次起义军的战败，都伴有血淋淋的屠杀。如张宝等在下曲阳失败后，十余万起义军被杀，其他各地也无不如此，史称“州郡所诛，一郡数千人”（《资治通鉴》灵帝中平元年），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就杀了几十万人之多，连张角的尸体，也受到剖棺戮尸，传首京师的惨无人道的毁坏。至于在战争中被杀的群众，更无法数计，如初平二年（191年）应劭率兵与黄巾战“前后斩首数千级”（《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这是极常见的。很多战役被杀的群众都是“死者数万”（《后汉书·刘虞公孙瓒陶谦列传》）。

更残酷的屠杀是那些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军阀实行的。他们在各地争夺土地，杀掠人民，还以各种名目屠杀无辜，如董卓捉到敌对军的士卒时，常“以布缠裹，倒立于地，热膏灌杀之”（《后汉书·董卓列传》）。董卓等嗜血成性，杀人如麻，本书后面还要记述，其他军阀也多如此。宦官作恶在黄巾起义后更有增无已，如灵帝时中常侍张让“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后，郎中张钧曾上书指出：黄巾起义的原因“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后汉书·宦者列传》）。这纸奏书被张让得知后，结果是“御史承让等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同上）。可见，宦官横行霸道毫无收敛。至于严酷的刑罚，在黄巾起义失败后被加诸广大人民身上，更是不在话下了。“斩之”，“夷三族”，“族之”的血淋淋记载，从桓帝以后突然增加，绝不是偶然的。东汉统治者疯狂地挥舞着屠刀，妄图用人民的鲜血延缓自身末日的来临。

赋役盘剥灾疫肆虐　黄巾起义后，东汉统治者并没有接受农民起义对他们的教训，反而加紧对人民的榨取，想方设法榨尽劳动人民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

就在黄巾主力被镇压的次年，东汉王朝政府就借口京城火灾，以修缮宫殿为名，普加天下田亩税“亩十钱”（《后汉书·灵帝纪》）。此外，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不可胜数，如“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后汉书·宦者列传》），这样层层加码，人民当然不胜其苦。又如中平四年（187年）灵帝卖官，竟连关内侯这一级也可出售，明码标价“钱五百万”（《后汉书·灵帝纪》）这些用钱买来的官吏，到任后不搜刮又何为呢？可见，从皇帝那里就鼓励官吏们贪赃枉法，剥削百姓的。

从公元2世纪20年代以来，中原流行着可怕的疾疫。[325]给人民带来更沉重的苦难，全家、全族、整个地区死于疾疫者史不绝书，如《续汉书·五行志》载“京师……民多病死，死有灭户，人人恐惧”。又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遭其灾”。魏陈思王说疫气云：“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可见，死于疾疫者绝不是少数人。天灾频仍，又是劳动人民另一大灾难。每一次天灾一来，就是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如献帝兴平元年（194年）“三辅大旱……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后汉书·献帝纪》）。有时统治者还假惺惺地实行一点“抚恤”救济，也常因官吏中饱而成为纯粹的骗局。[326]很明显：疾疫之所以特别猖獗，同统治者杀人和战争有很大关系，在东汉末年各路割据武装混战之中，常常是数县“皆屠之，鸡犬亦尽”（《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注引《曹瞒传》）。这些被杀的人，尸体抛入水中，有时竟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同上），有的就扔在路上：“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典论·自叙》）这么多腐烂的尸体怎么能不传染疾疫呢！至于因天灾而饿死的，也多由于政治的腐败已如上述。所以，归根到底，人民苦难的根源是封建统治的剥削、压榨和腐败的政治。(www.xing528.com)

人民流徙户口骤减　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灾难，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东汉末年许多地区荒无人烟，就是原来十分富庶的地方，在统治阶级混战之后，也变得荒凉不堪，如人口集中的黄河流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篇》）。历来极为富庶的关中，经过董卓的劫掠后“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三国志·魏书·董卓传》）。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没有人如何进行农业生产？所以，东汉末年经济空前萧条，生产凋敝，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如袁绍的军队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州里萧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英雄记》）。军队都这样缺粮，可见社会已匮乏得无可搜刮了。

在屠杀、疾疫、酷刑和饥饿下幸存下来的劳动人民，为求生存，也无法死守住荒凉、残破的乡里，只好以锋镝余生，奔走四方。因而，东汉末年出现人民大批流亡的现象。仅从黄巾起义后的有关记载中，就可以找到如下大规模流徙的事实：

从上表可以看出：东汉末年农民流徙的方向，大多数都是从中原地区流向边地。原来被认为是荒凉的，甚至是不毛之地，竟成为人民向往之地。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那里的封建统治较为薄弱，人们在那里尚能求得一息生存的可能而已。这种流徙的事实虽对于边境的开发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可想见其人民生活之惨状。

由于上述诸种原因，东汉末年中原人口锐减，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时，全国有户一千六十七万余，口五千六百四十八万余，至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仅剩下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余户，口一千六百十六万余口了。经过了一百多年，人口反而减少了三分之二。反映了经济残破的严重程度，以及大量的人口变为依附于豪族地主的无户籍者的事实。而这一切又同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的混战，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