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战斗的起义军：黄巾余部与贫苦农民举起义旗

黄巾军的主力虽在起义后的九个月就被镇压下去，但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并未在中平元年（184年）十一月结束。坚持在各地的黄巾军余部仍在进行着战斗，在广大地区又有许多贫苦农民纷纷举起义旗。他们在黄巾主力失败后的艰苦、险恶形势下，继续坚持同东汉政府斗争达二十余年之久。主要的有：

北方义军战旗高举　今河北、河南、山西一带的广大农民，以更加顽强的战斗回答了东汉政府军对黄巾起义主力的镇压：自中平二年（185年）起，这一带起义军战帜林立，名号繁多，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洪、司隶、缘城、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蝤等部。起义军大者二三万人，小者六七千人。他们在战斗中逐渐联合起来，并以黑山（今河南浚县西北）为根据地，号称“黑山军”，有众至百万。

黑山军的首领起初是博陵张牛角（即“青牛角”），张牛角死后，常山褚燕被推为帅，改名张燕。黑山军继续同政府军队及地方豪强武装斗争，使“朝廷不能讨”（《后汉书·皇甫嵩朱儁烈传》）。反动统治者无力镇压起义军，就变换手法，采用招降的策略，以“平难中郎将”的官位，和管理河北各山谷的权力，诱褚燕投降，经不住诱惑的褚燕终于投降了政府军。但更多的起义军将士并未动摇，他们在褚燕投降后，继续坚持战斗。后来才被袁绍、曹操等镇压而失败。

山西南部，有黄巾军余部郭太，于中平五年（188年）重整旗鼓。在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永固镇）率众起义，号称“白波军”，活动于太原、河东一带，力量发展到十万余人。成为北方起义军中的另一支主力。

青、徐黄巾军威震东方　在黄巾军奋战过的青、徐二州，“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黄巾主力被镇压后不久，起义军又飒然复起，活动于青、冀、徐、兖等地，把刚刚恢复的封建统治秩序重新打乱。光熹元年（189年）这部分黄巾军在张骁率领下进攻北海（郡治剧县，今山东昌乐西），将北海相孔融所率的政府军打得落花流水。孔融自己则被围困于都昌（今山东昌邑西）。后来在平原（今山东平原西南）的刘备救援下，才得逃命。

大败孔融军之后，青州黄巾军迅速发展至三十余万人。初平二年（191年）。他们由泰山向北进军，攻勃海（郡治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准备再入冀州境与黑山军会师。但在东光遭到公孙瓒的堵截，损失达十万人。于是，黄巾军又返回山东，至初平三年（192年）起义军又发展到一百多万人。他们于是年四月攻破兖州，杀任城相郑遂，又攻东平，杀兖州刺史刘岱，又在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击败曹操，杀死鲍信。但是不久曹操就利用青州黄巾军缺乏粮草的机会，连续向起义军进攻。十二月，青州黄巾军在济北（治卢县，今山东长清南）为曹操所败。但另一部青州黄巾军仍在坚持战斗，建安二年（197年）起义军击败琅邪（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市北）相萧建。建安十年（205年）又有徐和、司马俱率领的黄巾军进攻济南（治东平陵，今山东章丘西）、乐安（治临济，今山东高青东南）等郡，至建安十二年（207年）这里还有黄巾军活动。

益州黄巾的战绩　中平五年（188年）六月，益州黄巾复起。这支队伍，原来只有“疲役之民数千人”（《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但他们不畏强敌，在首领马相的率领下，先杀绵竹县令李升，又进攻雒城，杀刺史郗俭，并派兵直下蜀郡，一路势如破竹，取犍为。旬月之间，连克三郡，起义群众骤增至万数。马相自称天子，又令一支黄巾军攻巴郡，杀太守赵部。益州黄巾军的胜利，使统治者惊慌万状，而少数民族人民则配合起义进行武装斗争。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至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可见，黄巾军的胜利，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斗争也起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益州的黄巾军后被东汉王朝的益州从事贾龙率兵，联合地方豪强武装镇压下去。

汝南、扬州等地的黄巾　在汝南、颍川有好几支黄巾军活跃于东汉统治的中心地区。直到献帝建安元年（196年）这里还有何仪、刘辟、黄邵、何复等部“众各数万”（《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们“攻没郡县”（《后汉书·灵帝纪》）劫杀官吏。虽有时在官军逼迫下暂时放下武器，但一有机会又举起反旗，使东汉王朝束手无策。

扬州地区的黄巾军也不示弱，曾攻舒“焚烧城郭”（《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致使地方官吏胆战心惊。费出九牛二虎之力，才平定下去。不久又有戴风等领导的起义。统治者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斩首三千余级”（同上），“其余党辈原为平民，赋与佃器，使就农业”（同上）。从上述资料中可知，统治者所屠杀的无非都是贫苦农民，而仅被斩首的就有三千余级，“其余党辈”则绝不在少数了。

此外，在灵帝中平三年（186年）有江夏兵赵慈起义，杀死那个狡猾而顽固的南阳太守秦颉，攻破六县。中平四年（187年）二月，荥阳又出现起义军“数千人群起，攻烧郡县，杀中牟县令”（《后汉书·窦何列传》）。与此同时，南方的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后汉书·灵帝纪》）进攻桂阳。长沙人区星也“自称将军，众万余人”，于中平五年（188年）起义“攻围城邑”（《三国志·吴书·孙坚传》）。长沙、零陵、桂林等郡还有周朝、苏马领导的起义军；东南的吴郡有陈败、万秉统率的黄巾余部，下邳阙宣还“自称天子”（《三国志·魏书·陶谦传》）、长广县人管承“徒众三千余家”（《三国志·魏书·何夔传》）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

汉中张鲁政权的崛起　当信奉太平道的黄巾军在东方浴血奋战时，西部的五斗米道也举旗起义。

初平二年（191年）在汉中传播多年的五斗米道，以张鲁为首举行起义，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张鲁自号为“师君”，初入道的人称“鬼卒”，入道久的被任命为“祭酒”和“治头大祭酒”，处理信徒教众事务，统领部众。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云：(www.xing528.com)

（张）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

张鲁的政权实行着与封建政权完全不相同的制度：

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张鲁在汉中建立的政权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教人诚实不欺诈；

（二）不置官吏，由宗教首领处理教徒和民众的事务；

（三）置义舍，放置义米、肉，任人随意吃，但以腹饱为限；

（四）犯法者，准许改过，重犯三次者（三原）才行刑；

（五）有病者要向鬼神忏悔（自首其过），贪心者有鬼来惩罚（“若过多，鬼道辄病之”）。

显然这是一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政教合一的政权。这一政权实行的正是农民在封建重压下朝夕向往的平均主义。难怪这一政权受到“民夷”的拥护。以至“雄据巴、汉垂三十年”（《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成为割据一方的太平乐土。[324]直到二十多年后，这个政权才在历史上消失。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主力军失败后，更多的起义军坚持同封建政权进行着长期的战斗。经过黄巾军及其后继的起义军沉重打击，东汉王朝虽继续苟延残喘，但更加虚弱，在风雨飘摇中，等待着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