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长期准备与影响

公元184年爆发了彻底动摇东汉统治政权基础的黄巾大起义，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有组织的伟大行动。早在起义前，准备活动已在进行……

《太平经》的出现　黄巾起义的准备是和《太平经》、道教有密切关系的。

早在东汉顺帝时，有琅邪人宫崇向皇帝献其师干吉所藏的“神书”一百七十卷：《太平清领书》，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太平经》的道教最早的经典。这部书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每部十七卷。其内容“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后汉书·郎襄楷列传》）。是一部宣扬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类的迷信书。但是，宫崇将此书送上之后，却被朝廷认为是“妖妄不经”而被“收藏”（同上）起来。后来，在桓帝时，又有襄楷两次献此书。同样被朝廷以“不合明听”（同上）而拒绝承认其存在价值。

一部宣扬迷信的书，何以被人如此重视，以至有的人向朝廷一献再献，而皇帝又一再将其否决呢？

这是由于《太平清领书》中所包含的思想极为复杂。在这一百余卷的巨著中，既有辟谷食气，符诀神咒，鬼魂邪怪，求神成仙之类的迷信思想；也有一些改造社会的主张和太平社会的美好理想。如其中有“教其无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惧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伪，以虚为实，失其法，浮华投书，治事暴用刑罚，多邪文，无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第140页）。从这段话中显然可以引申出反对统治者严刑酷法的思想。在《太平清领书》中，还有很多主张财富平均的言论，其作者提出：“此财物乃天、地、中和之财”、“以共养人也”（《太平经合校》第247页、248页）。即财富应为天下人所共享用，这就为反对少数人独占财富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书中有大量的内容攻击统治者的贪婪和不劳而食，如说“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是人生六大罪之一，那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太平经合校》第246至247页）。又说“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使饥寒，负其先人之体”（同上）也是六大罪状之一。《太平清领书》中还有“人无贵贱，皆天所生”这一类的言论。这种言论，自然十分方便地引申出人人平等的主张。总之，由于这部书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又非一时完成。所以，思想内容相当庞杂：其中既有迷信、落后的方面，也有主张平均，反对剥削、压迫的积极方面。不过，《太平清领书》最初是在社会下层流传的，因此，它的内容更加接近农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愿望。正因为如此，东汉末年的人民群众和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它，只是前者希望它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后者则力图将它的影响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已。[323]

道教的传播《太平清领书》虽被汉代统治阶级斥为“妖妄不经”而予以否定，但以它为经典的道教则在东汉时代广为传播。关于道教的形成和演变，将在本书第二十章中叙述。这里仅说明与东汉末年农民起义有密切关系的两支道教组织“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活动情况：

信奉《太平经》的，主要是太平道，其创始人是巨鹿人张角。关于张角的身世，史籍上留下的记载很少。只知他是在宫崇献《太平清领书》被拒绝后得到此书的。他在广大的东方地区传道“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子弟，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他利用原始巫术的方法治病以传道，从科学的观点来看，这种用“符水咒说”治病的方法显然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但又何以“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呢？其原因有二：一是同其他宗教迷信一样，太平道有一套迷惑人的说法：“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引《典略》）原来是病自然而愈之就是“信道”，不愈者就是“不信道”。这当然无不灵验了。不过，这种说法并非太平道独有，一切宗教迷信的学说大都是如此。显然，东汉末年太平道得以广泛传播“百姓信向之”是另有原因的，那就是东汉末年统治阶级：皇室、贵族、外戚、宦官和一切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给人民群众造成的苦难。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人民备受压迫、剥削，生活在朝不保夕的危难之中，生不得温饱，病无力医治，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情况下，只好求助于这种原始的巫术，为自己精神上找到“廉价的慰藉”。而太平道所宣传的平均思想，又恰投其所需，因而太平道在东汉末年得到广泛传播，《太平经》的内容也因辗转宣扬，而愈来愈多了。《太平经》中的一些积极的因素，在太平道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深入人心。从而为东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的准备。

当东方地区太平道广泛传播之时，在巴蜀地区流行的“五斗米道”也成为一支力量颇强的宗教组织。“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亦作鹤鹄山，在今四川仁寿）。后吸收了西南地区某些原始宗教而创“五斗米道”。其传道特点是：凡入道者，皆“出五斗米”（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故有是称。“五斗米道”活动的地区主要在雍、益二州，根据地在汉中。其教义中的平均思想虽不如太平道明显，但也与其接近。所以，在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也很流行。

道教的传播，特别是其教义中朴素的平等观念，平均思想，深受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群众的拥护，成了农民和广大劳动人民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早在黄巾大起义之前，汉冲帝时，历阳华孟起义，自称黑帝。建和二年（148年），长平人陈景，自号黄帝子，南顿人管伯，自称真人。他们都是利用道教组织武装起义的。不过，这些起义因组织得不够严密，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太平经》和道教的长期流传，终于成为一支反对封建政权的潜在力量，其中张角的一支迅速地发展到足以同东汉王朝公开决战的程度。(www.xing528.com)

张角既以治病手段传布太平道，则这种半公开的活动在群众中得到很大的反响，贫苦农民“流移奔赴”，纷纷“繦负归之”（《后汉书·杨震列传》）。到灵帝熹平年间，太平道的发展已引起统治阶级极大的恐慌，熹平六年（177年）太尉杨赐曾为此事专门给灵帝上书。据《后汉书·杨震列传》记载：

（杨）赐时在司徒，召掾刘陶告曰：“张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且欲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何如？”陶对曰：“此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庙胜之术也。”赐遂上书言之。

从杨赐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太平道的发展，已经使统治阶级不敢贸然捕讨。只好采取分化的办法“以孤弱其党”，然后再对太平道的首领下毒手。不过，杨赐的毒计并未能实现。因为当时宦官专权，“党锢之祸”仍在继续，统治阶级内部正忙于争权夺利，没有多少人顾及到正在迅速发展的太平道。

就趁这样的大好时机，张角进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准备活动。早在此之前，他就派弟子八人，分赴各地以传道为名组织群众，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后汉书·皇甫嵩朱儁列传》）。在上述八州中已有数十万徒众。张角又将这数十万人按地区分编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犹将军。这样，太平道就成为一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同时，太平道还宣传：“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并“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同上）。

张角等提出的口号，是以道教的语言说出了农民阶级推翻封建政权的决心和斗争目标：所谓“苍天”，就是东汉统治；“黄天”就是农民阶级和其他下层群众。“黄天”要在“甲子”这年取“苍天”而代之，推翻东汉封建政权，天下才能从此太平。人民群众利用宗教的语言，喊出了自己的革命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一革命口号的提出并深入人心，并非朝夕之功。出土于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中的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刻字砖中，就有如下刻辞：

人谓壁作乐，作壁正独苦，却来却行壁，反是怒皇天。（《亳县曹操宗族墓葬》第30号墓砖刻辞，见《文物》1978年第8期）

王复汝使（或作我）作此大壁，径冤，（或作我）人不知也。但抟汝属，仓天乃死。（《亳县曹操宗族墓葬》第32号墓砖刻辞，见《文物》1978年第8期）

刻辞中对统治阶级大兴土木（“作壁”）提出抗议，并出现了“苍天乃死”的言辞。它表明，早在黄巾起义爆发的十多年前，起义的口号就逐渐深入人心了。

“甲子”年就是公元184年，太平道决定在这一年举行全面起义。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顺利地迅速进行着。广大贫苦农民暗下决心准备与压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决一死战。但是腐朽的东汉统治者还蒙在鼓里，虽然在灵帝光和六年（183年）有一些官吏已报告“张角支党不可胜计”（《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但更多的地方官吏出于“忌讳”而不肯如实向皇帝报告“莫肯公文”，那个昏庸的灵帝更是“殊不悟”（同上）。于是，起义准备顺利地进行，张角亲自到首都洛阳察看形势后，调大方马元义率荆、扬一带数万人，定期集中于邺（今河南安阳），接着又同京师太平道约定：于甲子年三月五日，在首都和全国同时起义。这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起义，基本布置就绪。满腔仇恨的广大农民同恶贯满盈的反动统治者的一场生死决战就要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