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深火热中的汉族人民生活情况直击

少数民族已被逼得铤而走险，汉族人民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法再继续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

惊人的贫富对比　东汉末年，在宦官集团的腐朽统治之下，地主阶级无止境地压榨人民，得到封建政府的支持。而腐败官僚、宦官、地主恶霸相互勾结，敲骨吸髓地剥削农民及其他广大劳动人民，从而使社会极少数人成为巨富，大多数人则贫苦穷困，无以为生。这种贫、富悬殊的对照，到桓帝、灵帝以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如前所述，东汉末有些地主家资至“三亿七千万”（《三辅决录》卷2），有的家中养“食客常三四百人”（《后汉书·逸民列传》）。尤其是那些盘踞于封建政权各要津的达官、显宦和居于专制权力顶端的皇帝，利用手中的权势而聚敛的财物更为惊人。灵帝时杨党，仅为一小小的长安县令，因其父为中常侍，就敢“恃势贪放”，被查出后竟“按得其臧千余万”（《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又如宦官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后汉书·杨震列传》）。“太中大夫盖升与帝有旧恩，前为南阳太守，臧数亿以上”（《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华阳国志》卷3《蜀志》），当个地方官竟能“富及十世”，其搜刮之多是不难想见的。灵帝时公开卖官，不少人以重金取得官位，如“太尉段颍、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徒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三国志》卷6《董卓传》注引《傅子》），“（曹）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后汉书·宦者列传》）。以“千万”甚至“亿万”钱买官，没有巨额的财富是不可能的，至于这些官僚、权贵、富商大贾豪奢的生活“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广占土地“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等自不在话下。

但正如王充所指出的“富家之商，必夺贫室之财”（《论衡·偶会篇》）。地主、官僚、富商的财物无非榨自广大劳动人民，富者愈富则贫者愈穷，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崔寔在《政论》中说得很深刻“故富者席余而日织，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其所以伤心腐藏，失生人之乐者，盖不可胜陈”（《全后汉文》卷46）。在残酷的剥削和天灾之下，人民早已食不果腹，而统治阶级仍在横征暴敛，淫欲无度。桓帝时，荀爽曾上疏痛切地指出：“臣窃闻后宫彩女五六千人，从官侍使复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禀粮，耗费缣帛，空竭府藏，征调增倍，十而税一，空赋不辜之民，以供无用之女，百姓穷困于外，阴阳隔塞于内。”（《后汉书·荀韩钟陈列传》）陈蕃在上桓帝疏中也指出：“又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彩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又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茹菽不足。而宫女积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纨，外戚私门，贪财受赂”（《后汉书·陈王列传》）。

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地剥削，使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桓帝时，刘陶上疏中疾呼：“窃见比年以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在这种极端困苦的生活中挣扎的，并非少数人。如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后汉书·桓帝纪》）。“（桓帝）时天下饥馑，帑藏虚尽”（《后汉书·张法腾冯度杨列传》）。在这种困境下的人民，冻饿而死已是常见的事，《后汉书·桓帝纪》载，“建和元年（147年）二月，荆、扬二州人多饿死”。延熹九年（166年）“三月癸巳，京师有火光转行，人相惊譟。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北方地区有的人民严冬无衣，卧草中取暖：“（桓帝时）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织绩，民冬月无衣，积细草而卧其中，见吏则衣草而出。”（崔寔《政论》）这哪里是“俗不知织绩”，分明是穷困所致。以五原严冬之酷寒，那些“衣草”的贫民不冻死而何待！在饥饿的驱迫下，人吃人的野蛮场面，不断地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古国大地上重演，《后汉书·桓帝纪》载：元嘉元年（151年）夏四月“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永寿元年（155年）“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灵帝时，盖勋“领汉阳太守。时人饥，相渔食”（《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就连夫妻也有相食、产子也有杀掉的：灵帝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后汉书·灵帝纪》）。“郑产为白土啬夫。汉末产子一岁则出口钱，民多不举。产乃令勿得杀子，口钱当代出，因名其乡曰‘更生乡’”（《零陵先贤传》）。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那些腐朽的统治者。(www.xing528.com)

暗无天日的社会　人民的贫困，根本来自封建政权的暴政。而东汉末年的暴政给人民带来的不只是贫困，还有更多的凌辱、欺压、折磨以至杀戮。这一切使生活于暗无天日的东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即使不被饿死，也无法生存下去。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载：“（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重封累职，倾动朝廷，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羽毛齿革、明珠南金之宝，殷满其室，富拟王府，势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人民只有顺从，俯首帖耳地任人宰割。贵戚、豪富以及贪官、污吏欺侮人民的手段不可枚举，如“自封君王侯贵戚豪富尤多有之，假举骄奢以作淫侈，高负千万，不肯偿责，小民守门号哭啼呼，曾无怵惕、惭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无行之人，传空引满，啁啾骂詈，昼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殴击责主，入于死亡，群盗攻剽、劫人无异”（《潜夫论·断讼》）。这些恶霸如狼似虎，有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后汉书·宦者列传》），有的“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后汉书·朱乐何列传》）。地方官吏更是为虎作伥，“刺史守相，率多怠慢，违背法律，废忽诏令，专情务利，不恤公事。细民冤结，无所控告……”（《潜夫论·三式》）。战争和繁重的赋税，加重了人民的苦难，“饥馑暴至，军旅卒发，横税弱人，割夺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万里悬之，首尾不救，徭役并起，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民转死于沟壑矣”（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总之，广大人民群众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之下，即使不被饿死，也无法生存下去了。

统治者的压榨、抢掠，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社会生产的严重破坏。愈来愈多的农民无法继续在本乡本土生活下去，社会上出现大批的“流民”。那些脱离土地的“流民”造成对东汉统治者的极大威胁，以至封建政府不得不屡次下令解决“流民”问题。[319]由于连年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及贵族地主的无度挥霍，社会财富丧失殆尽，连再生产的可能性也愈来愈小，东汉末年社会出现一片凋零的残破景象：“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后汉书·李陈庞陈桥列传》）。由于战争和灾荒，田中缺乏男劳动力，只有一些妇女在收获几颗可怜的粮食，桓帝时因有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人何在西击胡，吏买马，君具车，请为诸君鼓咙胡。”（《后汉书·五行志》）大批的壮丁被饿死、战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劳动力被无端消耗，生产停滞，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统治下，社会走到了绝境，不仅劳动人民无法活下去，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也毫无出路，整个国家在一群恶魔、淫棍、刽子手、白痴和人类的渣滓统治下，陷入无可缓解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