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全二册)：封建时代国内民族矛盾与政治关系

封建时代国内各民族的矛盾，犹如政治的晴雨表。当政治清明、统治稳定时，汉族统治者与被统治的少数民族关系就较为正常，和平则占主导；若政治腐败，统治昏暗，被统治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统治者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东汉末期的民族关系正是后面的一种情形。

羌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羌，这支古老而又勇敢的民族，对于东汉王朝的统治，始终表现出不驯服的姿态。随着桓、灵时统治的一天天腐朽、黑暗，羌族人民与东汉王朝的统治阶级矛盾逐渐发展为愈来愈频繁的战争。

史书所载，东汉末年连绵不断的“羌叛”，根本原因是东汉政府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和个别官吏暴虐统治所造成的。顺帝时，大将军梁商曾对并州刺史来机等三人说：“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恶，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况戎狄乎！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敌，忍其小过。”（《后汉书·西羌传》）从他所说的“无常法”“临事制宜”中可看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没有一套较稳定的政策，多是随着形势而变化。这样，执行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就与具体执行统治任务的官吏个人作风有极大的关系，而据史载：来机等恰恰是“天性虐刻”的残暴之徒，对梁商“防其大故，忍其小过”的告诫“不能从”，所以“到州之日，多所扰发”（《后汉书·西羌传》）。像来机这样的残暴官吏，在西汉末期“党锢之祸”以后比比皆是，因而，对羌人“多所扰发”的暴虐政策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了。

东汉统治者对羌人的暴虐政策，招致了羌人极大的仇恨，反叛东汉政府的斗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到桓帝以前，羌人大规模起义就有三次[318]。东汉政府为镇压羌人反抗在“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后汉书·西羌传》）。由于镇压羌人的战争，从而加深了士卒与将领，汉族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此后，羌人的反抗日甚一日。桓帝永寿元年（155年）第五访为护羌校尉，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民族政策“甚有威惠”使“西垂无事”（《后汉书·西羌传》）。但到延熹二年（159年）第五访死后，暂时缓和的矛盾复又激化起来，当年就有烧当羌攻陇右，延熹四年（161年）零吾、先零羌与上郡沈氐、牢姐诸种联合进攻并州、凉州及三辅地区，“覆没营坞，寇患转盛”（同上）。次年，沈氐诸种又进攻张掖，乌吾种进攻汉阳，滇那羌五六千人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民庐舍”（同上）。这些羌人的进攻，虽先后被段颍、皇甫规、孙羌等率兵镇压下去，但羌人反抗的烈火愈烧愈旺，直到东汉灭亡，终未熄灭。永康元年（167年），东羌岸尾等进攻三辅，当煎羌攻武威。中平元年（184年）当黄巾起义后，羌人爆发了东汉最后的一次大起义。这次起义从中平元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在金城、陇西、汉阴三郡相继展开，参加部族以金城的“义从羌”和陇西的先零羌为主，后又加入了湟中的“义从胡”。一部分汉人及汉族的官吏也参加了起义，使起义更具有阶级斗争的色彩。先头部队曾达到三辅的西部，成为东汉末年全国人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他少数民族的起义　除西羌以外，其他少数民族也在东汉末年纷纷起义。《后汉书·皇后纪》载：“时（顺帝末），杨、徐剧贼寇扰州郡，西羌、鲜卑及日南、蛮夷攻城暴掠，赋敛烦数，官民困竭。”可见，在东汉统治中心的东、南、西、北都响起了斗争的号角，出现了报警的烽烟。(www.xing528.com)

如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居风县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率蛮夷人起义，聚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儿式战死。占领日南，“众转强盛”有武装二万余人，起义军坚持到延熹三年（160年）才被交趾刺史夏方招降。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交趾、合浦乌浒蛮起义，联合九真、日南共数万人“攻没郡县”，至四年（181年）才被刺史朱儁镇压下去。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江夏蛮又叛，此后屡平屡叛，众至“十余万人，攻没四县，寇患累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像这类起义不胜枚举。

蛮夷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起义原因，同羌人一样，也多系由东汉政府的统治政策和个别官吏的残暴剥削所致。正如灵帝时汉中上计程包所说的那样：

（板楯蛮）其人勇猛，善于兵战。……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箠楚，过于奴虏，亦有嫁妻卖子，或乃至自刭割。虽陈冤州郡，而牧州不为通理。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苦赋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这是极为浅显的也是极为正确的道理，可惜的是一个腐败了的政权若连“选明能牧守”的能力都没有了的话，那么，它也无法改变目前严酷的现实。等待着它的，只有一条路——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