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党人被逮捕，震怒宦官集团，秦汉史揭开党锢之祸

以在朝部分官吏，在野士大夫及太学生、郡国生徒为一方，以宦官集团及其爪牙为另一方的搏斗，在桓、灵帝及其以后的时期，愈演愈烈（部分外戚也感到宦官集团的威胁，而站到“党人”一方），出现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场面。

宦官同“党人”的生死搏斗　以李膺、陈蕃为首领的官僚、士大夫及太学生郡国生徒的“党人”集团，在桓帝延熹年间（158年至167年）已经实际形成。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治集团，利用在朝的地位相互声援，利用在野的形势大造舆论，对宦官集团成为极大的钳制力量。而宦官集团虽无多少政治远见，亦无大造舆论之本领，却上能左右皇帝，下能控制衙署，爪牙遍布全国，走狗充斥朝野，拥有实权，这样，双方的生死搏斗就不可避免了。

延熹五年（162年）杨秉为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后汉书·杨震列传》），杨秉与司空周景联合上书，要求将宦官的爪牙从各级官位上驱逐下去，得到桓帝的支持，“于是秉条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諠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同上）。延熹八年（165年）杨秉又参奏中常侍侯览之弟、益州刺史侯参“累有臧罪，暴虐一州”（同上），使侯参“惶恐”而自杀。因此事而连及炙手可热的宦官侯览及具瑗，杨秉又进一步参奏这两个权宦，指出“臣案国旧典，宦竖之官，本在给使省闼，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其阿谀取容者，则因公褒举，以报私惠；有忤逆于心者，必求事中伤，肆其凶忿”（同上）。要求削夺侯览及具瑗权力，“帝不得已，竟免览官，而削瑗国”（同上）。侯览、具瑗的权势虽被削夺，但并不能说明“党人”的胜利。不久，河南尹李膺、大司农刘祐、廷尉冯绲就因与宦官集团为敌，被中常侍苏康、管霸等陷害，以“忤旨”而“为之抵罪”（《后汉书·陈王列传》）。太尉陈蕃则极力为李膺辩护“请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诚辞恳切。”但仍得不到宽赦，“帝不听”（同上）。

在各地，双方的斗争也呈拉锯状态：南阳太守成瑨与其属下之功曹，诛杀了一个与宦官勾结“乘执犯法”的“大猾”张氾。被宦官“怨恚”，竟奏请皇帝将成瑨“弃市”，太原太守刘，也因诛杀了一个“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被宦官奏请“弃市”。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财产，宦官徐璜之侄徐宣为下邳令，竟因求太守李暠之女而将其女射杀而死，东海相黄浮则将徐宣一门老幼处死，并将徐宣本人弃市。但翟超、黄浮却因此而被刑“并坐髡钳，输作左校”（《后汉书·陈王列传》），太尉陈蕃起而为成瑨、刘、翟超、黄浮等请命，但“帝得奏愈怒，竟无所纳，朝廷众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弥甚，选举奏议，辄以中诏谴却，长吏以下多至抵罪”（同上）。这次斗争，虽因陈蕃是“名臣”而“不敢加害”，但“知名当时”的刘、成瑨等“皆死于狱中”（同上），很明显，由于宦官的地位，形势对“党人”是极为不利的。

遍及全国的“党人”之狱　握有实权的宦官终于在延熹九年（166年）开始向“党人”凶猛地反扑了。(www.xing528.com)

河内人张成，是个与宦官交结的方伎，“善说风角，推占当赦”（《后汉书·党锢列传》）因而故意令子杀人。当任河南尹的李膺将其逮捕后，果然遇赦，获免。李膺“愈怀愤疾”，不顾赦令，竟将其杀死。这实际是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自不肯善罢甘休，就唆使张成弟子牢脩上书，控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后汉书·党锢列传》）。早已被宦官集团控制的桓帝表示“震怒”，下诏逮捕“党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逮捕就在全国各地展开了。

这次所要逮捕的“党人”，“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是件大案，须经三府签署。但太尉陈蕃拒绝平署，桓帝愈怒，遂下诏将李膺下狱拷问，辞所连及杜密、陈翔、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有的“党人”闻风逃遁，朝廷悬重金购募，派出执行大逮捕任务的使者相望于道，全国一片恐怖气氛。皇帝诏令所到之处，官吏为报命邀功，乱捕无辜，髡笞掾吏，被刑讯迫供之“党人”，钩连所及，有一州至百数者。钩党之称至此而流行。

在大逮捕中，有许多“党人”表现出英勇的气概，陈寔闻被捕者日众，自往请囚，宣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度辽将军皇甫规见被捕“党人”皆天下名贤，耻自己未能被列入，而上书自称“附党”，要求朝廷收捕。陈蕃不断上书极谏，终被皇帝策免而丢官。永康元年（167年）五月，陈蕃被罢官后，朝廷上再无人为“党人”说情，太学生贾彪主动入洛阳鼓动外戚、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等上疏。由于窦武、霍谞等有力之近臣请求，即将离开人世的桓帝才“意稍解”。令中常侍王甫至狱中提审范滂讯问：“卿更相拔举，迭为唇齿”，“其意如何？”滂乃慨然答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后汉书·党锢列传》）这种精神，连王甫也为之感动“乃得并解桎梏”（同上）。后来，被审讯的李膺供辞中多连及宦官子弟，使得宦官也有所顾忌，连忙请求“赦”党人。于是，在永康元年桓帝下诏，大赦天下，放党人二百余皆归田里，但其名皆书于三府，禁锢终身，永远不得为仕。从此，“党人”虽被赦免，但朝野正直之士被废放，邪佞之流气焰益愈嚣张。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