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政治行动反对外戚宦官

“党人”反对外戚宦官并没有停留在“清议”上，而由对政治的抨击发展到政治行动。

太学生的二次政治请愿　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被命为冀州刺史。穆，字公叔，顺帝末，曾为大将军梁冀典兵事，后见梁冀骄暴不悛，乃上奏劝谏，甚有威名，任冀州刺史后，拒绝州中前来拜见的权宦中常侍，贪官污吏有闻其名而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当时，正值天灾，黄河泛滥为患“漂害人庶数十万户，百姓荒馑，流移道路”（《后汉书·朱乐何列传》）而宦官奢侈，放纵如故，有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冀州境内安平。违法越制造璵璠、王匣（即金缕玉衣），偶人为葬具及陪葬品。朱穆闻之，下令查处。“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同上）朱穆对赵忠的打击，触扰了宦官集团，桓帝在左右宦官的唆使下，将穆撤职，输作左校服劳役。这是宦官集团对“清流”官僚的镇压，此事在太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联合起来，到皇宫门前请愿。刘陶，字子奇，一名律，颍川颍阴人，虽为济北贞王刘勃之后，但“为人居简，不修小节。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贵不求合；情趣苟同，贫贱不易意”，故在太学中“以雅德知名”（《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在太学生中有较高的名声，遂能联合数千人同时行动。这些太学生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为朱穆鸣不平，痛斥权宦的罪恶，慷慨激昂，是一篇有名的奏章：

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谪，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嗡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后汉书·朱乐何列传》）

这篇奏章中说的“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成为历代形容权宦专断的名句。由于刘陶等太学生的奏书，更主要的是因数千太学生的一致行动，使得桓帝不得不改变对朱穆的处置，终于“赦之”了事。使这次政治请愿活动取得胜利。

延熹五年（162年）太学生又举行了另一次请愿活动，这是因皇甫规案而引起的。皇甫规，字明威，安定朝那人，平西羌有功，冲、质帝时，在举贤良方正的对策中，曾对外戚梁冀有所指斥，并提出“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舟者也，将军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毕力，以度元元，所谓福也。如其怠弛，将沦波涛”（《后汉书·皇甫规张段列传》）的警句。可见其为有远见之士，由于皇甫对梁冀有所讥刺，使冀对规深为怀恨，“几陷死者再三”（《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但皆未得逞。规为官始终不畏权贵，并无情地打击依恃宦官的恶吏，豪强“恶绝宦官，不与交通”（同上）从而得罪宦官集团。延熹五年，征拜议郎，因平羌乱有功当封。由于拒绝了中常侍徐璜、左悺的索贿，被徐璜等陷害无端入狱，也被论输左校。对这一冤狱，太学生张凤等联络公正的士大夫“诸公”三百余人，至皇宫门前请愿。终于使皇甫规获得释放。（《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太学生的联合行动，又一次取得胜利。

打击宦官势力的官吏　在太学生举行政治请愿的同时，一部分清明正直的官吏，在各地、用各种方式对宦官集团及其爪牙进行了大胆地打击。

如桓帝即位初期，就有白马令李云露布上书，公开指斥当时在中常侍单超等五宦官把持下的朝廷“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乎”（《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这一奏疏触犯了宦官的忌讳。结果，李云被捕下狱，而李云下狱后，弘农五官掾杜众竟上书愿与云同日死，大鸿胪陈蕃又上疏称云“忠国”，并说“今日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同上），直将桓帝喻为殷纣王。太常杨秉、洛阳市长沐茂、郎中上官资皆上书为李云说情。最后，李云虽终未赦免，但由此事可看出包括李云在内的一些官吏反对宦官的勇气。范晔曾这样评论此事：“李云草茅之生，不识失身之义，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于诛死而不顾，斯岂古之狂也！”（《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论）“露布”即不加封之奏书，其作用类似今之所谓大字报，使所书之内容为众人周知。李云竟敢于将宦官专权之恶迹书之于“露布”，而杜众、陈蕃等又敢为其说情，其气节是值得敬佩的。(www.xing528.com)

更多的正直官吏在地方上，依法惩治宦官及其爪牙，从而成为给宦官集团以沉重打击的力量之一。如北海相杜密“为人沈质，少有厉俗志”早年虽为圆滑的老官僚胡广所拔举，但与胡广作风迥异，为官时“其宦官子弟为令长有奸恶者，辄捕案之”与李膺齐名，后被人誉为“李杜”（《后汉书·党锢列传》）比至顺帝时，被梁冀害死之名臣有李固、杜乔，以及上述的李云、杜众。又如刘祐任扬州刺史时，举奏大将军梁冀从弟梁旻犯罪，致使其伏法。任河东太守时，县中多宦官子弟，“百姓患之”，但刘祐则不留情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声名大震，后迁为河南尹，转司隶校尉“时权贵子弟罢州郡还入京师者，每至界首，辄改易舆服，隐匿财宝”（《后汉书·党锢列传》）其威名使权宦畏惧。[317]又如魏朗任彭城令时，大胆地举奏宦官子弟为国相而胡作非为者。蔡衍，为冀州刺史时，断然拒绝宦官、中常侍具瑗的请托，又将中常侍曹腾之弟曹鼎治赃治罪。羊陟为尚书令时，上书奏请罢除与宦官相姻私、公行货赂的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等权臣。上疏虽未奏准，但其“禁制豪右”之名使“京师惮之”（《后汉书·党锢列传》）。

在这些同宦官斗争的官吏中，以陈蕃、范滂、成瑨以及李膺、张俭、岑晊等为最著名，而其中李膺和陈蕃则成为他们的实际领袖。李膺，颍川襄城人，出身于衣冠望族，祖父脩，在安帝时曾任太尉。父益，曾任赵国相。但李膺本人“性简亢，无所交接”，早有威廉之名。家居教授生徒时，南阳樊陵求为门徒，膺以其行为卑劣拒而不受，后陵果以阿附宦官，而致太尉，为节志者所羞。因此，士人常因得御于李膺为荣。为河南尹时，将与宦官勾结的宛陵大姓羊元群逮捕，欲按其臧（赃）罪。因元群向宦官行贿，反将李膺治罪而输入左校。任司隶校尉时，竟将专横一时的权宦张让之弟、野王令张朔处死。此案竟连皇帝也出面说情，被李膺义正辞严地驳回。《后汉书·党锢列传》对此事经过有极生动的记载：

（李膺）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臧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让诉冤于帝，诏膺入殿，御亲临轩，诘以不先请便加诛辟之意。膺对曰：“昔晋文公执卫成公归于京师，《春秋》是焉。《礼》云公族有罪，虽曰宥之，有司执宪不从。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一旬，私惧以稽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帝无复言，顾谓让曰：“此汝弟之罪，司隶何愆？”乃遣出之。

就连皇帝也无法为罪恶昭彰的张让亲属讲情，其他宦官更不得不暂时收敛了：“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后汉书·党锢列传》）正因为李膺敢于同权宦斗争，所以“声名自高”，士大夫皆以能与其接交为荣“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同上），由此，可见李膺在士大夫中威望之高，也可窥知士人、知识分子与其相互标榜之势。

汝南平舆人陈蕃与李膺齐名，李膺为青州刺史时，“名有威政，属城闻风，皆自引去，蕃独以清绩留”（《后汉书·陈王列传》），后因拒绝大将军梁冀请托，笞杀梁冀派来求谒之使者，而被贬官。后迁为大鸿胪，又曾因上疏救李云，被罢官。复官后又多次上疏指斥宦官罪恶，替被宦官集团诬陷的官吏申冤，为李膺的冤狱鸣不平，从而成为同宦官集团斗争的“党人”又一领袖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