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政治反对派的崛起

在外戚、宦官腐败统治下，统治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要求改革政治，反对外戚宦官专权，形成政治上的反对派。这派势力是逐步形成的：最初，只是个别或少数在朝官僚反对外戚和宦官的行动，到桓、灵帝时期，一部分朝廷上的官僚与在野的士大夫、太学生和郡国生徒联合，形成一股反对外戚宦官的政治势力，最终酿成血肉狼藉的“党锢之祸”。

顺帝以前的反对派　在顺帝（126年至144年）以前，朝廷中就出现一些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官僚。这时，他们的行动虽是个别的，尚未形成一股势力，但其政治上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

早在和帝初年，窦太后临朝，窦宪一门专权时，司徒袁安及司空任隗就曾上奏：车骑将军窦宪“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向窦太后告窦宪的状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太后不听，众皆为之危惧”，但袁安并不畏缩“至免冠朝堂固争者十上”，“正色自若”（同上）。他们对于骄纵不法、朋比为奸“赋敛吏人，更相赂遗”（同上）的窦宪、窦景兄弟的爪牙给以严厉打击，采取措施“贬秩免官者四十余人”。虽然窦氏对其恨之入骨，但亦无可奈何，因“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同上）。后来窦氏失败，虽非由于袁安等反对的结果，但其行为堪称东汉末年反对外戚宦官专权斗争的先驱。至和帝死后，邓太后擅政时，又出现杜根、周章反对外戚专权、甚至密谋废太后之举，已如前述（见本章第一节）。此后，随着外戚宦官的政治统治日趋腐朽，朝廷上的反对派则不断出现。如上一节所述的杨震、李固等皆是其中突出者。这个时期，在官吏中间“清”“浊”之分已比较明显，那些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官吏，自命为“清流”，而斥“依倚近倖奸佞之人”为“浊流”。双方的斗争一天比一天尖锐。汉安帝元年（142年）东汉政府派遣杜乔等八位特使分行州县“徇行风俗”，监察各地吏治；八人中年纪最轻、官位最微的张纲，却在受命之后“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表示不愿去搞什么“徇行风俗”的表面文章，扬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316]，他认为外戚专权，贪赃枉法，横暴恣肆，鱼肉百姓是国家大患，并毫无顾忌地指出：他所说的豺狼，就是指当朝的外戚梁冀、梁不疑兄弟。在列举其专权纳贿、结党营私等罪恶后，得出结论是“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张纲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梁冀对其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只是陷害张纲的阴谋终未得逞。

自袁安至张纲，朝廷上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官吏虽已有“清流”之称，但他们的行动尚属个人的，相互间也没有联系，实际并未形成真正的党派势力。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愤懑　外戚宦官专朝政，士大夫必然退回田里。自顺帝时，就有不少士大夫因不满政治腐败而相率毁裂冠带，避祸深山，至桓、灵帝时期，在外戚宦官把持下的朝政更加黑暗，除给广大劳动人民造成越发沉重的苦难外，又因卖官鬻爵，选举不实及权宦、贵戚控制从中央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府，堵塞了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从而引起太学生、郡国生徒以及士大夫的极大愤懑。

《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载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本来，自西汉以来实行的选官制度，给在野的士大夫和太学生、郡国生徒等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敞开了大门，但自外戚宦官把持朝政以来，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不能按正常途径进入政治舞台，盘踞要津的则多是那些依靠裙带关系，凭借财产和请托权门而成为要员的无能之辈，无耻之徒。据记载：“桓灵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奸臣，网漏防溃，风颓教沮。抑清德而扬谄媚，退履道而进多财。力竞成俗，苟得无耻。或输自售之宝，或要人之书；或父兄显贵，望门而辟命……”时谚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2《审举》）。反映了当时官吏的素质低劣和选官制度之混乱，而对政治及自己前途特别敏感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则强烈不满，他们议论政治，品评人物，对外戚宦官进行猛烈攻击。

于是，朝廷上的“清流”官僚，和在野的士大夫，太学生，郡国生徒这些知识分子就联合起来形成了外戚宦官专权的反对派。(www.xing528.com)

太学与“清议”“清流”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等对外戚宦官控制的腐朽政治抨击，最主要的基地是知识分子聚集之地——太学，最主要的手段则是“清议”。

东汉桓帝时，太学生已有三万余人，其中以郭太和贾彪为首领。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家世贫贱”，“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后入洛阳太学，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名震京师”（同上）。贾彪字伟节，颍川定陵人“少游京师，志节慷慨”（《后汉书·党锢列传》）。郭太、贾彪等人把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宦官，他们在太学中进行反对当时腐朽、黑暗政治的宣传、鼓动，大造舆论。同时又从社会上吸引一些出身下层的子弟，以扩大太学阵容，如农夫出身的陈留（郡治今河南开封市东南）茅容，小贩出身的巨鹿孟敏，油漆工人出身的陈留申屠蟠，厮役出身的鄢陵庾乘等，皆因学有所成而为郭太援引，进入太学。此外，由他们援引而进入太学的，还有不少自学成才的屠沽卒伍之士，引车贩浆之流。这样，太学就成为郭太等一批具有正义感的、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政治活动的中心。

“清议”是抨击当时腐朽政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党人制造舆论的重要手段。对于朝廷施政的臧否、官吏人品的高低，以及吏治的清浊，这些知识分子们都指摘评论，相互呼应，而这种“清议”往往又传为乡谣，至广为播扬。如桓帝即位前为蠡吾侯时，曾经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后，擢周福为尚书。周福只因曾为帝师无其他建树而官至高位。时同郡之河南尹房植则素有盛名，于是对上述二人就有“清议”出现，后传为乡谚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伯武即房植，被誉为“天下规矩”，意在褒其道德人品高洁，周仲进即周福，被称为“因师获印”，暗讥其庸碌无能，只因侥幸为帝师而得官。从此之后“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后汉书·党锢列传》）。

这种以谣谚方式出现的评论，正是“清议”的结果。表示了世人对政治及官吏人品的看法，而有些谣谚编造得相当形象生动，就更扩大了这种舆论在社会中的影响。如汝南太守宗资“署范滂为功曹，委任政事，推功于滂，不伐其美。任善之名，闻于海内”（《后汉书·党锢列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而南阳太守成瑨，则委重任于功曹岑晊。岑晊以功曹之任，代行太守之劳的功绩，又表彰了宗资和成瑨的善任，显然出自士人之口。诸如此类的“党人之议”，逐渐使太学生与一部分“清流”官僚结合在一起，于是互为推重，更相标榜，终于结为党人，如太学生郭太与河南尹李膺“相友善”，李膺还“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与太尉陈蕃、尚书王畅等皆有“清方公正”之名。于是太学生中就传出“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之语。李元礼即李膺，“天下楷模”言其品德高尚，陈仲举即陈蕃，“不畏强御”言其为官正直、清廉，不巴结权贵。据《后汉书·陈王列传》载：蕃为太守时“大将军梁冀威震天下，时遣书诣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求谒，蕃怒，笞杀之”。因此而丢官，被撤职降为县令，但此后陈蕃对权贵仍未俯就。王叔茂即王畅，“俊秀”亦言其“严明”“公正”（《后汉书·张王种陈列传》）。据载：“畅字叔茂。少以清实为称。”为渔阳太守时，“所在以严明为称”，为南阳太守时“下车奋厉威猛，其豪党有衅秽者，莫不纠发。会赦，事得散。畅追恨之，更为设法，诸受臧（赃）二千万以上不自首实者，尽入财物；若其隐伏，使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豪右大震”（同上）。由此可见，诸生对官僚评论，虽不免有相互标榜之处，但所称道的官僚大多是敢于同地方豪强或外戚宦官等恶势力斗争的正直之士，这也是不能否认的。这种“清议”虽对改善吏治不会起到什么根本作用，但因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而对官僚贵族权宦、佞幸有一定的威胁，因而“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后汉书·党锢列传》）。

随着外戚宦官的权势日炽，部分清正官僚及在野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攻击也愈加激烈，在桓、灵时期，形成当权的腐朽势力同不当权的党人间公开对立。两者的斗争终于白热化而最后导致“党锢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