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二顺帝至桓帝时的宦官与外戚》

东汉中期以后宦官、外戚交替擅权的历史，如果把从和帝后邓氏到安帝后阎氏，外戚—宦官—外戚专政视为第一个循环的话，那么，从顺帝（126年至144年）经冲帝（144年至145年）、质帝（145年至146年）到桓帝（147年至166年）这40年间的外戚、宦官斗争，即可视为第二个循环。比起第一个循环来，第二个循环斗争得更加激烈，而双方对政治的危害都较前者为大，从而加深了东汉政权的危机。

宦官孙程等拥立顺帝　少帝被扶上帝位二百余天就“疾笃”而病入膏肓。洞悉宫内实情者均预见到将要发生的变故，便纷纷给专权的阎显献策：宦官江京对显说“北乡侯（即少帝）病不解，国嗣宜时有定”，由谁来继帝位呢？江京认为：原皇子保本应继帝位，但因阎氏将其废为济阴王“今若立之，后必当怨”所以主张另外“征诸王子”选择更易于操纵的王子继位。对此“显以为然”（《后汉书·皇后纪》）并准备征济北、河间二王之子来京以供选用。而被阎显辟为吏的崔瑗则认为：不如早日废掉少帝主动立济阴王，则可保住阎氏之权位。不过，这种主张尚未来得及当面向整日饮酒昏醉的阎显陈述，延光四年（125年）十月二十七日少帝就已死掉。政变亦即随之发生。

发动政变的是以孙程为首的宦官。孙程原为安帝时中黄门、给事长乐官。当少帝病危时他即与被废的皇子济阴王谒者长兴渠合谋：消灭江京、阎显，扶济阴王为帝。参与其事的还有宦官、中黄门王康、太官丞王国等。在少帝死后，趁阎显等征诸王子尚未至京时，十一月二日，孙程即与王康等十八人截单衣为誓，实行政变。四日夜，程等突然执兵出现在江京等所在的章台门内，并将其斩首。同时胁迫权宦李闰共迎济阴王继帝位，是为顺帝。

此时阎氏兄弟虽握有兵权，但皆为无能庸懦之辈：卫尉阎景被孙程派兵生擒，当夜即死于狱中，骄横一时的阎显闻变后“忧迫不知所为”（《后汉书·宦者列传》），也被轻而易举地捕捉入狱。一场宫廷政变就如此迅速地成功了。

11岁的顺帝刘保封孙程等为侯[304]，并赐以车马金银钱帛等。孙程还擢拜骑都尉。朝政又从阎氏外戚转入到宦官手中。在此期间宦官势力比前一阶段又大为膨胀。孙程临死前请求将封国传给其弟。顺帝立即照办，并封孙程养子寿为浮阳侯，开宦官养子袭侯之恶例。永建四年（129年）竟下诏“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定著乎令”（《后汉书·宦官列传》）成为定制，被封侯的宦官黄龙、杨佗等还同顺帝阿母山阳君宋娥更相贿赂，为人求高官增邑。朝政之混乱，更甚于阎氏外戚专权之时。

梁氏外戚势力发展　宦官擅权给东汉吏治造成的混乱，首先引起“清”流官僚士大夫的反对。永建（126年至131年）初年，被尚书仆射荐于朝廷的左雄就上疏，痛陈当时的弊政“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指出地方官吏“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并明确要求以“儒生清白任从政者”代替那些贪官污吏。但左雄的主张因“宦竖擅权，终不能用”（《后汉书·左周黄列传》）。阳嘉二年（133年）李固上疏请去外戚、宦官之权：“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罢退宦官，去其权重”（《后汉书·李杜列传》）。这里，李固虽外戚、宦官并举，而其重点则指斥宦官。因为在他看来，所谓“无功小人，皆有官爵”的原因主要在于宦官“秉威权，容请托”（同上）之故。所以，这一派官僚士大夫多企图依靠外戚以对抗宦官。

而顺帝时足以与宦官势力对抗的外戚只有梁氏。顺帝的皇后梁妠为梁商之女，梁氏为东汉开国元勋梁统之后，和帝生母梁贵人皆出其门。梁商少以外戚拜郎中，迁黄门侍郎，顺帝继位后，商袭父封为乘氏侯。永建三年（128年）13岁的梁妠与其姑（梁商妹）一同入宫，为13岁的顺帝之贵人。阳嘉元年（132年）妠被立为皇后。由于梁商而梁妠为后，又因梁后而梁商加官：顺帝先后拜商为执金吾、大将军等“以戚属居大位”（《后汉书·梁统列传》）。

据《后汉书·梁统列传》载梁商虽居“大位”但“每存谦柔，虚己进贤”，班固将这种作风与本人的性格联系起来“性慎弱无威断”，其实这是不全面的。梁商不弄权正反映当时外戚的势力尚不足以独揽朝纲。为巩固和发展梁氏外戚的势力，梁商采取两套手段：一是结交宦官“以小黄门曹节等用事于中，遂遣子冀、不疑与为交友”（《后汉书·梁统列传》），与梁氏结交的宦官还有曹腾、孟贲等，这样梁氏外戚就取得部分宦官的支持；二是笼络人心，尤其是对当时在朝野有一定影响的士人儒生，更加重视。如李固名声很大“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因其威望很高，对朝廷的任命颇不以为然，“司隶、益州并命郡举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后汉书·李杜列传》）而梁商则专门辟其为从事中郎，表示仰慕名士。尽管梁商对李固的建策“不能用”（同上）但表面上还是相当尊重。被商辟为掾属的还有名儒、士人巨览、陈龟、周举等。此外，梁商还善于笼络民心，常对一般百姓表示关怀，“每有饥馑，辄载租谷于城门，赈于贫餵，不宣己惠”（《后汉书·梁统列传》）。这样做的结果，使梁商得到两点好处：（一）得到朝臣以至皇帝的好评：“京师翕然，称为良辅，帝委重焉”（同上）；（二）取得了士人的支持，尤其像李固这样的名士，感于梁商的知遇而站在梁氏外戚一方反对宦官，对外戚取代宦官在朝廷擅权，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取得皇帝信任和朝臣、士人及一部分宦官的支持，梁商在朝廷的地位日趋稳固，至不可动摇。如永和四年（139年）宦官、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宄从仆射杜永等联合，诬告梁商与中常侍曹腾、孟贲等阴谋政变，废立皇帝。但张逵等人没有料到这一诬告不仅丝毫未能动摇顺帝对梁商的信任，反而使顺帝对提出诬告的宦官大为震怒，说“大将军父子我所亲，腾、贲我所爱，必无是，但汝曹共妒之耳”（《后汉书·梁统列传》），事后竟将张逵等处死。这清楚地反映梁氏外戚的势力已超过宦官。不过，梁商本人始终十分谨慎，由于有前车之鉴，他处处小心，如曾上书辞掉顺帝所封其子之官爵。到永和六年（141年）病死之前还教导其子梁冀对己之丧事，勿“耗费帑臧”，勿使“百僚劳扰，纷华道路”。“气绝之后，载至冢舍，即时殡敛。敛以时服，皆以故衣，无更制裁。殡已开冢，冢开即葬。祭食如存，无用三牲”（《后汉书·梁统列传》）。可见，梁商是设法避免亢满之祸的。所以，当他在世之时，梁氏外戚虽擅权，但尚未有明显的劣政。然而，到梁商死后，梁氏外戚的势力又进一步膨胀，东汉的朝政为梁氏一门全部把持。故在梁商之子梁冀掌权之时就完全不同了。

梁冀擅权时的劣政　梁冀字伯卓，为梁商之子。早在永建二年（127年）因外戚之故，就被顺帝封为襄邑侯。不过，由于梁商谦谨，固辞不受。但梁冀同其父之性格、作风相反，他虽然相貌丑恶，才能低下[305]，然而却骄横恣暴，梁商未死之前，尽管一再抑制梁冀，也终于无法禁绝其违法行径。[306]到梁商死时，梁冀已由黄门侍郎、步兵校尉、执金吾而拜河南尹。梁商刚死，顺帝即拜冀为大将军，冀弟不疑为河南尹。梁冀开始擅政。

梁商死后不久，建康元年（144年）年仅30岁的顺帝也死掉。梁皇后无子，立虞贵人所生年仅二岁的刘炳为帝。梁太后临朝，令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参录尚书事，处理政务。冀虽表面“辞不肯当”（《后汉书·梁统列传》），实际上却早就独擅朝政，而且“侈暴滋甚”（同上）。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皇甫规举贤良对策，曾指出梁冀身为姻族，居高位“宜增修谦节”，“省去游娱不急之务，割减庐第无益之饰”。结果，被梁冀“几陷死者再三”（《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14年不得为官。刘炳在位不到一年，即于永嘉元年（145年）正月死去，谥曰“冲”帝。梁太后又与梁冀定策，迎立8岁的刘缵为帝，是为质帝。

质帝时，梁太后虽依靠梁冀辅政，但也同时利用宦官和儒士，对声望很高的李固尤为器重。而李固等依恃自己为儒学出身的官僚，对外戚、宦官的横行不法多有奏劾。对此，梁冀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质帝虽年幼，但“少而聪慧”，对梁冀的专横甚为不满，本初元年（146年）闰六月的一天，在朝廷上他曾说梁冀是“跋扈将军”（《后汉书·梁统列传》）被梁冀知道后，冀就令心腹将毒药放入质帝所吃的“煮饼”（即面条）中，质帝吃后立即死亡。

质帝死后，李固、杜乔等力主立“年长有德”“明德著闻”（《后汉书·李杜列传》）的清河王蒜为帝。而梁冀则要将年仅15岁、准备同梁冀之妹结姻的蠡吾侯刘志拥上皇位。朝臣多支持李、杜之主张。梁冀见“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同上）乃采取威吓手段，在朝会时“冀意气凶凶，而言辞激切”，这种蛮横的态度，果然起了作用。许多大臣“莫不慑惮之”。其中尤其无耻者为司徒胡广，此人开始站在李、杜一方，赞成立刘蒜为帝，见梁冀如此态度后，立即见风使舵，表示“惟大将军令”是听。而李固、杜乔则不为所动，“坚守本议”（《后汉书·李杜列传》），欲立清河王蒜。因位为“三公”之一的太尉李固反对，梁冀不得肆其志，遂先说服梁太后策免李固，代之以见风转舵的胡广。[307]胡广代李固为太尉后“定策立桓帝”（《后汉书·邓张徐张胡列传》）将15岁的刘志立为桓帝。梁太后临朝，梁冀辅政。自李固被废之后，群臣已经领教梁冀之专横，多谨慎小心侧目而立。建和元年（147年）七月，益封梁冀万三千户，冀弟不疑为颍阳侯，蒙为西平侯、冀子胤为襄邑侯，八月，桓帝立梁冀之妹为皇后。梁氏一门外戚擅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www.xing528.com)

骄横淫奢的梁氏外戚　梁冀擅权的目的达到以后，首先就对李固等政敌实行报复，建和元年（147年）十一月清河（治甘陵，在今河北临清东）刘文反，声称欲立清河王蒜为天子。此事本与刘蒜无涉，但梁冀欲借机除掉刘蒜，就在刘文被镇压后，又操纵桓帝将刘蒜由清河王贬为尉氏侯，徙桂阳，结果逼得刘蒜自杀身亡。接着梁冀又奏李固与杜乔同刘文勾结“共为妖言”（《后汉书·李杜列传》），终将李、杜二人处死于狱中。李、杜死后，梁冀还将其尸暴于城北四衢，并令州郡收固之二子基、兹。二子亦死于狱内。而与此同时，阿附梁氏之无耻官僚胡广，则由太尉升为司空，一时间“海内嗟惧”（《后汉书·梁统列传》）对梁氏之权势深为畏惧。而民间有谣谚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曲如钩谓梁冀、胡广等。直如弦谓李固等。”（《后汉书·孝桓帝纪》引《续汉志》）亦可见人民对当时统治集团内部人物的评价。

和平元年（150年）二月，梁太后死后，梁冀更是大权独揽。三月，增封冀万户，合并前封已达三万户，梁冀之妻孙寿也被封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梁氏一门不可一世。就连孙寿所爱之监奴秦宫，也官至太仓令，出入寿所。其权威远远大于刺史、二千石。梁冀与孙寿夫妇，横行霸道，将数千口平民做为自己奴婢，名曰“自卖人”。他们不仅剥削百姓，而且对富人也加以勒索，扶风富人士孙奋因少给梁冀“贷钱”二千万，竟被拷死于狱中，其家资亿七千余万全被梁冀吞没。[308]各地调往朝廷之物资及送给皇帝的贡献，皆先送往冀府，然后才献给皇帝。首都及各地官僚、地主持资财、礼品至冀府求官、请罪者络绎不绝。梁冀还派人至各地搜求贿赂，广求珍宝、异物，掠人妻女，敲剥吏民，无所不为。梁冀畏妻，故孙寿宗亲亦得横行于世。他们冒名官吏，贪婪凶淫，为害各地，所在怨毒。

梁冀当权后，连皇帝也不得不屈服于其淫威。因此，冀之官爵荣势愈来愈崇。元嘉元年（151年）为表示对梁冀特殊尊荣，特规定“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又赏以钱财、奴婢、甲第等。又特准“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而且“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如此尊宠，“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后汉书·梁统列传》）。朝廷内外之一切政务，皆由梁冀把持，宫中近侍，全系梁氏心腹。因此，皇帝一举一动，大小官员升迁调补，皆在冀掌握之中。桓帝自不敢拂逆梁冀之喜怒，百官亦唯冀之命是从。稍有违逆者，即遭残害。下邳人吴树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北）令，因未遵冀之请托，诛杀为害地方者数十人。结果竟被梁冀设酒毒死。辽东太守侯猛，因拜官后未到梁府礼谢，也被借故斩首。汝南19岁的郎中袁著，见冀凶纵，愤然上书，请抑损其权势。冀得知后，密令捕捉袁著。著改名换姓四处逃亡，后无法藏匿，竟伪称病死，市棺殡送，但这也未能逃出梁冀之手，仍被求得而秘密杀害。与著友善者胡武亦被株连，全家六十余人皆被杀死。袁著另一好友郝絜也被追捕，自知不能免，遂主动抬棺至冀门前，仰药而死，全家才得幸免。

梁冀夫妇的生活也淫侈到极点：冀父梁商曾将美女友通期献给顺帝。后因通期有过被退回到商家。商将其出嫁，但冀贪其貌美而偷偷地将她盗还。商死后，冀与通期长期私通。冀妻孙寿知道后妒性大发，将通期截发、刮面并严刑笞掠。但冀仍与之私通，生子伯玉。而梁冀之妻孙寿亦与监奴秦宫私通，二人竟随时宣淫，每见宫“辄屏御者，托以言事，因与私焉”（《后汉书·梁统列传》），秽不堪言。梁冀与孙寿夫妻各自建宅第，对街相望，极尽奢侈之能事“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雕梁画栋，台阁池榭华丽无比，史载“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同上）。至于其豪华装饰，腐朽生活更非以往外戚可比：“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同上）其腐朽荒淫之生活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梁冀的专横跋扈，朝廷上能保住官位的只有像胡广那样的圆滑、柔媚的官僚。在梁冀擅权达二十余年的过程中，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为皇后，六人为贵人，二人为大将军，封夫人、女食邑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任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家门之内简直无人无官，无人无爵。史称“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后汉书·梁统列传》）。实际上，这二十余年的东汉，乃是梁家的天下。

梁氏失败“五侯”肆虐　盛极则衰乃是世间任何事物不可改变的规律。梁冀专权达到极点也必然走向灭亡。梁冀一家的残忍贪暴，引起天怒人怨，皇帝敢怒而不敢言，但民间早流传着“梁氏灭门驱驰”的咒骂声。和平元年（150年）梁氏的靠山梁太后终于死去。在其未死之前，桓帝梁皇后依仗梁太后为其姐，而梁冀为其兄“独得宠幸”（《后汉书·皇后纪》），梁冀也恃太后与皇后之势擅权。自太后一死，桓帝对梁皇后之“恩爱稍衰”，虽迫于梁冀之威势不敢公开表示厌恶，“然见御转稀”（《后汉书·皇后纪》），这种光景使梁后忧愤交加，终于在延熹二年（159年）一命呜呼。梁氏的二后死去，使梁冀失去宫中的后盾，也增加了桓帝锄掉梁冀之勇气。

原来和帝的邓皇后从兄子邓香之妻宣，生一女名猛。香早死，宣再嫁孙寿之舅梁纪。孙寿见猛色美，就将其送入宫内，被立为贵人。而梁冀为巩固在宫内势力，即认猛为女，改其姓为梁。冀恐猛之母不从其改姓，便派人刺杀猛母宣。宣发觉后入宫向桓帝告发。桓帝早欲诛梁冀，得此消息后便在厕所召小黄门史唐衡商议。继而召单超、具瑗、左悺、徐璜、唐衡五中常侍，令其锄掉梁冀并啮臂出血为盟。八月，丁丑，具瑗率禁军千余人将梁冀府包围，派光禄勋袁盱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自忖决无生路，遂与其妻孙寿当日自杀，梁氏及孙寿宗亲皆弃市，与梁冀有牵连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处死者数十人，梁氏故吏宾客被黜免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消息传出后“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后汉书·梁统列传》）。

梁冀被诛除后，人们拍手称快，没收梁氏家财，拍卖后价值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租税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后汉书·梁统列传》）。政府和人民都得到一点好处。但是，除冀得胜给人民带来的欢乐是极其短暂的。梁氏擅权结束后的东汉朝廷，立即被更为横暴的“五侯”专权所代替。接着出现的是更为昏暗的政局。

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宦官，因诛除梁氏有功，同日封侯，因而世谓之“五侯”。[309]又封小黄门刘普、赵忠等八人为侯。尚书令尹勋等数十位大臣也都分别受到赐赏，封爵。梁冀被除掉后政治并未因而发生转机，反而一天天更加昏暗。握重权者乃是“五侯”，“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后汉书·宦者列传》）。

历史似乎又在重演，桓帝时五宦官同日封侯，颇似顺帝时十九宦官同时擅政。但桓帝时“五侯”较顺帝时十九侯为害更大，权势更隆：单超被授任车骑将军，位等三公。次年死时被赐以“东园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使者理丧”荣宠无比。其余四个封侯之宦官，专横擅权较之梁氏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作威作福，残害人民，被称为“左回天（谓左悺势能回天），具独坐（谓具瑗其骄贵无偶），徐卧虎（言徐璜其恶似卧虎）、唐两堕（谓唐衡其随心所欲）”。这些新贵比旧富豪更加贪婪，亦尽其奢侈挥霍之能事“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伎巧。金银罽毦，施于犬马”。早已失去性欲要求和生殖能力的宦官，还霸占美女，娶妻妾，养嗣子，“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后汉书·宦者列传》），这些生理和心理均畸形之小人，一旦得势其凶残更甚于常人。

“五侯”之亲属、党羽在各地横暴尤甚。单超之弟安为河东太守，侄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盛为河内太守，左悺弟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恭为沛相。不论白痴傻瓜，凡与当权之显宦沾亲带故者皆可为官，真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虎而冠”的地方官处理政务毫无本领，而纵情享乐、玩弄妇女、穷奢极欲则花样翻新。无一例外地成为蠹害一方的地头蛇。如徐璜兄子宣曾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及至任下邳令时，竟将李暠之女抢来杀死。时东海相黄浮依法处死宣，竟被徐璜怂恿皇帝而处刑治罪，是非不分一至于此。

除“五侯”之外，尚有不少权宦如侯览、段珪、苏康、管霸等亦贪侈骄纵，专横无比，残害无辜，与士人、“清流”为敌。当在下节详述。

奢侈荒淫之风已弥漫了整个统治阶级上层，桓帝就是荒淫无耻之君，宫女多至五六千人。终日沉溺于声色之中的昏君[310]，政治上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年仅36岁的桓帝终因纵欲过度而死。[311]桓帝一代的统治，宦官外戚争权擅政的形势并无丝毫变化，东汉王朝的政局继续向下坡路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