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帝死后邓氏专权 公元105年,在位16年的汉和帝去世。这个27岁就死去的皇帝留下二子,长子胜,少子隆。[300]但是,和帝的26岁的遗孀邓后却不立长子,而将生下刚百余日的少子刘隆扶上皇帝的御座。
表面看来,和帝死后,“舍长立幼”是因长子刘胜“有疾”(《后汉书·皇后纪》)。其实,这正是为邓氏外戚专权有意安排的。原来,邓后并非平庸的后妃。她名绥,是开国元勋之一、太傅邓禹之孙女。父邓训,曾任护羌校尉,母阴氏,为光武帝皇后阴丽华从弟之女。出身于贵胄家庭的邓绥,自幼习诗书,诵经典,早年就胸中城府颇深。[301]自永元七年(95年)16岁入宫后,先为贵人,委婉周旋于和帝与后妃之间,韬晦待时,果然取得宠幸。永元十四年(102年)曾受和帝娇宠无比的皇后阴氏被废,而将邓绥立为皇后。当和帝在世之日,邓后表现得十分恭谨,如“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她还故意不让外戚邓氏据高位,“帝每欲官爵邓氏,后辄哀请谦让,故兄骘终帝世不过虎贲中朗将”(《后汉书·皇后纪》)。这些表现不仅取得和帝宠信,自然也得到皇室多数贵族拥戴,为此后邓氏擅权创造了条件。
元兴元年(105年)十二月殇帝刘隆继位后,邓太后临朝。三个月后,延平元年(106年)三月,以“恭谨”“谦让”闻名的邓后就封兄邓骘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始自骘也”(《后汉书·邓寇列传》)实际控制朝政。邓骘的兄弟悝为虎贲中郎将,弘、阊皆为侍中。从此,邓氏一门开始擅权。
短命的殇帝到延平元年八月即一命归天,对此,邓氏似早有准备,在殇帝死前的数月,朝廷下令诸王在京者皆就国时,惟单独留下清河王庆之长子祜。当殇帝一死,邓太后同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立即将13岁的刘祜送上皇位。邓氏选择刘祜,亦用心良苦:刘祜之父刘庆,原为章帝太子。后因其母宋贵人被窦皇后诬告陷害,庆亦被废黜,从此即小心谨慎,畏事守法,不敢稍有异志。和帝继位后对庆优渥有加,常共议私事,又朝夕问讯以示关怀,使胆小怕事之刘庆对和帝感激涕零,和帝死时“庆号泣前殿,呕血数升,因以发病”(《后汉书·章帝八王传》),将这样一个绝不至有异志的亲王十几岁之幼子接入宫中,又将其生母耿姬送出京师归国,朝政自然依旧掌握在太后邓绥及车骑将军邓骘手中,则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从和帝生前、死后邓后的精心安排,可知她颇有心计。因此,当公元107年13岁的刘祜即位为安帝时,虽然朝政控制在外戚邓氏掌中,但邓太后从窦氏外戚的失败结局中吸取了一定经验,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避免步窦氏败亡的后尘,主要有:
(一)抑制邓氏外戚。邓太后曾诏告外戚贵族较为集中的河南、南阳地方官,要他们严格管束邓氏宗门、姻戚及宾客,有犯禁者“勿相容护”(《后汉书·皇后纪》)。“自是(邓氏)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同上)。当然,这种抑制是不会妨碍邓骘等擅权的。相反,实际会加强邓氏专权。
(二)笼络士人,表彰儒学。为取得儒学名士的支持,邓氏有意尊礼三公,荐举有影响之儒生。如华阴人杨震,字伯起,“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称为“关西孔子杨伯起”,威望甚高。邓骘闻而辟之,举茂才,后又征为太仆,迁太常,杨震又荐举明经名士杨伦等“显传学业,诸儒称之”(《后汉书·杨震列传》)。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减少了儒生对外戚反对的力量。
(三)关注民情,倡导节俭。邓氏专权后,较为关注民情。史载她“每闻人饥,或达旦不寐,而躬自减彻,以救灾戹”,在其统治期间,曾有平冤狱,省后宫费用,止蜀、汉贡献及绝宫内奢侈品制作等举动,因而被誉为“德政”。(《后汉书·皇后纪》)
以上种种措施表明邓氏专权期间尚属开明。因而自和帝死后,至永宁二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前十余年间,东汉政权亦称稳定,间或还出现“岁还丰穰”(《后汉书·皇后纪》)的景象。但是,和帝以前的兴旺局面,毕竟一去不返了。天灾、人祸、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充斥,“自太后临朝,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后汉书·皇后纪》),及至邓太后一死,宦官、外戚的矛盾立即激化起来。
安帝时代宦官得势 邓太后生前虽较谨慎,但朝政大权始终未曾放松。所以,安帝只是一个傀儡。对于邓太后的擅权,朝廷、贵戚中并非无人反对,然均遭到打击。如永初元年(107年)颍川定陵(治所在今河南郾城西北)人杜根,刚被举孝廉,为郎中后就上书“安帝年长,宜亲政事”要求安帝亲政,公然反对外戚专权。结果,被盛怒的太后“盛以缣囊,于殿上扑杀之”(《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后被人救出才侥幸得生。就连邓太后的从兄、越骑校尉邓康,也“以太后久临朝政”而“心怀畏惧,托病不朝”(《后汉书·皇后纪》),永初元年司空周章还密谋废太后,诛邓骘迎立平原王刘胜为帝。但这一次谋划中的宫廷政变也未来得及行动即被镇压下去,当年十一月周章被“策免”而“自杀”(《后汉书·孝安帝纪》)。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太后擅政期间,一方面依靠邓氏外戚,另一方面亦不得不寄命于“房卧之内”(仲长统《昌言》)的宦官。于是,宦官较和帝时有更多的人参与政事,也拥有更大权势。如宦官蔡伦在和帝时即“豫参帷幄”,至邓太后擅权时又加官晋爵。成为邓氏擅权的重要力量。[302](www.xing528.com)
以安帝为首的反对邓氏专权的政治势力,在宫中也同样依靠一批宦官。早在邓太后未死之前,宦官李闰、江京及安帝乳母王圣就常于帝前发泄对邓太后的不满言论,并传言邓氏欲废安帝而立平原王。使安帝又怕又恨,但亦无可奈何,至永宁二年(121年)[303]邓太后一死,安帝就根据宦官、宫人之诬奏将邓氏一门彻底铲除:太后弟悝、阊虽早已去世,其子、弟封侯者皆废为庶人。权极一时的邓骘被免官、抄产。当年五月骘与子凤绝食而死。与此同时,曾迎安帝入京或为诛除邓氏出力的宦官江京、李闰等皆封侯,并迁中常侍。这些宦官中的新贵与安帝乳母王圣及圣女伯荣等“扇动内外,竞为侈虐”(《后汉书·宦者列传》),他们与外戚相勾结,把持朝政,加深了东汉统治的黑暗程度。
外戚宦官比党乱政 安帝亲政后,皇后阎氏一门也随之得势。史载阎后“有才色”,元初元年(114年)被选入宫为贵人“甚见宠爱”。二年,立为皇后。“专房妒忌”,安帝与宫人李氏生皇子保,阎后就用毒酒鸩杀李氏,其骄横嫉妒之性可见一斑。邓太后一死,阎后更无忌惮,兄弟阎显、阎景、阎耀、阎晏“并为卿校,典禁兵”(《后汉书·皇后纪》),阎氏一门外戚取代邓氏外戚当政,其为害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有帝舅耿宝也被封为大将军,监羽林左骑。这些外戚同江京、王圣等宦官、内侍结合在一起将安帝包围,弄权营私,控制朝政。如“帝舅大将军耿宝,皇后兄大鸿胪阎显更相阿党”(《后汉书·宦者列传》),阎氏兄弟不仅自身“颇与朝权”而且连未成年的诸子也“并为黄门侍郎”(《后汉书·皇后纪》)。这个集团的生活也颇腐朽。如王圣女伯荣“出入宫掖,传通奸赂”(《后汉书·杨震列传》),还公开与故朝阳侯刘护从兄环通奸,环以伯荣为妻,由于这种肮脏关系,环竟被封为侍中,并世袭了刘护之爵。宦官樊丰、谢恽甚至敢“诈作诏书,调发司农钱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后汉书·杨震列传》)。其他得势之宦官、外戚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宦官、外戚擅权反映了东汉政治日益腐朽,这就引起一部分坚决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怀王臣之节”(班固《后汉书·杨震列传》论)的正直官僚反对,这部分人的代表就是杨震。杨震是一代名儒,他们自称“清流”,而斥责弄权的宦官和依附宦官非由正途仕进的官僚为“浊流”,并认为当时朝廷上“白黑溷淆,清浊同源”(《后汉书·杨震列传》)。而实际上当时使东汉统治愈来愈混乱的也正是那些宦官和趋炎附势的官僚,在安帝死前,阎氏外戚在政治上的作用是远不如宦官势力的。因此,以杨震为代表的“清流”在当时是属于社会进步力量的。
不过,这种进步力量远不是被他们称为“浊流”的腐朽势力的对手:邓太后刚一死,当王圣、伯荣得势“内宠始横”之际,时杨震为司徒,即直言上书请安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断绝伯荣,莫使往来”,并劝皇帝“诫慎拜爵,减省献御,损节征发”(《后汉书·杨震列传》)。但此奏书送到安帝案上之后,这个糊涂皇帝竟把它送给王圣等人看,其结果可想而知。从此,内倖不仅有恃无恐,而且“皆怀忿恚”加深了对“清流”的仇恨。以后,杨震又奏刘瓌因妻伯荣而得爵“不合经义,行人喧哗,百姓不安”,所得的结果也是“书奏不省”(《后汉书·杨震列传》)。
“清流”派官僚既反对宦官、近侍专权,也就不能不触犯与宦官同流合污的外戚势力。延光二年(123年)已任太尉杨震断然拒绝了帝舅耿宝所荐的中常侍李阎之兄,及皇后兄阎显所荐的亲厚,得罪了外戚和宦官。然而,外戚、宦官勾结的势力更大,不多久这二人却被司空刘授拔擢为官了。“由是震益见怨”(《后汉书·杨震列传》),双方对立趋向公开化。
“清流”“浊流”间的仇恨日益增长,冲突也迅速加剧:“震前后所上,转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同上)不过,由于宦官、外戚相互勾结控制皇帝,所以这场斗争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终于在延光三年(124年)樊丰诬杨震“深用怨怼;且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得到安帝支持,将震罢官遣归故里。杨震行至城西几阳亭,饮鸩自杀。这次冲突虽以杨震之死而暂时平复,但“清”“浊”两股势力的斗争并未结束。随着他们相互之间的仇恨日益增长,埋伏下后来更大规模的冲突爆发。
阎氏擅政 如前所述,邓太后死后,阎氏外戚虽得参政,但在政治上左右朝廷的乃是宦官。自“清”流代表杨震死后,宦官和外戚间的冲突又尖锐起来。冲突的结果,则是宦官势力暂时失败,外戚阎氏擅权。
阎氏夺权的过程是从拥立皇帝开始的:阎后无子,尽管以才色深得安帝宠爱,又杀皇子保之母李氏以固宠,但终觉地位不稳。就于延光三年(124年)利用宦官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向安帝进谗言,将皇子保废为济阴王。次年(125年)安帝在巡幸途中突然死于叶县(今属河南)。这个刚刚废掉太子的32岁的皇帝猝然去世,就给已经开始参与政事的阎后以可乘之机。她首先与江京、樊丰等合谋,秘不发丧,以防大臣拥立被废的皇子保继位。四天以后,当载着安帝死尸的车驾回到宫里时,才宣布安帝已死的消息。同时宣告阎太后临朝,后兄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为“久专国政”,阎太后与车骑将军阎显等定策禁中,立章帝孙济北惠王之子北乡侯懿(一名犊)为帝,是为少帝。这个被抬上帝位的刘懿,乃是久病不起的小孩子,自然易于摆布。至此,妨碍阎氏专权的就剩大将军耿宝及宦官、内侍的势力了。于是,阎显即示意朝臣控告他的政敌“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后汉书·皇后纪》)。结果,耿宝被贬为则亭侯,遣就国,自杀。宦官、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皆下狱死。大将军长史谢宓、黄门侍郎樊严处以髡钳之刑,曾权极一时的王圣母女皆被流放雁门。这样,在少帝即位后的一个月之内,曾擅权于安帝时的宦官、内侍集团主要成员均被消灭,只剩下一个宦官头目江京孤掌难鸣,乃不得不依附阎氏外戚集团,以保持权位。于是,东汉政权朝政完全集于阎氏一门:除临朝的阎太后及辅政的车骑将军阎显外,太后弟阎景为卫尉、阎耀为城门校尉,阎晏为执金吾“兄弟权要,威福自由”(《后汉书·皇后纪》)其势真如日当中天。然而,盛极必衰,物之常理,当阎氏擅权达于顶点时,亦为其彻底覆灭之日,在短命的少帝死后,阎氏也结束了他们短暂的擅权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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