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纺织业的发展及产量超过西汉

东汉时代的纺织业在秦、西汉发达的纺织业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

原料产地的扩大　东汉纺织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丝织原料生产地的扩大。秦和西汉时代，丝织品的原料——蚕丝，主要生产于黄河流域。到东汉时代，随着农业生产区域的变化，蚕丝的生产地已扩大到巴蜀，江南以至西北地区。在东汉时代，有不少地方官吏提倡种桑养蚕，对扩大蚕丝产地起了重要作用。如江南地区以前不知养蚕，东汉光武帝时茨充任桂阳（辖境约当今湖南耒阳以南的耒水、舂陵水流域，北至洣水入湘处附近，南包广东英德以北的北江流域，治所在郴县即今湖南郴州市）太守时“教民种植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焉”，史称其为“善政”（《后汉书·循吏列传》）。茨充的这一“善政”，对江南地区蚕桑的生产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据《后汉书·循吏列传》注引《东观记》曰：“建武中，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皆充之化也。”

巴蜀地区人民种桑养蚕，也在东汉时代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史载巫（在今重庆巫山县）令陈晔在当地提倡种桑，植“二万余株，民以为给”（《太平御览》卷955引谢承《后汉书》）。到东汉末年巴蜀地区种桑养蚕就十分普遍了。如诸葛亮自称其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株”（《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今四川境内不断出土具有桑园内容的东汉时代的画像砖，这些资料都证明巴蜀也成为丝织原料的重要产地。

东汉时代，蚕桑生产已推广到遥远的北方和西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壁画，还有采桑图，据专家判断，证明桑蚕之业“也传到当地”（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载《文物》1974年第1期）。在甘肃嘉峪关的汉晋墓出土的画像砖中，也有不少反映桑蚕生产的画面（见《嘉峪关汉画像墓砖》，载《文物》1972年第12期）。还有不少专家认为：东汉末年蚕种即已传入西域的和阗（于阗）和鄯善[288]，因而西域地区也在东汉时代学会养蚕。

纺织品产量增多　由于原料产地的扩大，东汉时期纺织业的规模和产量也已超过西汉。如生产丝织产品的，除国家手工业作坊和自耕农的家庭手工业外，豪强地主的田庄也是重要生产基地，《四民月令》反映出的东汉地主田庄中生产情况：这里有专门的“蚕妾”负责养蚕，包括养蚕、缫丝、织缣、擘丝、治絮、染色等纺织生产的全部过程都在田庄内完成。生产出的产品，除供田庄自身消费外，还有许多产品销售。东汉时代纺织业生产区域已扩展至中原以外的地区，如崔寔在五原太守任内，曾从雁门“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太平御览》卷27引崔寔《政论》）从而使雁门郡成为纺织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曹植曾“遣人到邺，市上党布五十匹，作车上小帐帷”（《太平御览》卷820），马援曾受赐“巨鹿缣三百匹”（《太平御览》卷818引《东观汉记》）说明北方的上党及巨鹿也成为有名的丝织品产地。西汉时，蜀锦尚不出名，至东汉时，蜀锦已成为名产：“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三国时诸葛亮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太平御览》卷815引《诸葛亮集》）东汉时越布已成为有名的地方特产，成为向皇室进贡的重要物品，据记载：陆续“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后汉书·独行列传》），又《后汉书·皇后纪》载：马皇后时曾“各赐王……白越三千端”李贤注曰：“白越，越布。”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纺织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至迟在东汉时已有一种名为“桐”或“橦”的木棉，在今云南永昌一带被用来织布，称为桐华布或橦布。《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地区“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永昌的木棉是一种木状多年生树棉，它的绒絮较长，可以纺织。所以木棉制品也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生产。值得注意的是：棉制品在东汉时期已在我国出现。(www.xing528.com)

棉花（草棉）并非我国原产，在元代以后才在我国普遍种植，但我国考古工作者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的东汉墓葬中，曾发现棉布做成的蓝白印花布制成的“食单”和手帕、裤子等（见《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区东汉合葬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60年第6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晋墓中也发现了棉织衣裤（见沙比提《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新疆古代的棉花种植和纺织》，载《文物》1972年第10期）。证明至少在东汉时代这里就已经使用棉织品了。

东汉时代纺织产品数量的增加，也反映在纺织业的产地和规模扩大等方面。从许多资料中可以看出，东汉时代纺织产品数量远超过西汉，不仅在皇室中“宫女织于房掖，国用尽于罗纨”（《后汉书·陈王列传》），而且一些官僚贵族家中也是“锦绮缋縠纨素奇玩，积如丘山”（《后汉书·董卓列传》）。甚至有的贵族家奴婢也穿上华贵的丝织品“媵御数百，无不兼罗纨”（《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朝廷还用大量的纺织品赏赐臣下，如汉桓帝一次就赐董卓“缣九千匹”（《后汉书·董卓列传》），安帝时曾因“国用不足”而下令降低对诸侯王丧事时赐赠的标准：“始封王薨，减赙钱为千万，布万匹。嗣王薨，五百万，布五千匹”，有的诸侯王因“尊亲，特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一次丧事就赏五千至三万匹布，这还是因“国用不足”而降低了的标准。没有巨量的布匹贮存，当然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证明东汉时代的纺织业生产的规模和产量较以前都有很大的发展了。

纺织品质量的提高　东汉时代纺织技术有很大的提高，并集中地反映在产品的质量上，和许多名产品的出现。如东汉初期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东汉末年杰出的科学家马钧，发明了高效率的织绫机。在此之前织成一匹绫要费几十天的时间，马钧吸取前人经验，简化了绫机的踏具，改造了绫机的综线运动机件。把原来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蹑即踏具），六十综者六十蹑，都改成十二蹑，使生产效率提高五倍（见《三国志》卷29《杜夔传》注）。襄邑（河南睢县）、齐（山东临淄）一直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东汉时仍十分发达。《论衡·程材篇》中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恒妇无不巧”，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后发展起来的蜀地丝织业，在东汉后期也已驰名全国。已如上述，《太平御览》卷815引魏文帝诏云：“前后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壁锦，亦有金薄，蜀簿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工之物，皆有虚名。”左思的《蜀都赋》有“贝锦篚成，濯色江波”，形容蜀锦之华丽。陈直先生认为：“蜀锦比临淄锦襄邑锦知名稍晚，但行销吴魏，后来居上。”（《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在蚕桑传入不久的西域，丝织业也有很大发展，新疆民丰县东汉墓出土的红色花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了这一地区纺织工艺的水平，在同一地区中，还出土有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地区毛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此外，东汉的麻纺织品中，越布是与蜀锦、齐冰纨和方空穀齐名的精美手工织品。东汉时代，纺织品的染色技术也有很大的发展，丝、帛等经过染色，五彩缤纷，十分好看。染色用的颜料多半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加上矿物中的矾石，融化配合而成。染红颜色用的是茜草，染蓝颜色用靛蓝草。当时，河南陈留一带已栽种大量的靛蓝和茜草，因此，汉代学者赵岐的《蓝赋》说：“此境之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葱蔚可爱。”用这些颜料染出的丝、帛，绚丽斑斓，粉白黛绿，光彩夺目。总之，东汉的整个纺织业，产品繁富技艺精湛，产地广大，显示了这一部门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