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技术进步：牛耕与农具的发展

牛耕的发展和新农具的出现　牛耕在东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反映在牛耕技术普遍受到重视。当时有保护耕牛的法令，甚至杀牛要处死刑。[283]许多地方官吏都注意推广牛耕技术。原来较落后的地区也已采用牛耕，陕西绥德县东汉王德元室宅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墓室门上的牛耕图，证明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东汉初，九真地区“不知牛耕”，太守任延在当地推广牛犁，使“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作庐江太守教民犁耕，提高了耕作效率，因而“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后汉书·循吏列传》）。由于牛耕的普及，耕牛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人们普遍重视耕牛：“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400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耕牛的重视程度。由于牛耕的普遍推广，耕牛的状况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如章帝时“比年牛多疾疫”，结果造成“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后汉书·章帝纪》）从侧面说明牛耕比西汉时更为普遍。

东汉时的农具也有许多新的改进和创造。首先是耕作工具的进一步改善，从汉代画像石中可知：此时已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284]，这种挽犁操作方便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较之西汉以前使用的长辕二牛抬扛式的挽犁，有很大的进步。

犁铧也有重要的改进，刃端角度逐渐缩小，比起战国，西汉时一直沿用的V字形犁，不仅更加坚固耐用，而且起土省力，可以深耕。在犁耕普遍化的基础上，就有可能产生畜拉的耙耢，东汉时大概已经产生了“畜拉的铁齿耙”（见《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219页）。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还可以见到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曲柄锄；在四川绵阳和牧马山崖墓中，发现有专门用于收割的大型农具——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操作方便。这都是东汉时期出现的新农具。

东汉铁犁铸范（山东莱芜出土）(www.xing528.com)

栽培技术的进步　东汉时，农业栽培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轮栽和复种已有进展，《周礼·稻人》郑注谓：“今谓禾下麦为夷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郑注又说：“又今俗间谓麦下为夷下，言芟荑其麦，以种禾豆也。”这里明白指出收麦后接着种谷子或大豆。可见东汉时轮栽和复种技术较西汉已有相当大的进步。

水稻的栽培技术，在东汉时有两点突出成就：一是移栽稻秧。《四民月令》记载：“三月可种粳稻。……五月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这里说的“别稻及蓝”就是移栽稻秧和移栽蓼蓝南；二是专为稻田栽培绿肥作物。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农业就有利用绿肥的历史，但专为肥田而栽培绿肥作物则始于东汉：“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二月稻下种之（稻下指收稻以后），蔓延殷盛，可以美田，亦可食。”这是晋初（公元3世纪）郭义恭《广志》上面的记载，显然这种技术是在此之前出现的。它无疑是栽培技术的一个重要进步。在《广志》中还记载着稻的许多品质及再生稻和双季稻：“有虎掌稻、紫芒稻、赤芒稻、白米（疑有误字）。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有盖下白稻，正月种，五月熟，收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这就是再生稻）；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此三稻大而长，米半寸，出益州。又有乌粳、黑、青函、白夏之名。”西晋时左思《吴都赋》有“国税再熟之稻”句，其“再熟之稻”当在东汉时即已出现，东汉时杨孚《异物志》有“稻，交趾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则证明这种栽培技术已在东汉的最南端交趾推广。

在东汉人崔寔著的《四民月令》中记载着根据不同土壤性质，种植不同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等等。这是对当时生产经验的总结，反映了栽培技术的进步。此外，在丘陵地上修治梯田的方法，也在东汉时出现，四川彭州出土的东汉陶田（今藏南京博物院）“很像今日四川的梯田，因此可以肯定后汉时四川已有梯田，而且已经相当发达”（《中国农学史》上册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