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羌族、蛮族和夷族：秦汉史中的交趾女子征侧与征贰叛乱

羌人内迁　东汉前期散布于西北部的羌人时常举行叛乱，而当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不少羌人就被迁往内地，与汉人杂处。如建武十一年（35年）先零羌进攻临洮（甘肃岷县），被陇西太守马援击败“后悉归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明帝永平元年（58年）窦固、马武等率汉军击破与东汉王朝为敌的羌人滇吾于邯后，即将其余众七千余迁至三辅（京兆、左冯翊、右扶风），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年）烧当羌迷唐部叛乱，东汉政府派兵镇压，“（羌人）降者六千余口，分徙汉阳（甘肃甘谷县南）、安定（甘肃镇原东南）、陇西”（《后汉书·西羌传》），一批批羌人东徙，遂使羌人分为两部分：“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谓之东羌；居陇西、汉阳、延及金城塞外者，谓之西羌。”（《资治通鉴》卷52永和六年正月条，胡注）。东汉王朝早在建立之初就置护羌校尉管理归服的羌族各部。但由于东汉政府对边境诸羌歧视、压迫，使他们不断反抗，所以东汉前期的汉、羌之间战事连年不绝，不过皆发生在局部地区，故尚未酿成大患。

内迁的羌人本可以与汉族人民友好共居，但由于东汉政府官吏及豪强对他们欺压、奴役，引起羌人的仇恨，“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后汉书·西羌传》）。所以这部分羌人同东汉政府及豪强地主的矛盾也很尖锐，许多不堪忍受欺侮的羌人也时常举行反抗。东汉初年，不少有识之士早已察觉到这种状况，如司徒掾班彪上书指出：“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至反叛。”因此他建议对羌人进行安抚，令护羌校尉“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后汉书·西羌传》）。然而，在护羌校尉和边郡官吏中有不少人贪婪凶残，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对羌人“理其怨结”。所以，到和帝时代，羌人同东汉政府的矛盾也逐渐激化起来。

南蛮诸部　在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和越南境内，散布着许多少数民族，东汉时则笼统地称其为南“蛮”，实际上，他们是许多民族部落，而其与东汉中央政府的关系也有所不同。

居今湖南境内的，东汉前期以所居地不同有武陵蛮、零陵蛮、沣中蛮、溇中蛮、长沙蛮等。光武帝时期，武陵蛮最强大。建武二十三年（47年）武陵蛮精夫（首领）相单程等趁东汉政权尚未稳固之时，据险作乱，侵扰附近郡县。刘秀派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人前往镇压，结果因山深路险，汉军不晓道径而全军覆没。次年，相单程等攻下临沅，汉派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进剿，也不能取胜。建武二十五年（49年）东汉王朝派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率四万多人前往镇压，双方在壶头相持半年以上，汉军死耗太半，马援也因疫疾身亡。单程等也因饥饿困乏无法继续坚持而投降。此后，东汉政府在当地置官吏进行统治，十余年间，相安无事。在章帝、和帝时期，虽有过一些叛乱发生，但都很快地被镇压下去，如章帝建初元年（76年）武陵沣中蛮陈从反叛，不久就被零阳蛮精夫所率的武装击破。建初三年（78年）溇中蛮覃儿健等叛乱，至建初五年（80年），亦在汉军和蛮兵联合围攻下投降。和帝永元四年（92年）冬，溇中、沣中蛮潭戎等叛，“燔烧邮亭，杀略吏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不久也被郡兵镇压下去。

此外，在今四川东部及东北一带，是廪君诸部，被称为巫蛮、沔中蛮、江夏蛮等，因这一带属巴郡和南郡管辖，所以又称为“巴郡南郡蛮”。除永元十三年（101年）南郡的“巫蛮”因反抗郡县“收税不均”而举行反抗外，这里的少数民族在东汉前期同汉族人民一样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今四川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居住着板楯诸部，今广东、广西境内，则有更落后的乌浒人。总的来说，东汉前期南方的蛮族，除个别地区，个别年代有过零星的反抗或者反叛东汉政府的斗争外，绝大部分地区和绝大部分时间，这些少数民族都同汉人一样在封建政府的统治下进行生产，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

马援平交趾　东汉时，在今越南北部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这里原为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地区。光武帝任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教民耕种技术，传播先进文化，对改变当地落后状态，起了促进作用。

在东汉政府的感召下，归附汉王朝的少数民族越来越多，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徼外蛮里（蛮的别号）张游率族人“慕化内属”，被封为归汉里君。次年，南越徼外蛮也向东汉朝廷献贡物。反映了东汉王朝在南方的影响不断扩大。(www.xing528.com)

然而，也有个别蛮人首领不愿遵从汉法而起兵反叛的。交趾女子征侧、征贰就是其中一例。

征侧为麊泠县雒越将军之女，嫁与朱鸢人诗索为妻。因不满东汉政府之交趾太守苏定在当地贯彻法令，遂与其妹征贰举行叛乱，侧自立为王，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地皆有“蛮夷”响应，掠掳达六十余城。交趾刺史及诸太守被围困。汉光武帝刘秀命长沙、合浦、交趾各郡具车船，修道路，积粮谷，又派伏波将军马援，扶乐侯刘隆率军前往镇压，楼船将军段志南率水军配合。军至合浦，段志南身亡。马援受命统率万余水、陆大军“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余里”（《后汉书·马援列传》）。建武十八年（42年）春，与叛军战于浪泊之上，大胜，降者万余人。马援率兵追逐征侧等至禁溪，叛军四散，次年正月，征侧、征贰被汉军斩首，接着，马援又率楼船二千余艘、战士两万余人，继续清剿征侧余党都羊等。岭南悉平，马援在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后汉书·马援列传》引《广州记》）。东汉政府在镇压二征叛乱之后，在当地进行一系列经济、文化方面的改革，如穿渠灌田，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残暴的“越律”十条等等，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马援讨伐二征的军事行动是符合历史发展和人民愿望的。

西南夷　东汉时期，居住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同中央政权的关系更加密切。东汉政府在这些地区设郡县。除原来的犍为、牂柯、越嶲、益州四郡外，又把犍为郡中朱提（今昭通）和汉阳（今贵州威宁）划分出来，设立犍为属国。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首领贤栗派使者谒越嶲太守，表示愿率本部二千多户一万多人“内属”。东汉政府封他为“君长”，并从益州中分出不韦等六县成立“益州西部属国”，以郑纯任属国都尉。郑纯“为政清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对当地人民的剥削较轻；每年只向“邑豪”征收可做两件衣服的布一块和盐一斛做为赋税。这样居住在益州西部的许多的哀牢夷人都愿“内属”。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统率其属下的七十七王五十五万余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一带）、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与益州西部都尉所属六县合建为永昌郡。据《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永昌郡共有二十多万户，一百八十九万多人，在东汉一百零五个郡国中居第二位。

永昌郡建立后，当地的哀牢人与汉族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哀牢人保持着原有的邑落组织，由本族大小邑王统治，每年向东汉政府输纳一定的盐、布作为常赋。在此前后，尽管建武十八年（42年）、明帝永平元年（58年）和章帝建初元年（76年）在益州、永昌地区曾发生过局部地区的反抗东汉政府的起义斗争，但绝大多数时间和地区是稳定的。永昌郡的建立，也使周围的一些少数民族同内地加强联系，如和帝永元九年（97年）掸人首领雍就派人到洛阳贡献珍宝，和帝则赐以金印紫绶，以后还多次派使朝贡。这表明：哀牢、掸人所居之地已列入东汉王朝直接统辖地区。从这时起我国在滇西地区的疆界已大体确定。这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

此外，居于今四川、云南西部的越嶲郡的邛都夷大羊诸部，蜀郡西部都尉的笮都夷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部也相继归附东汉。这些地区的统一，无疑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