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匈奴的分裂与消亡

东汉初年匈奴入侵　东汉初年，匈奴利用中原混乱之际，趁机扩展势力，控制了东从乌桓、鲜卑西至西域各族所居住的整个北方地区，经常深入长城以南进行骚扰。

光武帝即位初年，彭宠据渔阳叛汉，匈奴即配合，支持彭宠。同时又派句林王率领数千骑，将拥兵自立为西平王的卢芳迎入匈奴，立为汉帝。建武四年（28年），匈奴单于派无楼且渠王入五原塞，与称兵自立的李兴、随昱等和亲，并与李兴等商定，将卢芳送归汉地称帝。次年，李兴、闵堪等率兵将卢芳从匈奴接回入塞，都九原郡，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成为匈奴的傀儡政权，侵扰北边。

建武六年（30年）卢芳属下的朔方太守田飒投降汉光武帝，光武帝刘秀封其为归德侯，并令其使匈奴，匈奴亦派来使节，表示和好。当时，东汉政权初建，统一事业尚未完成，光武帝无暇北顾，只有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所以不断派使节去匈奴“赂遗金币，以通旧好”，但此时的匈奴十分“骄踞，自比冒顿，对使者辞语悖慢”，而光武帝为维持暂时安宁，只好“待之如初”（《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尽管如此，也不能制止匈奴与卢芳联合起来侵扰北方。建武九年（33年）光武帝曾派大司马吴汉率兵反击，但结果不仅毫无成果，反而使“匈奴转盛，钞暴日增”。自建武十三年（37年）起，匈奴遂大肆向河东进攻，东汉政府无力抵抗，只得将幽、并二州边境居民迁于常山关、居庸关以东。此后，匈奴入侵更加深入。建武二十年（44年）曾达到上党、扶风、天水。二十一年（45年）又侵扰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造成相当严重的破坏。而东汉政府基本处于被动、防守地位，无力反攻。

匈奴的分裂　当匈奴贵族向中原侵扰之际，其内部也正酝酿着危机。

原来，早在公元18年，当匈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舆在位时，就封其侄比为石薁鞬日逐王，驻牧于匈奴之南，管领南边八部及乌桓之众，部属计四五万人。但比自恃为呼韩邪单于之孙，乌珠留单于之子，对单于舆不满，很少参加单于庭会议。单于对比也很不信任，特派两骨都侯临领比所部兵。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单于舆死，觊觎单于位多年的比自以为可继位，谁知舆子左贤王乌达鞮侯却被立为单于，接着乌达鞮侯又死，却立其弟左贤王蒲奴为单于，比仍不能继位，“既怀愤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心中大为不满。

当时，匈奴又遇天灾，“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蒲奴单于恐汉趁其危来攻，乃派人至渔阳“和亲”。而比则更进一步，密派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至西河太守处求“内附”。被派来监视比的两骨都侯已察觉其降汉活动，急向单于报告，并建议诛比。比之弟闻此消息后立即给比通风报信。比得此消息后决定公开与蒲奴分裂。建武二十四年（48年）春，八部大人共推比为呼韩邪单于，并派人至五原塞，表示“愿永为藩蔽，扞御北虏”（《后汉书·南匈奴列传》）。[278]刘秀接受了比的归附。从此，匈奴分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归附汉朝以后，遣左贤王莫率兵万余人击北匈奴，于建武二十五年（49年）生擒北匈奴单于弟薁鞬左贤王，又破北单于帐下，俘其众至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北匈奴震怖“却地千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还有三万余匈奴人在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领下归附南匈奴。南匈奴则遣使至京城洛阳“奉藩称臣，献国珍宝，求使者监护，遣侍子，修旧约”（《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进一步巩固与东汉王朝的关系。

东汉政府与南匈奴的关系　南匈奴向东汉政府“奉藩称臣”后，建武二十六年（50年）刘秀遣中郎将段彬等到南匈奴进行监护，“参辞讼、察动静”安辑匈奴部众。帮助单于设庭帐（南庭）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部塞八十里处，随后又让他们入居于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不久再迁至西河郡的美稷县（今内蒙古准格尔一带），分置诸部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西河等缘边郡。(www.xing528.com)

东汉政府循西汉旧例：一方面让南匈奴遣侍子入朝“奉奏”；另一方面颁赐给南单于玺绶、衣、冠、车马、弓矢、甲兵、用具、乐器等，对待其礼仪相当于诸侯王。又经常接济他们以粮食，并赐给黄金、缯、帛等物，如南匈奴归附后，东汉政府即由河东郡转拨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帮助他们度过灾荒。建武二十九年（53年）又赐南匈奴羊数万只。至章帝建初元年（76年），南匈奴又发生灾荒，人民大饥，章帝下诏廪给其贫民三万余口。每当一单于死，汉朝都派使者前往“吊祭慰赐”，并常常赏赐匈奴诸王、将。这种费用每年达“一亿九十余万”之巨（见《后汉书·袁张韩周列传》）。对于东汉王朝来说出巨资而维持同匈奴的关系是在所不惜的。

东汉前期南匈奴基本上与汉王朝维持着这种臣属关系，这对封建制的汉王朝是有好处的：首先，南匈奴在北方边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这就解除了东汉王朝北面的忧患；其次，由于北方边境安宁，使原先撤销的边缘郡县得以重新恢复，已经内迁的居民得以返归故居，对于中国北方边境的经济、文化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另外，由于南匈奴入居塞内，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中原地区先进文明，这对于改变匈奴原来较为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经济、文化水平是有益的。而汉、匈人民长期共同生活，相互交融的结果，使中华民族大家庭更加扩大和团结，结果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

东汉政府与北匈奴的关系　北匈奴遭到南匈奴的打击后，退居漠北，社会经济极度萎缩，力量大为削弱，建武二十七年（51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和永平七年（64年），北匈奴单于曾多次派遣使者要求与汉和亲。东汉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理同北匈奴的关系，曾有过多次争论。有人主张照对南匈奴的办法，接受其请求，遣使者进行监护，有人则主张趁北匈奴饥疫纷争之际，遣军将其彻底消灭。但光武帝刘秀认为：接受北匈奴的归附，会使南匈奴离心，出兵讨伐则敌不可尽，徒滋劳扰，所以采取羁縻政策，颇加赏赐，略与所献相当，只玺书相报，但不遣使者。直到明帝初年，仍然采取这种方针。

但北匈奴的经济生活迫切需要与中原交换产品，所以强烈要求与汉“合市”并“遣使求和亲”（《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明帝“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于永平七年（64年）准许合市，并遣使回聘。北匈奴与汉的关系缓和，果然引起南匈奴部分上层的猜忌，以须卜骨都侯为首的一部分贵族勾结北匈奴部分贵族，妄图趁机发动叛乱，此事为汉朝出塞之使者郑众及时发觉，经奏明朝廷后，汉政府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在五原郡曼柏县（今内蒙古准格尔一带，在汉美稷东北）置“度辽营”，又遣骑都尉秦彭率兵屯于西河郡的美稷县，以阻止南北匈奴联系。永平八年（65年）秋，北匈奴派二千骑向朔方方面接应，并制作马革船，准备迎接南匈奴的叛乱者，但因见汉有备，才退回。计划中的叛乱才未能全部实现，但叛乱的匈奴贵族仍不断进攻河西诸郡，焚烧都邑，杀略甚众，致使河西城门昼闭。又不断入侵，如永平十五年（72年），入寇河西，而且胁迫西域诸国一起入侵。十六年（73年）入侵云中及云阳，对东汉政府造成很大威胁，事实证明：不彻底制服北匈奴，东汉的北方边境是无法安宁的。

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的设置　在明帝、章帝时期，北匈奴始终为患边郡，长期威胁北方边境安全。为解除这一边患，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四月谒者仆射耿秉上书请求征讨北匈奴。十二月，明帝命耿秉为驸马都尉，窦固为奉车都尉，接着又以太仆祭肜、度辽将军吴棠等率几路大军，连同西河之羌胡、乌桓、鲜卑、南单于兵数万人，于十六年（73年）春从凉州、高阙、酒泉塞、张掖居延塞、平城塞，分四道出击伐北匈奴。窦固、耿忠至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耿秉、秦彭击匈林王，绝幕六百里，至三木楼山而还。但其余各路均因匈奴望风奔北，无功而还。是年，云中太守范廉以少量汉军击败来犯之北匈奴大人所率之众多武装，斩首数百级，匈奴自相践踏死者千余人，由此不敢进犯云中。

但北匈奴的威胁并未解除。其势力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控制着西域。本来王莽末年，匈奴奴隶主贵族势力重新控制西域后，由于对西域各族的剥削和压迫又激起各族人民的反抗，如其中莎车和南道的一些小国就与匈奴对抗，保护汉都尉及吏士家属。东汉王朝建立后，莎车王康还派使者至河西，表示思慕汉庭。建武五年（29年）立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以后，莎车、鄯善、车师、焉耆等国皆遣使朝贡，或派送侍子，请东汉王朝在西域设置都护，但刘秀因忙于巩固帝位，无暇顾及西域，西域大部分地区遂为北匈奴所控制。这时据于西域南道的于阗和据于北道的龟兹国都依附于北匈奴，西域东部的车师也与汉王朝对立。所以，不解决西域的问题，是难以制服北匈奴的。因此，永平十七年（74年）窦固、耿秉率兵出昆仑塞进攻车师后部，耿秉奋身前行，后王投降，车师前王为后王之子，见其父降汉，亦慌恐，出门迎秉，脱帽抢马足率众来降。于是东汉在西域设都护及戊己校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关宠为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各率数百人屯田。自西汉末至此中断了六十余年的汉与西域交通之所以又得到恢复，除窦固、耿秉等率大军取得的胜利以外，重要的原因之一还是班超在西域各国活动的成功。因此，下面就应当谈到班超通西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