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诸侯王和皇室贵族的秦汉统治

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两个重要特点：皇权不可分割及皇位不可转移。这样就形成皇帝一人独断和家天下的统治，然而按照宗法制，分享权力的家天下，却与皇帝个人专断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在皇族内部侵夺皇权和争夺皇位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而皇权则往往是中央集权和封建国家统一的象征。因此，东汉政权建立以后，诸侯王势力虽远不如西汉时强大，但刘秀仍将防止诸侯王及宗室贵族势力膨胀当做重要大事。明帝以后继续执行这一方针，进一步对这一部分威胁中央集权的豪族地主势力加强控制。

减少诸侯王的食封　东汉时代的诸侯王，从始封时起，对其领地就无政治统治权，只有食封的经济权。明帝以后，又减少了诸侯王的食封收入，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

据记载：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案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裁食数县，于制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后汉书·皇后纪》）这就是说，从明帝永平十五年起，所有诸侯王所食之租税均减少一半。诸侯王所食之“租税”，是指封区人户缴纳的地税，所以其收入多少与所属地区大小、土地肥瘠有直接关系，如在此之前光武帝所封的楚国有九或十县，淮阳国所属十县。明帝所封的巨鹿国是七县，广平国是八县，乐成国是九县。减半后，巨鹿王只食三、四县，广平王四县，乐成王四至五县。所说的“岁给二千万”是指一个诸侯王所收地税折算成钱的平均数，这些钱大约与“租谷百万”（《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论》李贤等引注《东观汉记》）相等。当然，实际各国是不尽相等的。不过，总的说诸侯王的收入是大为减少了，难怪连马皇后也叫嚷：“于制不已俭乎”了。

汉章帝时，诸侯王的“租入”有所增加，据记载：“建初三年，有司奏遣（广平王）羡与巨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肃宗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明年，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这时，诸侯王的租入突然增加了四倍，其原因首先是章帝时户口总数比明帝时有所增加，同时，谷价也比原来减了“数倍”（《后汉书·皇后纪》）。另外，明帝的皇子封地都有扩大，这些原因使章帝时每个诸侯王食封所得由“二千万”增加到“八千万”。[276]不过，尽管如此，明帝、章帝所封诸王的食封也比不上光武帝刘秀初封时的水准了，而且，章帝以后，所封之诸侯王均是小国，所得“租入”远不如章帝时各诸侯王，许多诸侯王的“租入”相当“鲜薄”（《后汉书·章帝八王列传》）。

减少诸侯王的食封收入，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重要的在于政治意义。《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中，范晔在“论”中写道：“晏子称：‘夫人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谓之幅利。’言人情须节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须幅以成其度焉。明帝封诸子，租岁不过二千万，马后为言而不得也。贤哉！岂徒俭约而已乎！知骄贵之无厌，嗜欲之难极也！故东京诸侯鲜有至于祸败者也。”把“东京诸侯鲜有至于祸败者也”完全归结为“俭约”，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不过，光武帝后的数十年，诸侯王食封的多少，全凭皇帝“恩赐”确反映了皇权的强大，中央朝廷对各诸侯王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西汉初期的那种诸侯王割据的形势已再无法重演。所以，诸侯王尽管“骄贵”也终无力与皇帝分庭抗礼了。

恩威并施的政策　东汉明、章、和帝各人的性格不同，但对于诸侯王的控制均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东汉前期的皇帝，不像西汉时期的皇帝那样，对违法越制的诸侯王动辄“除国”或处以极刑，而多采取宽容态度。这并非皇权无力，而是当时诸侯王的势力已不足以构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皇帝也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容忍他们胡作非为。

如明帝时东海靖王政“淫欲薄行，后中山简王薨，政诣中山会葬，私娶简王姬徐妃，又盗迎掖庭出女。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政，有诏削薛县”（《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海王刘政竟趁中山简王丧礼之际私娶其妃。按中山简王刘焉，系东海靖王刘政之叔，娶其妃，若以汉制应属“禽兽行”。西汉时期为此而被处以极刑的宗室贵族有许多人。故东汉时，豫州刺史鲁相据法请求将刘政处以死刑，但皇帝则决定仅削去薛县的食邑就算了结。这一类事例相当多，又如济南安王康“在国不循法度，交通宾客。其后，人上书告康招来州郡奸猾渔阳颜忠、刘子产等，又多遗其缯帛，案图书，谋议不轨。事下考，有司举奏之，显宗（明帝）以亲亲故，不忍穷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阴，东朝阳，安德，西平昌五县”（《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济南安王刘康的行为已构成谋反之罪，若在西汉，早就被处以极刑。但明帝也仅以削五县作为惩罚，这并非由于皇帝的“仁慈”，而是当时的形势不同于西汉，刘康的“交通宾客”，“议谋不轨”决不至于对朝廷造成威胁。汉明帝心中是有数的。因此对其行为采取宽容态度，并非反映皇权衰落，而是皇权加强的表现。又如阜陵质王刘延“性骄奢而遇下严烈。永平中，有上书告延与姬兄谢弇及姊馆陶主婿驸马都尉韩光招奸猾，作图谶，祠祭祝诅，事下案验，光、弇被杀，辞所连及，死徙者甚众，有司奏请诛延”，明帝则“特加恩，徙为阜陵王，食二县”（《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刘延的行为也构成大罪，西汉武帝时戾太子就因此而被处死，但明帝仍以徙封作为处罚，并不深究。

东汉前期的明、章、和帝所奉行的政策大致皆是如此，如和帝时汝南王刘畅“少贵骄，颇不遵法度。归国后，数有恶梦，从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梦，畅数使卜筮，又畅乳母王礼等，因此自言能见鬼神事，遂共占气，祠祭求福，忌等谄媚，云神言王当为天子，畅心喜，与相应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考讯，辞不服。有司请征畅诣廷尉诏狱，和帝不许。有司重奏除畅国，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单父二县”（《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至于对那些不危及皇权的“不法”行为，更是“宽厚”。如广平思王钧“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礼。性隐贼，喜文法，国相二千石不与相得者，辄阴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仪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杀仪家属。吏捕得久，系长平狱，钧欲断绝辞语，复使结客篡杀久，事发觉，有司举奏，钧坐削西华、项、新阳三县。十二年，封钧六弟为列侯。后钧取掖庭出女李娆为小妻，复坐削圉、宜禄、扶沟三县”（《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一般地说，东汉皇帝对违法越制的诸侯王是不处以死刑的，也不轻易削王夺爵，只是削减食邑。而这种怀柔政策确也收到单纯镇压所得不到的效果。那些被削夺食邑的诸侯王，原本就无力与皇帝对抗，被宽大处理后，只有怀着惶愧的心情对“皇恩”感激涕零。例如汝南王刘畅犯法被宽免后，上疏辞谢道：“……自谓当即时伏显诛，魂魄去身，分归黄泉。不意陛下圣德，枉法曲平，不听有司，横贷赦臣。”“上念以负先帝而令陛下为臣收污天下，诚无气以息，筋骨不相连。臣畅知大贷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约妻子，不敢复出入失绳墨，不敢复有所横费”（《后汉书·孝明八王列传》）。他还自动请求减少数县的食邑收入，放出小妻无子者还家，表示决心改过。但很明显，这种怀柔的政策之所以对那些诸侯王有一点感化作用，是由于东汉王朝皇权较为强大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东汉初诸侯王中，真正进行谋反的诸侯王均以失败而告终。

刘荆的谋反及失败　山阳王刘荆，为光武帝阴皇后所生。建武十七年（41年）由山阳公进封为王。在刘秀诸子中，刘荆“有才能而喜文法”但“性刻急隐害”（《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是对帝位怀有野心的一个王。

刘荆的野心是逐渐暴露出来的。原来，刘秀在建武二年（26年）先立郭皇后之子刘彊为太子，建武十七年（41年）郭皇后失宠，被贬为中山王太后，建武十九年（43年）改立阴皇后所生之刘庄为皇太子。至公元57年，当刘秀死时，即皇位的当然是皇太子刘庄，是为明帝。但刘荆对此颇为不满，在临丧时“荆哭不哀”（《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而作“飞书”（匿名信），伪称刘彊舅大鸿胪郭况，煽动被废为东海王的刘彊说：“君王无罪，猥被斥废，而兄弟至有束缚入牢狱者，太后失职，别守北宫，及至年老，远斥居边，海内深痛，观者鼻酸”，表示对刘彊及其母郭后的同情。接着就鼓动刘彊造反说：“若归并二国之众，可聚百万，君王为之主，鼓行无前，功易于太山破鸡子，轻于四马载鸿毛，此汤、武兵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强者为右，愿君王为高祖、陛下所志，无为扶苏、将闾叫呼天下也。”（《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刘荆的目的是借刘彊的号召力来达到自己夺取皇位的目的，但没料到刘彊竟是一个胆小怕事又对帝位毫无兴趣的人，早在其母郭皇后被废、而自己的太子之位未易之时，他就“常戚戚不自安”主动请求“备藩国”，将太子之位让出。接到刘荆这封煽动谋反的“飞书”后，更为“惶怖”，立刻捕送书之使，并将书封奏明帝。(www.xing528.com)

主谋的刘荆自然不难被查出。但结果明帝并未深究，仅将刘荆遣出而居河南宫。此时，羌人正进扰西边，刘荆仍企图趁羌人作乱之机谋反，为此而频繁活动。明帝闻讯，乃徙其为广陵王，并令其就国。但荆仍不死心，招相工（相面算卜的人）讯问“我貌类先帝，先帝三十而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闻此言后即向明帝告发。荆被揭出后，“自系狱”请求处罚。明帝仍不加追究，只“下诏不得臣属吏人，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谨宿卫之”。但“荆犹不改，其后使巫祭祀祝诅，有司举奏，请诛之，荆自杀”（《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

这一次“谋反”，实际上没有开始就被发觉，所以并未大动干戈。在刘荆自杀后，明帝反而表示“怜伤之，赐谥曰思王”并“封荆子元寿为广陵侯”（《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很显然，皇帝的这种“宽容”，丝毫不会影响政权的稳固。这是由于刘荆不仅没有任何武装，就连羽翼也未丰满，是无法为患的。

至于对那些羽翼已丰，具有一定势力而图谋不轨的诸侯王，就决不会如此处置了。

楚王英之狱　东汉前期诸侯王中，因谋反致罪而被广为株连的，就是楚王刘英之狱。楚王刘英是光武帝刘秀之许美人所生。建武十七年（41年）进爵为王。因母许氏无宠，故其封国最贫、小。

刘英虽居于弱小诸侯王之位，但他善于结交，自明帝为太子时，就“常独归附于太子，太子特亲爱之”，及明帝即位，“数受赏赐”。他又自幼“好游侠，交通宾客”，又对当时传来不久的佛教表示虔诚的信仰，是东汉皇室中最早信奉佛教的一个王。东汉皇帝本来对宗教信仰采取放任自由态度，皇室成员信奉什么，并没有法律限制，但刘英作贼心虚。明帝永平八年（65年）诏令天下犯死罪者皆入缣赎罪时，刘英竟派人献黄缣白纨三十匹为自己信奉佛教而赎“罪”。明帝下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罪之有？令他不必生疑，并退还其缣帛让他助僧寺佛院。

楚王刘英取得明帝信任后即“大交通方士”，作金龟玉鹤，刻文字以为符瑞，准备谋取皇位，但不久，刘英的活动就被燕广所告发。经审讯，证据确凿，“有司奏……请诛之”而明帝表示“亲亲不忍”赦其死罪，徙丹阳（今安徽境内）泾县。不久刘英就在丹阳自杀。

楚王英虽自杀，但搜捕其党羽的行动并未停止。穷治楚狱，至刘英死后一年还在继续，凡“辞语相连”者“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相谄，坐死徙者以千数。”（以上引文均自《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如在追查中，发现楚王英所记的天下“名士”中，有吴郡太守尹兴之名，竟将尹兴及其掾吏五百余人都捕捉起来进行严刑拷问，结果被毒打死者大半。甚至毫无关系的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等也被诬陷。数以千计的人都被送入牢狱，不少家被满门剿灭。至章帝建初二年（77年）四月，楚王英事件才基本弄清。

对于楚王英谋反的处理，之所以如此大肆株连，就是因为楚王英不同于其他企图谋反诸王，而是在一部分人中有相当的基础，若不翦其羽翼，对皇权是有威胁的，因此，就是在刘英死后，皇帝也不惜大肆杀捕。可见，所谓“不忍”，所谓“宽容”仅仅是在一定限度内的，超过这一限度，就不惜采用极残酷的措施了。

总之，东汉初年皇帝对诸侯王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是皇权巩固的表现，而这一政策施行的结果，又加强了皇权，从而使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一个方面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