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政权的精兵简政和省职裁军

精兵简政省职裁军　东汉政权建立之后，虽从各方面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对官吏和士兵的数量，则不断加以裁减，故精兵简政和省职裁军成为东汉初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据记载，西汉哀帝时“自丞相至佐吏十三万二百八十五员”（见《通志》卷51《职官》一）。东汉初，官员数目大概也不少于此数。建武六年（30年）六月刘秀下令提出要精简政府机构：“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刺史）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就在这年，裁并了四百多个县，约占刘秀当时实际控制县数的三分之一，又裁减了许多官吏“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后汉书·光武帝纪》）大约减少大小官员数万人。后来又不断下诏裁、撤一些官职，如建武十三年（37年）“罢左右将军官”（《后汉书·光武帝纪》），等等。据《通志》卷51《职官》一记载：东汉官员总数只有“七千五百六十七员”。这一数目当然不包括“诸州府胥吏”，在统计上也似乎有点问题，但东汉的官吏较西汉少得多则是肯定的，如尚书丞一职，西汉置四人，“后汉减三人为左右丞”（《通志》卷51《职官》）。由此可见，东汉官吏数目较西汉已大为减少了。

由于官吏减少，使封建官僚机构的政务也相应清简。据记载：光武帝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后汉书·光武帝纪》）。

在精简政府机构的同时，也减少了军队的数量，如前所述：东汉政府裁撤了地方军，又令不少士兵“还复民伍”（《后汉书·光武帝纪》）。就是在中央直属军队系统中，各军人数也较西汉少得多，如保卫天子安全的卫士，西汉时有一二万人，至东汉时已减至二千五六百人。东汉王朝的军队士卒总数，自然也较西汉少得多了。

由于精兵简政，减少了官吏和士兵的人数，其结果不仅节省了政府的财政开支，相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则是使封建政府和军队组织更加精干，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一次失败的尝试——“度田”东汉政权成立初期，刘秀所推行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生产发展的措施，大部分都取得成效，只有一项是彻底失败的，那就是“度田”。(www.xing528.com)

所谓“度田”，就是从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收入出发，对全国的户口和土地进行清理、核实。因为王莽末年，长期战乱，许多地主逃亡，使土地易主，又有不少农民通过暴力，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还有更多的地主隐匿大量土地不报。为掌握全国田地及人口准确数字，也为了根据土地多寡合理分配赋税、徭役负担，刘秀决定对全国土地进行丈量、核实，谓之“度田”。与此同时要对人口进行检查、登记。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光武帝纪》），此举对巩固中央集权本是有益的，但却遇到空前的阻碍。

这是由于度田不仅要度农民的土地，而且也要度豪强地主的土地，而朝廷和郡县官吏大多数都是拥有大片田产的大地主，他们又凭借权势隐匿土地数字，从而逃避税赋和徭役负担，他们当然不愿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因此千方百计地抵制清查。特别像河南、南阳等地区，度田的官吏都知道“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根本无人敢在此认真度田。就是那些既非“近臣”，又非“近亲”的豪强地主，也能凭借财势和度田官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而度田官吏既站在大地主一方，就必定将地主应负担的赋税转嫁于农民头上。对农民土地的清查，不仅及于小块耕地，就连住宅、村落房前屋后都加以计算。据《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东观记》云：“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这就引起广大农民的愤怒，弄得民怨沸腾，据记载：“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刘秀得知度田不实的情况后，曾对营私舞弊的官员进行过严厉的惩处。如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皆因此而被处死。但这不仅未能使豪强地主俯首，而且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公开反对东汉政府。不少“郡国大姓”竟与“群盗”在一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后汉书·光武帝纪》），使刘秀无计可施，最后只有让步。“度田”之举也就不了了之。

因为“度田”之举触动了豪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它的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