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柔道行之”的统治思想 东汉政权是在农民起义的烈焰中诞生的,东汉王朝的创建者刘秀,曾亲身经历西汉王朝的衰亡并参与推翻“新”莽政权的战争,对西汉末和王莽时代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并由此出现的恶果,有深切体会。严酷的现实和记忆犹新的历史教训,使刚刚从民间进入皇帝深宫的刘秀,不能不慎重考虑如何治理这个贫穷、残破而又充满危机和动乱因素的国家,在制定各项政策和措施前,不能不确定一种适应形势的指导思想或施政总方针。
回顾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可以明显地看出以武帝为界的前后两个时期:汉初70年,统治者基本上执行、奉守道家的“黄老之学”,在政治上采取“无为而治”,自武帝以后开始用儒学取代黄老之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而在政治上则实行“霸王道杂之”的外儒内法,或儒法并用的统治方针。东汉的统治者刘秀虽是在西汉末儒学盛行的气氛下长大的,本人也对儒家经典“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但在建立东汉政权后,他却采取与西汉初年相类似的指导思想,遵循道家的“无为”原则为政。据《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这里所说的“务用安静”同西汉初年实行的“与民休息”是一致的。这是由于东汉初年所面临的形势,与西汉初年大体相似,欲恢复经过长期战乱的社会安宁,采用道家休养生息的主张乃是最好的选择。
刘秀采用道家学说作为东汉初统治的指导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夺取政权的战争刚一结束,他就不愿再提起兵事:“初,帝(指刘秀)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后汉书·光武帝纪》)对自己的儿子都不愿提起战争之事,看来确是真心不想兴师动众了。这种思想表现在对人民统治方面,乃是主张采取安抚、怀柔的政策。《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建武十七年(41年)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曰:‘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里,刘秀说“欲以柔道行之”虽是在笑语中脱口而出的,并非戏言,而确实是他“理天下”的指导思想。这个“柔道”就是黄老道家所说的“守柔曰强”的“柔”(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第5页),在道家看来“柔胜刚,弱胜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仞贤(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栋(枯)
(槁)。”(同上书第12页)刘秀所主张的“柔道”就是根据道家这种理论出发而提倡行“德”政的。他曾引道家著作中的言论加以发挥道:“《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这套道理正是黄老之学的具体发挥。从中可以看出,刘秀的“柔道”就是实行“德”政、“逸”政,反对“刚”“强”“贪”“残”。总之是给被统治者以喘息的机会,让社会有恢复生机的可能。在东汉政权建立的初期,刘秀正是依照这样指导思想统治中国的。
安抚民众减轻赋役 东汉王朝开国后“百姓虚耗,十有二存”(《后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就是说,东汉政府所能控制的人口只及西汉的十分之二。若按《汉书·地理志》所记,西汉王朝末年户口总数为一千二百余万户,五千九百多万口计,则东汉初只有二百六十万户,一千二百万口。这为数达千万计的“百姓虚耗”中,有不少人是死于战乱和饥疫,但无疑也有许多人仍在“屯聚山泽”(《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或流亡各地。就是已被东汉政府控制的人民,也并未安居乐业,连刘秀本人也承认他们“怨气满腹”(《续汉书·祭祀志》)。如何使这些人稳定下来,在东汉政府控制下安心生产,是东汉王朝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
首先,刘秀对参加农民起义的群众采取招抚政策,如建武六年(30年)五月辛丑下诏曰:“……三辅遭难,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刘秀不鼓励各地官吏严厉镇压“盗”“贼”,如建武十六年(40年)十月,刘秀派人至各郡国处理“群盗”时,所采取的策略是“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而对于“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就是说,对不认真镇压人民群众的官吏,甚至害怕回避、放纵“盗”“贼”的官吏,都不予治罪。在这种策略下,取得很大效果,“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东汉政府对放下武器的“盗”“贼”不加惩处,而且“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这种招抚政策取得用单纯的暴力镇压无法得到的效果:“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后汉书·光武帝纪》)在这种形势下“屯聚山泽”和流亡在外的农民自然纷纷回到故乡的土地上来。(www.xing528.com)
在招抚流亡、安辑“盗”“贼”的同时,刘秀还采取轻徭薄赋政策。最初,东汉政府曾行什一之税,不仅就改为同西汉初年一样的三十税一制。建武六年(30年)十二月,刘秀下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后汉书·光武帝纪》)史书还记载光武帝曾多次下诏减免各地徭役。在灾荒的年代,东汉政府常下诏采取一些救济措施,如建武六年曾下诏:“往岁水旱蝗虫为灾,谷价腾跃,人用困乏。朕惟百姓无以自赡,恻然愍之。其命郡国有谷者,给禀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抚,无令失职。”(《后汉书·光武帝纪》)实际上是否能按诏书所说的执行,当然要画个问号。不过,刘秀能下这样的诏书,至少反映他还没有无视百姓贫困、苦难的现实。
“选用良吏”提倡节俭 刘秀实行的“柔道”,还表现在选用官吏方面。如前所述,东汉政权建立之初,即采取“进文吏”的方针,任用文士、儒生,尤重有气节之名士。刘秀十分注意对官吏的选任,他对“内外群官”常常亲自“选举”(《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对任职的官吏要求甚高,对不称职的官吏处罚极严,以至“尚书近臣,至乃捶扑牵曳于前”(同上)。这样,在光武帝时期出现了一批忠于贯彻刘秀主张的、有才干的“良吏”。他们或在促进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或在巩固东汉政权方面,都留下一定功绩。
如汝南太守邓晨在任时“兴鸿郤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渔阳太守郭伋“在职五岁,户口增倍”(《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丹阳太守李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南阳太守杜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又造水排,修陂池,拓土田,使“郡内比室殷足”(《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渔阳太守张堪,在任中“捕击奸猾,赏罚必信,吏民皆乐为用。……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同上)等等。这些官吏的共同特点是比较关心人民疾苦,注意发展生产,减轻民众负担,镇压为害一方的豪强。他们并非完全是所谓的“循吏”,也有被称为“酷吏”的。洛阳令董宣就是其中一个。时光武帝姊湖阳公主的苍头白日杀人,藏匿主家,吏捕之不得,董宣即于此杀人之苍头陪同公主出行时,候于途中,“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湖阳公主“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命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后汉书·酷吏列传》)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打击豪强的“酷吏”,也受到刘秀的重用,因而对为恶横行的豪强地主有一定抑制,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上述事实证明:刘秀任免、赏罚官吏是以能否维护东汉政权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为标准的,并不单纯以其为政手段“宽厚”或“严酷”之表面现象为依据。在这一点上,比起西汉初曹参仅以“讷于文辞,谨厚长者”为择吏标准,“吏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汉书·萧何曹参传》)的做法又高明多了。因此,光武帝时期的吏治是较为清明的。
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始终提倡节俭,据记载:他自己“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损上林池籞之官,废骋望弋猎之事。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后汉书·循吏列传》)。后宫的生活也一反西汉末、王莽时代的荒淫、奢侈作风:彫为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女、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后汉书·皇后纪》)郭后虽出身豪富之家,而“好礼节俭”。阴后也是“在位恭俭,少嗜玩”(同上)。看来,“俭”已在后宫形成风气,这决不是偶然的。建武二十六年(50年)作寿陵,刘秀下诏要效仿西汉景帝霸陵的俭朴,令“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后汉书·光武帝纪》)。他还要求整个社会均实行薄葬,反对劳民伤财的厚葬之风。建武七年(31年)曾下诏曰:“世以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仓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之义。”(《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如此注意节俭,并以身示范,乃是希望刚历经战乱后的“百姓宽息”,从而保障其统治的稳定。事实上,这样做对当时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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