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的阶级基础与中央集权的强化

东汉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之所以强化，与其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有直接关系。东汉政权是由豪强地主阶级创建、依靠大地主支持而出现的。所以政权建设的最终目标无不与大地主利益有直接关系。

创建东汉政权的大地主分子　与以中小地主为核心的西汉政权开创者不同，东汉政权的开创者几乎都是大地主阶级分子。这些地主阶级分子，以地区划分，主要是南阳和河北两地，而以南阳的地主为骨干；以类别划分，主要是宗法地主和商人地主两部分，而以商人地主为骨干。

刘秀本人就是南阳大地主。尽管他是“高祖九世之孙”，为宗室贵族的后裔，但这个身份除在政治上有一些影响外，在经济上是毫无作用的。据载：刘秀“九岁而孤”。而使其得以维持剥削生活的并非贵族的身份，而是经营土地和商业。据记载：刘秀“性勤于稼穑”。当地皇三年（22年），“天下连岁灾蝗”（《后汉书·光武帝纪》），“南阳旱饥”，惟独刘秀的田庄能得到丰收，而且还与大商人兼地主的邓晨往返于宛，经营粮食生意。可见是个商人地主。自幼养育他的叔父舂陵侯刘敞，就是一个大地主。有一年刘秀曾为他打官司至官府告状，其原因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为“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藁若干万”。仅追租就如此之多，可以推知其土地之广！刘秀之兄刘，也是南阳的豪强地主，他家不仅蓄养着众多的宾客，而且还纵容“宾客劫人”（《后汉书·光武帝纪》引《续汉书》）。刘秀的母舅樊宏，更是南阳有名的大地主“为乡里著姓”，田地多至“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同时还经商“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又是一个商人兼地主。刘秀的姐夫邓晨，乃是“世吏二千石”（《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的南阳大地主，其曾祖父隆曾任扬州刺史，祖父勋任交州刺史，父宏任豫章都尉“家自富足”（《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刘秀的妹婿李通，也是南阳的大商人兼地主“世以货殖著姓”，其族人多仕于王莽者。当李通参加刘秀反莽起事后，王莽曾将李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可见创建东汉政权的领导集团是以商人地主为主的。

随同刘秀一起创建东汉政权的骨干，也多系南阳、颍川和河北一带的大地主贵族。如祭遵，为颍川颍阳人“家富给”（《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寇恂为“上谷昌平人”（在今河北境内）“世为著姓”，（《后汉书·邓寇列传》）；卓茂，南阳宛人“父祖皆至郡守”（《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耿弇，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境内）“其先武帝时，以吏二千石自巨鹿徙焉”，其父况“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后为朔调连率（即上谷郡守）”（《后汉书·耿弇列传》）；邳彤，信都（今河北衡水冀州区）人，父吉为辽西太守，本人曾为“和成卒正”（《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铫期，颍川郏人，父猛“为桂阳太守”（《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耿纯，巨鹿宋子人，父艾，曾任王莽济平（即定陶）尹，为“巨鹿大姓”（《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刘隆为“南阳安众侯宗室”（《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刘植，巨鹿昌城人。当王郎起事时“植与弟喜、从兄歆率宗族宾客，聚兵数千人据昌城”（《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有宗族、宾客，能聚兵数千人之多，亦非一般地主。根据《后汉书》所记，在汉明帝时被列为开国功臣的32人中，明确记载为“家富给”或“世为著姓”者四人；世代为官者八人，自身曾为西汉或王莽政权官吏者十三人，为宗室贵族或地方豪强者二人，不明出身者五人。从地区籍贯统计，此32个开国元勋中，属于南阳、颍川人者21名，属于河北的六人；属于关中冯翊、扶风人者四人（其中耿弇先世为巨鹿人）；属于东莱（今山东境内）一人。这就具体地反映了创立东汉的开国元勋基本上是南阳、颍川、河北的大豪强地主。[268]

大地主对东汉政权支持　在创建东汉政权过程中，刘秀也得到大地主和官僚的支持，这是他能够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割据势力的重要原因。如邓禹西征陕西时“军粮乏”，就有“家累千金”的王丹“率宗族上麦二千斛”（《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刘秀对于地主、官吏也极力拉拢，自然取得他们的拥护，如刘秀入洛阳后“复汉官名，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在整个夺取政权过程中，“所到部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官属，下至佐史”（《后汉书·光武帝纪》）。即使那些曾经与之对抗的大地主，被刘秀战胜后仍能得到优容，如河内太守邑人韩歆，曾“议欲城守，（岑）彭止不听”，后被迫降刘秀，当斩。但“（岑）彭因言韩歆南阳大人，可以为用”（《后汉书·冯岑贾列传》）就被刘秀赦免，而且被任为邓禹之军师。所谓“大人”即“大家豪右”，是地方上有影响的大地主。可见，刘秀对豪强地主的态度。又如鬲县（今山东平原县北）五族大地主曾反叛，刘秀所派的吴汉，不仅不加讨伐，而且“使人谢城中”，结果“五姓大喜”（《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从而归附刘秀。(www.xing528.com)

那些辅佐刘秀夺取政权的文臣武将们，许多都是“率宗族宾客”投入到起事队伍中来的。例如耿纯“与从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老病者皆载木自随，奉迎（刘秀）于育”（《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刘秀过颍阳时，王霸“率宾客上谒”（《铫期王霸祭遵列传》）；刘植、臧宫、祭遵等皆与其“宗族”“宾客”一起加入刘秀的武装，有的多至数千人。他们中多数人当然是豪强地主。

东汉王朝建立后，追随刘秀的豪强地主，都被封侯食邑，成了新贵族。以这些新贵族、官僚为核心，联结地主、豪商，形成强大的豪强地主阶层。东汉王朝对豪强地主的利益，倍加保护。在经济上，维护豪强地主的大土地占有制；在政治上，则通过“察举”和“征辟”制度，保障他们从政的特权，使豪强地主牢牢地控制着中央和地方政权。

因此，东汉王朝的阶级基础就是以商人地主为主的豪族地主阶级。强化专制政权的目的，皆在于维护豪族地主阶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