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割据势力平地郡并降武装

地方割据势力的出现　刘秀称帝前后，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武装集团，除绿林、赤眉以及其他大、小股农民军部队外，还有不少地主武装。这些地主武装的首领有的是趁新莽末天下大乱之际拥兵自据的地方豪强地主；有的是王莽政权的官吏，更多的是混进或由起义将领蜕变的地主分子。其中主要的有：

睢阳（今河南商丘）刘永，据今豫东、皖北一带；

临甾（今山东临淄）张步，据今山东境内；

东海（今山东郯城）董宪，据今苏北一带；

庐江（今安徽舒城）李宪，据今安徽境内；

黎立（今湖北宜城）秦丰，据今湖北境内；

渔阳（今北京密云）彭宠，据今河北北部；

成都（今四川成都）公孙述，据今四川成都地区；

天水（今甘肃天水）隗嚣，据陇西即今甘肃境内；

安定（今甘肃固原）卢芳，据安定；

河西窦融，据今甘肃境内。

此外，还有一些依附于上述地方割据势力的小割据武装如涿郡（今河北境内）张丰等。由于许多割据势力时而联合，时而分裂，所以无法将那些小范围的割据势力一一列出。即使如此，也不难看出：在刘秀称帝前后，东、西、南、北四方几乎都布满了地方武装集团。这些武装集团的首领拥兵一方，有的还称王、称帝。尽管他们之间也免不了火并，但自东汉政权建立以后，刘秀集团就成为他们共同的敌人。而汉光武帝刘秀要维护东汉政权的中央集权统治，恢复和巩固封建地主阶级国家的统一，就必须铲平这些武装集团。因此，在镇压农民军的同时，刘秀实际是以更大的力量来削锄地方割据势力的。

风云变幻的东方战场　在东方，今山东、豫东、皖北和苏北一带，因距长安和洛阳较远，形势较为复杂。这里有农民军的余众，有地主武装，也有先为农民军后来蜕化为割据武装的军事集团或流寇。在这些武装集团中，为首的则是雄踞于豫东、皖北的刘永。

刘永原为西汉梁孝王八世之孙，故梁王刘立之子。当绿林军的更始政权建立后，更始元年（23年）刘永至洛阳，被更始帝封为梁王，都睢阳（河南商丘）。次年冬，刘永据国起兵，攻下济阴等二十八城，又派人将“贼帅”山阳佼彊、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拉拢过来，各封其为将军，与之连兵，他们占有今鲁西、苏北、皖北、豫东的广大土地，成为占据东方的一个很大的军事同盟。当建武元年（25年）刘秀称帝之时，刘永也随着于是年十一月称帝于睢阳。

刘永称帝就其性质上讲，与刘秀称帝并无不同，无非都是趁机抢夺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而已。不过，对于刘秀说来，刘永的威胁是十分严重的，这不仅是由于刘永所控制的地域广大，而且他在刘氏皇族中地位远较刘秀高得多，对地主阶级的号召力自然比刘秀要大。因此，刘秀在同各地割据势力的斗争中，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他。

建武二年（26年）四月，刘秀派大将军盖延讨伐刘永。开始，战事颇为顺利，将刘永围于睢阳。但盖延军中的更始降将苏茂却由于内部不和“军中不相能”（《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叛变而投降刘永，并被永封为大司马、淮阳王。这无疑增强了刘永的势力。盖延军经过苦战，至八月，睢阳才被攻克。刘永逃至虞，又在苏茂、佼彊、周建等保护下败走山东兖州境内之湖陵（山东鱼台东南）。趁盖延取得胜利之际，刘秀即派人持节至青、徐二州招降，当地不少割据武装“皆惶怖请降”，一部分农民军也在此时放下武装。建武三年（27年）四月，刘秀又派吴汉、杜茂等七将军大破刘永属下之苏茂、周建军。周建、苏茂和刘永被睢阳人迎入城中，继续与盖军对抗。盖军围睢阳城百日，终未攻开。后来城中粮尽，刘永、苏茂、周建等突围出走，刘永为部将庆吾所杀。苏茂、周建等又立永之子纡为王。建武四年（28年）七月，刘秀又派马武、王霸等攻刘纡，亦未能取胜，至五年（29年）二月马武所部反被苏茂、周建所败。后王霸出奇兵精骑出敌军后，才打败苏、周军。苏茂于失利后奔下邳投董宪，周建则因兄子诵反而死于道，刘纡则投奔西防之佼彊。不久，刘纡被吴汉俘获。建武五年（29年）十月，耿弇在临淄大破张步。最后，张步斩苏茂投降。建武六年（30年）正月，扬武将军马成在舒战胜并俘获李宪；同年二月，大司马吴汉拔朐（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俘获董宪。至此，刘永的势力被彻底削平。

在这前后几年的时间内，东方战场上的风云显得变幻莫测，有一些原为被刘秀派去讨伐刘永的将领，中途叛变，甚至成为刘永阵营中的顽固分子，如苏茂、庞萌[257]，有一些将领首鼠两端，先受刘永所封，又接受刘秀封官，最后终又回到刘永阵营，如张步[258]，还有一些农民军由于将领的叛变、蜕化，或受欺蒙而成为地主割据势力的武装，如董宪曾招五校余众与之共守建阳，以抗击刘秀[259]。这时的五校性质，已非昔日农民军，实际已变为地主武装。这种起伏万变的形势，原因在于王莽政权被推翻，更始政权、赤眉军相继崩溃以后，全国尚未形成一个政治中心，而在争夺帝位的群雄中，唯刘永和刘秀之条件相近。况且，最初刘永的实力及号召力、或欺骗性常常居刘秀之上，所以这一军事集团还具有一定吸引力。只是到后来，在斗争中刘永集团的政治策略远不及刘秀，所以终至归于失败。

彭宠的叛乱及其败亡　彭宠的割据背景与刘永不同，他是从刘秀阵营中分裂出去的。因而习惯地称之为“叛乱”。

彭宠，字伯通，南阳宛人，父在西汉哀帝时曾为渔阳太守。宠少时曾为郡吏，后亡至渔阳。更始政权成立后，被拜为偏将军，行渔阳太守事。刘秀到河北后，彭宠在吴汉等人劝说下于更始二年（24年）归顺刘秀，被封为建忠侯，赐大将军号。此时的彭宠对刘秀是绝对顺从的。刘秀集全力消灭王郎，彭宠则“转粮食，前后不绝”（《后汉书·王张李彭卢列传》），曾有相当大的功绩。

但是，至消灭王郎之后，彭宠“自负其功，意望甚高”（同上）就逐渐对刘秀产生不满。尤其是在刘秀称帝以后，吴汉、王梁等原位在彭宠之下的，均为三公，而独彭宠官无所加，遂怏怏不得志。加之他又与幽州牧朱浮不合，浮曾屡向刘秀谮构彭宠罪名，使宠益以自疑，终于在建武二年（26年）公开举起叛旗。(www.xing528.com)

彭宠的叛变起了连锁反应。建武三年（27年）三月，涿郡太守张丰也反，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这两股叛军结合起来，给刚刚建立起的光武帝的东汉政权以很大的威胁。彭宠占领了蓟，自称燕王，又攻拔右北平、上谷数县。同时与北方的匈奴勾结，借兵为助，又南结张步及富平、获索诸军，同南方、东方的割据势力联合在一起。

建武四年（28年）五月，刘秀派朱祐、耿弇、祭遵、刘喜等率军攻张丰，在涿郡一战将深信自己当为“天子”的张丰生擒。[260]此时，围剿彭宠的汉军步步向渔阳逼近。彭宠竟引匈奴兵欲攻祭遵等屯驻之良乡、阳乡。时耿况使其子耿舒突袭匈奴兵，斩两王，才迫使匈奴及彭宠军退走。

彭宠的叛乱完全出于个人恩怨，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政治纲领，连欺骗人的口实也提不出来，显然是很难争取人心的，连他自己部下的奴仆都对其不满。建武五年（29年）二月，彭宠身边的苍头子密及小奴二人将彭宠及其妻子杀死，向汉军投降。彭宠死后，尚书韩立等又立宠子午为王，没多久国师韩利又斩彭午之头，向祭遵投降。渔阳之乱终于平定。[261]

割据于西北的隗嚣和窦融　在西北，今陕西西部至甘肃大部，有两个武装集团趁机割据，其首领就是天水的隗嚣与河西的窦融。前者与刘秀的东汉政权对抗十余年后，终被消灭；后者则自动取消割据及时投入东汉的统一封建政权，而被尊为开国功臣。其实，最初他们以武装自据之时，其动机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在以后事态发展中，对主、客观形势、条件认识有高下而已。

隗嚣，字季孟，天水人。素有名，好经书。曾被王莽国师刘歆引为属官——士。王莽败后，嚣被当地豪强地主推为上将军，聚众起兵。先后攻占安定、陇西、武都、金城、武威、酒泉、敦煌诸郡，几乎相当今日之甘肃全境。隗嚣初立时，仍不能不打着“辅汉而起”的旗号。[262]因他与刘永不同，缺乏一块刘氏宗室的招牌，所以极欲求得王莽失败后出现的刘氏政权的承认。更始二年（24年）应召至长安，受更始任命为右将军。不久，又杀掉欲谋脱离更始政权的叔父隗崔、隗义，以表示对刘玄的更始政权的忠心，被更始任为御史大夫。当刘秀在河北称帝时，隗嚣还曾劝过更始帝归政于刘秀之叔父、国三老刘良。建武元年（25年）更始败后，隗嚣归天水，招集部众拥兵自据，自称“西州大将军”。刘秀派兵进占关中，隗嚣又主动配合。这时，隗嚣积极靠拢刘秀，刘秀对嚣尊之甚高，命邓禹持节封嚣为“西州大将军”，而实际并不以臣下视之。[263]

然而，在隗嚣谦辞卑礼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野心。建武三年以后，刘秀将主要力量置于东方和渔阳，无暇西顾，公孙述称帝于蜀。刘秀暂时无力扫平，曾多次示意拥兵于陇西的隗嚣讨蜀，但嚣宁可以蜀的存在牵制刘秀，以保持自己割据之势，也不愿蜀被消灭，因此，并不认真遵从刘秀调遣。刘秀也逐渐看出隗嚣这种“欲持两端”的狡猾态度，于是“稍黜其礼”（《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矛盾开始公开化。建武五年隗嚣虽遣儿子恂入侍为质，但仍“负其险阸，欲专方面”（同上）。建武六年以后，关东较大的割据势力均已扫平，刘秀得以西顾。当时，正值公孙述由蜀出兵伐南郡，刘秀即命隗嚣从天水伐蜀。但隗嚣不仅拒不执行，反而多方阻隔。于是，从建武五年开始，刘秀就对隗嚣进行不断的讨伐，隗嚣依靠其地处西陲、粮草充足、士马强壮的有利形势，又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南向公孙述称臣，被公孙述封为朔宁王，联合起来同刘秀的东汉政权对抗。这期间，隗嚣时而向刘秀表示认罪，时而请求“宽宥”，但始终无诚意投降，而刘秀则一直希图以诱降方法使其放弃割据。所以，这场停停打打的战争进行四、五年之久，仍未有结果。建武九年（33年）被刘秀军长期围困的隗嚣，饥病忧愤而死。子隗纯立为王。次年，隗纯在来歙、耿弇、盖延所率的汉军猛攻下战败，十月十日隗纯于落门（今甘肃甘谷西）投降，陇右平。

割据河西的窦融则走了另一条路：

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人，七世祖为孝文皇后之弟，世代居高官“出入贵戚”，本人在王莽时代，曾任强弩将军司马，并随同妹丈大司空王邑镇压过反莽义军，拜为波水将军。王莽败亡，融以军投降更始政权，被举为巨鹿太守，但窦融见东方扰攘，更始政权胜败未定，就极力辞谢巨鹿太守之职，而求为河西官职。因融高祖父曾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后汉书·窦融列传》）。他自忖在河西有较雄厚之势力。所以最后终于推掉巨鹿太守之职，而从更始政权那里得到张掖属国都尉的任命。

融到河西后就发展个人势力，“抚结雄杰，怀辑羌虏”（同上），甚得当地居民——主要是豪强地主——的拥护。不久，更始政权失败，融又被河西地方官吏和豪强地主推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仍领都尉职，置从事监察五郡，实际已成为河西五郡割据政权的首领。刘秀即位后，窦融即决心投向光武帝政权，他拒绝了隗嚣的“各据其土宇，与陇蜀合从”与汉“三分鼎足”（同上），的诱惑，于建武五年（29年）向刘秀奉书献马，表示归顺，被刘秀任为凉州牧。窦融不与隗嚣合作，适时地放弃割据，乃是审时度势，估计刘秀必胜，而自己地处一隅，决无与中原各武装集团争雄之力，故主动倒向刘秀[264]，后来，又配合刘秀军队消灭隗氏割据政权，从而深受刘秀信用，除本人被封侯外，家属及属下多人被封侯，子穆尚内黄公主。满门尊宠，并被奉为“功臣”。

窦融的割据河西，实际只有五年。其主动放弃割据，归顺东汉统一的封建王朝，不论其最初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顺应当时历史趋势的，因而是应当肯定的。

公孙述的称帝及其失败结局　割据于蜀地的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父公孙仁曾为河南都尉，述在西汉时曾为清水长，王莽时为导江卒正[265]，居临邛（今四川邛崃）。王莽政权被推翻后，公孙述诈称受汉命，为辅汉将军，自任蜀郡太守兼益州牧，以精兵千余，扫荡周围地主武装。于更始二年（24年）自封为蜀王，都成都。建武元年（25年），四月，又自立为天子，号成家，建元曰龙兴元年。他以吞并、拉拢等方法消灭、联结许多地方武装，扩大势力，逐渐占有今日四川、贵州和云南之大部。成为割据势力中在西南地区中最强大的一个。

由于蜀地险要，建武初年刘秀又忙于平定东方，所以公孙述的势力就在蜀地发展、巩固下来。而许多被农民军击溃后走投无路的地主也以蜀地作为逋逃渊薮，纷纷投到公孙述的麾下。一些为汉军击败的将领如延岑、田戎也先后投奔公孙述。公孙述既自称皇帝，也需依靠谶符来欺骗人民[266]，因此，他也常令人编造一些图谶证明他应当继位为天子。他还以更多的力量支持隗嚣。显然，公孙述割据政权的存在，乃是东汉王朝中央集权的严重障碍。但是，由于蜀地险要，在光武帝即位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无力向蜀进攻，只好将其“置之度外”。因此，这一割据政权与东汉王朝对立达十余年之久。

到建武十年（34年），刘秀军队平定隗嚣及其子隗纯后，东汉政权才派人向蜀进攻。建武十二年（36年）十一月，吴汉、臧宫与公孙述战于成都，述战死，余众投降，蜀地、益州遂统一于东汉政权之下。

公孙述之据益州十余年，主要是由于东方未定，而蜀地形势险要，易守难攻。至于公孙述本人，实无任何谋略。除孜孜以求称帝外，根本不具备统一之才干。据《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记载：“述性苛细，察于小事。敢诛杀而不见大体，好改易郡县官名。然少为郎，习汉家制度，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又立其两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公孙述的失败结局早就被他自己设置好了。

卢芳的叛亡　卢芳，字君期，安定（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景泰、靖远、会宁、平凉、泾川、镇原及宁夏中宁、中卫、同心、固原等地）三水人。王莽末，与三水属国羌胡起兵，自称本人是武帝曾孙刘文伯，以诳惑群众。更始政权曾任命芳为骑都尉，使镇抚安定以西。更始败后，三水地方豪强共推卢芳为上将军、西平王。使与西羌、匈奴和亲。匈奴乃立卢芳为汉帝。这是历史上由匈奴立的第一个“汉”帝。由于有匈奴支持，卢芳即在北方边境上称“雄”。建武初，卢芳已据有五原（今内蒙古后套以东，阴山以南，包头市以西地区）、朔方（治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辖境相当今内蒙古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云中（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以东，大青山以南，卓资县以西，黄河南岸及长城以北地区）、定襄（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雁门（治所在今山西右玉南）五郡。

卢芳据北方边境常“侵苦北边”，使边境不得安宁，影响当地人民生活和生产。自建武六年（30年）以后，刘秀常派人击芳，但始终未能彻底消灭其势力。卢芳属下之朔方太守田飒、云中太守桥扈先后归降刘秀，也没有使卢芳放弃与东汉为敌的立场。他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割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靠欺骗，他利用“天下思汉”，刘氏宗室在一部分人中还有一定号召力的机会，冒充汉武帝之曾孙。这一伪造的身份不仅使部分汉族地主甘心追随他，也使匈奴奴隶主贵族乐于利用他。[267]二是靠匈奴。因为东汉政权当时尚无力彻底击败匈奴，所以也不可能消灭卢芳。

建武十二年（36年），卢芳又与贾览等率兵攻云中，此时东汉政权已臻于稳定，边境日益巩固，卢芳进攻云中久未得逞，其留守九原的随昱见势要胁迫芳降汉。卢芳见羽翼外附，众叛亲离，割据难以维持，遂弃辎重，与十余骑投奔匈奴，投靠了外族势力。

建武十六年（40年），逃入匈奴的卢芳向汉请降，光武帝不咎既往，立芳为代王，并赐缯二万匹，令其“和集匈奴”。但不久卢芳又叛变，与妻子逃往匈奴，十余年后，死于塞外。阻碍统一的最后一支割据势力至此终被消灭。

从公元25年开始，刘秀在农民起义的火光中开始称帝，此后就连年作战，镇压农民军，扫除割据势力，经过十余年的战争，终于将所有足以与东汉政权对抗的军事集团和割据势力一一消灭。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血与火中又重新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