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农民军，争夺胜利果实的历史秦汉史

西汉和新莽王朝是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覆亡的，刘秀的武装也是趁农民起义的风潮扩展起来的。但刘秀当皇帝以后，迫不及待要做的，就是消灭农民军、抢夺西汉末年以来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

刘秀消灭农民军，是同时在几个战场上进行的。

攻占洛阳　刘秀称帝后，七月，立即派吴汉率朱祐及廷尉岑彭、执金吾贾复、扬化将军坚镡等十一将军围攻洛阳。

洛阳地区原有绿林军三十万左右，虽屡遭失败，但仍有一定实力，其主力由朱鲔统率，坚守于洛阳城。故洛阳久攻不下，达数月之久。刘秀乃派曾为朱鲔校尉的岑彭前往劝降，这时，赤眉军已占领长安，关中绿林军的更始政权内讧。岑彭便劝朱鲔认清形势，及早归顺刘秀。朱鲔之所以迟迟不降，乃是由于原来曾参与杀害刘，又曾建议过刘玄不令刘秀率兵北伐，而怕刘秀报复。朱鲔将上述两个顾虑向岑彭吐诉，岑彭又向刘秀转达。很快就传来刘秀的答复：决不“忌小怨”，“今若降，官爵可保”。于是朱鲔才放心，即悉其众出降。刘秀封鲔为平狄将军、扶沟侯。后为少府。

洛阳的易手，首先是由于赤眉、绿林两军相互攻击，绿林军在战斗中受到沉重打击，赤眉军又以主力进攻关中，使洛阳地区的绿林军处于孤立无援地位。其次因绿林军内部分裂，在洛阳地区诸将领中，先有李轶与冯异暗中勾结，使冯异军得以长驱直入。后来，朱鲔虽派人刺死李轶，但洛阳的绿林军“城中乖离，多有降者”（《后汉书·冯岑贾列传》），仍无济于事。最后连朱鲔自己也“面缚”与岑彭“俱诣河阳”投降刘秀。而刘秀则善于利用赤眉和绿林的矛盾，也比较灵活地采取政治和军事两种不同的策略，打击和瓦解绿林军，终于将洛阳占领。绿林军内部的矛盾，是其失败不容忽视的因素。[256]

建武元年（25年）十月，刘秀车驾进入洛阳。这里“处乎中土，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班固《两都赋》，见《昭明文选》卷1），地理位置甚为优越，于是就宣布定都于洛阳。

进军关中　刘秀早在称帝前，就派邓禹率二万精兵，尾随着赤眉军，从黄河以北的箕关（今河南济源西）进入河东郡。伺机向西汉的政治中心、被绿林军更始政权占领的关中进军。刘秀称帝后，邓禹已在安邑（山西夏县西北）击败王匡、张卬，又获更始政权的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彊，皆斩之“遂定河东”，接着又渡汾阴河，入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并在衙击破更始中郎将左辅都尉公乘歙所率的十万军队。是年十月，刘玄已向赤眉军请降，并被封为长沙王。刘秀却在这时发布诏书：封刘玄为“淮阳王”，“吏人敢有贼害者，罪同大逆”（《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这样，他就把原来属于刘玄的势力，拉到自己这一边。现在刘秀面对的敌人已不是更始政权，而是赤眉军所建立的“汉”政权了。地主豪强和其部下将领纷纷劝已率兵至夏阳的邓禹径向长安的赤眉军进攻。邓禹以其政治经验看到：自己“众虽多”，但“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而“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后汉书·邓寇列传》），所以不敢直接与赤眉正面交锋，而北上栒邑，以便到“土广人稀，饶谷多畜”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就粮养士”，“以观其弊”（同上），等待赤眉军自溃，再伺机出动。

这时，已迁至洛阳的刘秀见邓禹不向长安进攻，十分不悦，促他“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但邓禹竟对此置之不理，仍按原计划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谷”（《后汉书·邓寇列传》），积蓄力量。

进入长安的赤眉军，也已失去起义初期的革命精神，他们除去“贪财物”大肆掠抢烧杀之外，同绿林军的更始政权一样，也提不出任何巩固统治和稳定政权的措施。长安地区先经绿林军三年的抢掠，再经赤眉军“大掠”，终于到了“城中粮食尽”（《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的地步。建武二年（26年）一月因无以为食，赤眉军不得不被迫撤离长安，他们“收载珍宝，因大纵火烧宫室”后“引兵而西”（《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准备至“地广人稀”之处觅食。这时，邓禹所率的汉军便毫不费力地进入了这一座被烧掠一空的、残破的长安城。

但是，西去的赤眉军在长安不远的郿（今陕西眉县）即遇到更始将军严春的阻击。虽然经过战斗赤眉军取得胜利，进至安定、北地一带，但当他们沿汧水到“阳城番须中，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又遭到陇西豪强隗嚣武装迎击，至是年九月，赤眉军终不得不返回长安。驻守在长安的邓禹军，只一击便被赤眉军打败，退出长安，至云阳。赤眉军再次进入长安，邓禹军虽趁机偷袭，终未能得逞。

长安的赤眉军面临的不仅有邓禹军的攻击，更重要的还是更始政权余部延岑、李宝等所率之军队与之为敌，使其实力消耗惨重。即使如此，邓禹也未能取胜。由于久战无功，邓军内部积弩将军冯愔曾发生过叛变，归附者也日益离散。这种情况使刘秀甚为不满。十一月，派偏将军冯异代替邓禹进攻赤眉军。刘秀亲自以车驾将冯异送至河南，并面授机宜，嘱咐冯异不要专事征杀“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后汉书·冯岑贾列传》），并要他战胜赤眉之后将大头目送往京师，其余众则令解散就农桑，使其“无复聚”就可达到战胜的目的。同时又将邓禹调回，将其派往河北。告诉他“赤眉无谷，自当东来”，令邓“无得复妄进兵”（《后汉书·邓寇列传》）。刘秀的这一估计，果然是正确的。赤眉军在抢烧一空的长安和关中已不能继续停留下去，三辅大饥，人相食，白骨蔽野。在这种情况下，赤眉军二十余万乃引兵东归。冯异所部与赤眉军遇于华阴，相拒六十余日，尽管有五千余赤眉将卒投降，但其余众仍然有很大势力，至建武三年（27年）正月，饥饿疲惫的赤眉军竟将冯异军及自河北赶来之邓禹、邓弘军打得全军覆没，死伤者三千余人，邓禹以二十四骑逃归宜阳，冯异弃马步行，仓皇逃归回溪阪（今河南洛宁东北）。(www.xing528.com)

赤眉军最后的失败　综观这个时期刘秀的汉军与赤眉军战斗的双方力量对比，赤眉军虽两面受敌，但较之刘秀的队伍来，还是具有优势。然而，同绿林军一样，自王莽政权被推翻后，赤眉军的战斗已经失去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变为流寇。因此，这支暂时强大的队伍终究无法战胜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丰富斗争经验的刘秀的武装，而归于失败。

冯异逃回后，就准备在赤眉东进的路上进行伏击。他在渑池崤底挑选精兵换成赤眉军的服装隐蔽起来，等待赤眉军前来进攻。果然，建武三年闰正月，赤眉军见冯军人少，更增派大军助战。于是，冯异乃纵兵大战，伏兵皆出。由于衣服、标志相混，使赤眉军大乱，被俘者达八万人。余下十余万赤眉军南下宜阳，准备突围，不料却走入刘秀布置的圈套。刘秀自己亲勒六军，严阵以待，仓皇而来的赤眉军又遇大雨，“惊震不知所为”。此时，赤眉军已至绝路，樊崇等遂与刘盆子及丞相徐宣等向刘秀投降。光武帝刘秀先许对久食不得饱的赤眉军实行安抚，乃“令县厨赐食，众积困餧，十余万人皆得饱饫”。然后令赤眉军头领樊崇、徐宣等居洛阳，“赐宅人一区，田二顷”（《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此后，尽管尚有赤眉余众散布在各地与东汉政权继续斗争，但至樊崇、刘盆子投降之日即标志着赤眉军主力归于失败。

赤眉军作为一支农民起义武装，在其完成推翻新莽王朝的历史任务后，提不出任何新的政治纲领和战斗目标，完全变为以掠夺为目的的武装集团，最后终被刘秀的地主武装击败。这是封建社会农民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对于他们的投降刘秀，是不应过分指责的，因为此时所降的已不是赤眉军起义时与之战斗的新莽政权，而是曾经与之并肩战斗的刘秀的汉军，尽管这两者在本质上皆属地主政权，但刘秀的东汉毕竟不同于腐朽的新莽政权，而赤眉军在完成了改朝换代的历史任务后又别无他路可走。一些史学著作将赤眉军的投降刘秀，斥之为“卑躬屈膝的求饶哀鸣”或“受了欺骗而放下武器”是不够公允的。试问：如果这些赤眉军永远不放下武器，他们会得到什么结果呢？整个社会历史将是什么情况呢？可能无人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在赤眉军主力投降以后，冯异于当年三月又击败延岑于上林（今西安市西），刘秀之军遂占领长安。

其他各地农民军的失败　更始政权崩溃和赤眉主力投降，只是标志农民军的基本队伍已被消灭。但除此以外，还有散布于全国各地的、难以数计的、小股的农民军仍坚持着斗争。这些农民军有的属于绿林军的更始政权，有的则另建旗号。在镇压赤眉军的同时及赤眉军被消灭后，刘秀始终没有间断对那些零星的农民军进行镇压。其中主要的有：

建武二年（26年），刘秀派岑彭率兵击荆州，镇压南方的农民军。此时，南方仍在大乱，更始政权的诸将领拥兵自据，就是刘秀的老家南阳诸城，也在更始诸将领的控制之中，还有更多的地方势力各据一方，使地方扰攘不安。岑彭在南方经过数年苦战，才勉强地把较大的农民军镇压下去。但零星的农民军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

同年，刘秀又派大司马、舞阳侯吴汉率王梁、朱祐、杜茂、贾复、坚镡，王霸、刘隆、马武、阴识等在邺东漳水击溃檀乡军十余万人。接着，又击破邺西山军黎伯卿所部。南阳、新野一带的农民军也在吴汉和岑彭的镇压下被逐个消灭。不久，吴汉又与冯异击破昌城五楼军张文，以及新安的铜马、五幡等农民军。

建武三年（27年）春，吴汉率耿弇、盖延等于轵西，大破青犊军。接着又于临平和东郡箕山破五校军，北击清河长直及平原五里军。是年冬，又于平原（治所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辖境相当今山东平原、陵城、禹城、齐河、临邑、商河、惠民、阳信等地）击富平、获索军。至建武五年（29年）这一带的农民军基本上被吴汉等消灭“东方悉定”（《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

其他各地的农民军也都先后被刘秀的地主武装所消灭。不过，东汉初年的形势与西汉初有很大的不同：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王朝后，经过四年的“楚汉战争”，那些“聚保山泽”的农民群众，在西汉初大部均陆续回到田地里来，地主政权的统治逐步走向稳定；而新莽时代的农民起义，在推翻王莽统治之后，经过刘秀对农民军的镇压，虽然也有不少农民军被屠杀或溃散后回归田里，但小股的农民起义始终没有完全平息，还有更多的农民武装则蜕化为地方割据势力。所以，在东汉初年，刘秀的地主政权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和对地方割据势力的平定始终是同时进行的，而那时有一些同东汉王朝中央政权为敌的武装集团，究竟是属于地主阶级的地方割据势力，还是属于农民武装，由于资料缺乏，今天是难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