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覆亡后的形势揭示秦汉史

农民军内部的腐败　当王莽被杀之时，更始帝还在宛。被割下来的王莽的头送到更始帝面前时，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正同宠姬韩夫人嬉戏。见到莽头后，更始帝不禁感叹道：王莽若不如此，当与辅佐汉昭帝的霍光相同，定成为贤相。韩夫人说道：如果他不是这样，你能有今天吗？从这简单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农民起义军的首领已开始异化，农民政权与地主政权的本质区别逐渐消失，其原因就是农民军内部开始腐化。以后的历史发展愈来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攻占长安的当月，更始军攻克洛阳，生擒王莽的太师王匡和国师哀章等。十月，更始派奋威大将军刘信在汝南（相当于今河南颍河、淮河间、京广铁路西侧一线以东，安徽茨河、西肥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击杀一个月前才起兵自立为天子的前钟武侯刘望，及王莽的将军严尤和陈茂。关东地区王莽残余势力也基本扫平，更始帝遂由宛迁都至洛阳，在这里更始已俨然封建皇帝，封刘赐为丞相，并派刘秀持节至河北镇慰诸郡。更始二年（24年），申屠建、李松自长安将西汉皇帝、王莽曾用过的乘舆服御送来，并迎更始迁都。二月，更始自洛阳迁长安。从而完成了从农民军领袖到皇帝的过渡。

更始帝刘玄到长安后，其生活腐化程度与历代皇帝无异。当时只有未央宫未被焚毁，其余宫馆无一完整。但宫内数千宫女，以及钟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等全数原封不动转归更始享用。就是这样，刘玄对后至的诸将领还问“虏掠得几何”（《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充分表现其贪婪心情。

更始帝刘玄又纳赵萌之女为夫人，宠幸无比，将朝政委于右大司马赵萌，自己终日与妇人宴饮后宫，群臣欲言事，多因其昏醉不能谒见。不得已时，令侍中坐帷帐中传令。诸将知并非刘玄，皆怨声载道：“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所宠幸的韩夫人更喜喝酒，与更始对饮时，见常侍奏事，就大发雷霆，拍案大骂：皇帝刚刚和我一起喝酒，就来捣乱！朝政全由赵萌专断，作威作福。有告赵萌胡作非为者，更始不仅不听，反而拔剑击之，吓得人人不敢直言。赵萌愈来愈凶横，有时将与自己有怨的更始左右的侍中拉出去斩首，连更始为之求情都不允。

到长安后，更始帝刘玄就听从李松、赵萌的劝说，封功臣为王。但大司马朱鲔认为，高祖有约，非刘氏不王。刘玄就先大封刘氏宗室。计有：封太常将军刘祉为定陶王，刘赐为宛王，刘庆为燕王，刘歙为元氏王，大将军刘嘉为汉中王，刘信为汝阴王。封完刘氏宗室之后，就大封“功臣”，计有：立王匡为比阳王，王凤为宜阳王，朱鲔为胶东王，卫尉大将军张卬为淮阳王，廷尉大将军王常为邓王，执金吾大将军廖湛为穰王，申屠建为平氏王，尚书胡殷为随王，柱天大将军李通为西平王，五威中郎将李轶为舞阴王，水衡大将军成丹为襄邑王，大司空陈牧为阴平王，骠骑大将军宋佻为颍阴王，尹尊为郾王。因朱鲔坚持非刘氏不王的约定，不接受王的封号，而改封为左大司马，命刘赐为前大司马，使与李轶、李通、王常镇抚关东，命李松为丞相、赵萌为右大司马，共同秉政。

在刘玄封的王和官爵中，除刘氏宗室外，就是战争中之功臣。这些武将作战固有功绩，但为政却全不通，有的竟胡作非为，“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卬横暴三辅”（《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其所任命的官吏中，多是一些小商贩，或膳夫、庖人。这些人虽也属社会下层，但终究不是贫苦农民，一旦得势，忘乎所以，竟穿着华丽内衣、锦袴，口出污言秽语往来于道中。故当时长安流行有“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之谚。从以后的历史发展考察，上述说法绝非仅系地主贵族对更始政权的攻击，确实由于更始政权用非其人，也反映了其内部的腐化。对此，军帅将军李淑曾上书指出：“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陈，尚书显官皆出庸伍”，建议“宜厘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国”（《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但更始帝非但不听，反而大怒，将李淑下狱。自此以后，“关中离心，四方怨叛”（同上）。这个政权已失去民心。

除更始政权的内部腐败外，更始军与赤眉军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赤眉军是一支拥有三十万兵力的农民军，为推翻王莽政权立下大功。公元23年秋，更始政权迁入洛阳后，樊崇亲自带领二十多个赤眉军首领，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赶赴洛阳，对更始政权表示归附。但刘玄只对樊崇封侯，对广大农民军却不作安置。樊崇等愤然返回农民军阵地。这就种下赤眉军同更始军公开火并的祸种。还有一支潜伏于更始政权内部的势力，也在更始帝进入长安以后，开始脱离其控制，进而独树一帜，最后消灭农民军而建立东汉政权。这支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刘秀。

刘秀的家庭和身世　同刘一起举事反莽、更始帝入洛阳后被派往河北去的刘秀是东汉政权的创建者。这里不妨简单叙述其家世及经历，以对他有较完整的认识。他原是西汉刘氏宗族中的一支，为汉高祖刘邦九世孙。[255]其七世祖刘发为长沙定王，曾祖时代举族由南方迁至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刘秀即生于此。秀字文叔，兄弟三人，长兄，次兄仲。父刘钦曾为南顿（治所在今河南项城西）县令。可见此时刘秀家在刘氏宗族中，与皇帝已相当疏远。不过仍是当地的大地主。有一次刘秀为其叔父舂陵侯敞“讼逋租”，竟有“租二万六千斛，刍藁钱若干万”（《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九岁丧父，即养于另一叔父良家。

生长于豪富家庭中的刘秀，自幼读书，青年时代曾到长安，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学《尚书》。不过结果，只能“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而已。王莽末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之际，刘秀在南阳经营自己的田产。地皇三年（22年），南阳饥荒，刘之宾客劫人，牵连刘秀，为避官府追捕，他躲至新野（今属河南）豪族邓晨家。此时的刘秀只是一般的纨袴子弟，根本没有夺取天下之志，所向往的无非是一般地主所追求的：官、财、色，他曾表示过自己的理想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后汉书·皇后纪》）。“执金吾”是巡行宫殿外的、秩“中二千石”（《后汉书·百官四》）的官职，阴丽华乃新野当地大地主的女儿。可见，当时刘秀与一个普通的贵族、地主子弟没什么两样。

在新野，刘秀与邓晨等贩卖粮食于宛（今河南南阳市），并结识了宛县大商人“著姓”李通。“时南阳旱饥，而上田独收”（《后汉书·光武帝纪》），这一伙豪族富商，自然大发横财。此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浪潮已席卷全国。地处中原的南阳、新野、宛城也处于南方新市、平林，北方赤眉军的夹击之中。当地豪族地主也纷纷组织武装自保。李通之父李守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已观察到新莽政权必被推翻的趋势，曾对李通说“刘氏复兴，李氏为辅”。于是，李通即以这八个字，冒称谶文，怂恿刘秀举兵。刘秀初尚不敢冒此风险，但后来见赤眉军已南入颍川；新市、平林军已北进南阳，又念兄刘、李通等“素结轻客”（《后汉书·光武帝纪》），平时早结有一批敢于冒险之徒，有一定势力。28岁的刘秀最后下决心起事。

反莽战争中的刘秀　地皇三年（22年）十月，刘秀与李通及其从弟李轶等起兵于宛。刘秀兄刘发舂陵子弟七八千人，自称“柱天都部”，构成了这支武装的基本力量，加入了势如排山倒海的反莽战争。

最初并无夺取天下大志的刘秀，随着条件、环境的变化，兴趣早已经不在于财、色、官。自起事之初就以“复高祖之业，定万世之秋”（《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为目标，要夺取政权了。由于一开始就有这样明确的目标，又加之地主阶级拥有的组织和政治斗争经验，所以刘秀等投入到反莽战争洪流之后，对于团结、组织反莽联合战线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推翻新莽政权的战争中，建立了一定功绩。

起事开始后，刘即派人与农民起义军新市、平林兵联系，与其帅王凤、陈牧相配合，共攻长聚、唐子乡，杀湖阳尉。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因军中分财不均而起内讧，刘秀乃“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后汉书·光武帝纪》），开始显露出组织才能。

不久，刘秀、刘所率武装在小长安聚被王莽的甄阜、梁丘赐军大败。刘秀姐元及次兄仲和宗族数十人皆死于此役。新市、平林兵也纷纷离去。在此危难关头，刘通过驻扎于宜秋的下江兵首领王常，向诸路农民军晓以利害，最后终将新市、平林两军联合起来，于兰乡打败王莽的甄阜、梁丘赐军，尽获其辎重，使形势转危为安。更始元年（24年）正月，又继续取得胜利，斩甄、梁二将，杀王莽军二万余人。到这时，刘氏所率的南阳宗族武装集团，已成为对王莽威胁最大的一支军队。因为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军虽“众数十万人”但“讫无文号旌旗表识”“及后汉兵刘伯升（）起，皆称将军，攻城略地”。刘氏所率的武装显然比绿林赤眉军有较好的组织、纪律，这才使王莽闻之“忧惧”（《汉书·王莽传》下）。刘氏兄弟在反莽联合武装中的名声也日益增高。

如前所述，南阳地主武装与农民起义队伍的联合，到地皇四年（23年）二月，在建立更始政权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裂痕：以南阳豪富为主的地主集团欲拥刘，而新市、平林等农民武装则拥刘玄。终因农民武装居绝对优势，刘玄被立为更始皇帝。不久，是年三月就发生了昆阳大战。在昆阳战役中，刘秀以其勇敢、机智，使义军转败为胜，奠定了推翻王莽政权的基础。

尽管刘秀、刘兄弟投入到反莽战争的目的，与农民起义军根本不同，但是，在推翻王莽政权的过程中，还是有其一定功绩的。

刘秀在河北的发展　昆阳大捷前后，更始政权中的两派势力矛盾迅速尖锐化：刘及其亲信刘稷被更始帝刘玄处死，在南阳地主集团和农民军之间伏下了裂痕。不过，这时王莽政权尚未被推翻，刘秀暂时还无力与更始政权公开对立。他不得不以韬晦之计，等待时机。当他得到刘被杀消息之后，特地自城父至宛谢罪，在更始帝及农民起义诸将领面前，既不自矜昆阳之战功，也不为刘服丧，“深引过而已”，“饮食言笑如常”（《后汉书·光武帝纪》），从而取得更始帝及诸将信任，拜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当年九月，更始军攻入长安，推翻王莽建立的新朝，十月更始迁入洛阳后，派刘秀镇慰河北。刘秀有此机会就率领一支人马从洛阳出发，向河北进军了。

刘秀进军河北，表面是奉更始命而行，实际正是为其扩张自己势力、夺取天下作准备。至邺（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有新野人邓禹来投，向刘秀献“延揽英雄，务悦民心”（《后汉书·邓寇列传》）之策，教他收罗人才，笼络人心。颍川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冯异见刘秀常独自为刘被杀暗中哀痛，“每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后汉书·冯岑贾列传》），知刘秀与更始不两立，乃劝其“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同上），早日脱离更始政权，收买人心，壮大私人势力。刘秀接纳了这些建议。所过之处皆抚循属县，录囚徒，存鳏寡，除王莽苛政。果然受到地方官吏的支持“吏人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后汉书·光武帝纪》）。当时的河北广大地区，散布着众多支农民军，这些互不相统的农民军并不与刘秀为敌，而地方官吏又望风而降。这样，刘秀所率北上之军进展十分顺利，直至邯郸。又进兵真定（在今河北正定南）。

更始元年（23年）十二月，当刘秀进驻真定之时，故赵缪王子林以卜者王郎诈称成帝子子舆，立为天子，都邯郸。又有故广阳王之子刘接，起兵蓟中，响应王郎。这两股突起的势力将刘秀军围住，并通缉刘秀，声言“购光武十万户”（《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二年（24年）正月，刘秀在蓟（今北京城西南）被追南逃，“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同上）。在饶阳，伪称自己是“邯郸使者”才在传舍中骗得一顿饭吃，至滹沱河又几乎被王郎追兵捉住，幸而河水结冰，才免遭被擒。一直逃到信都（今河北邢台西南）因太守任光开门出迎，刘秀始脱险境。(www.xing528.com)

至信都后，刘秀即重整队伍：先在附近诸县征集四千人，攻取堂阳（今新河西北）、贳县（今束鹿西南）。河北各地的地主武装也纷纷来附：王莽的和戎卒正（即太守）邳彤举郡投刘秀；昌城人刘植、宋子人耿纯也“各率宗亲子弟，据其县邑，以奉光武”（《后汉书·光武帝纪》）并攻占下曲阳（今曲阳）。归附刘秀的武装增至数万人。

以此数万人为基础，刘秀又北击中山，拔卢奴（今定州），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在柏人（今隆尧西）与王郎大将李育遭遇，大破之，尽得其所获。此时，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也都各派部将吴汉、寇恂率骑兵攻王郎。四月，刘秀率兵攻邯郸，五月破城，诛王郎。河北最主要的敌对势力终被刘秀消灭，从此在这里立下脚根。

赤眉与更始军火并　当刘秀在河北积极扩展势力的时候，赤眉军与更始军也开始了火并。

樊崇等在洛阳对更始大失所望，愤然返回营地。当时赤眉军分两部在河南西部活动：樊崇与逄安为一部，徐宣、谢禄、杨音为一部。他们虽屡屡战胜王莽军，但因长期作战，士兵疲敝，日夜愁泣，皆想家欲东归。樊崇等考虑到，回师向东，军队势必解体，不如西攻长安，或可取代更始政权。公元24年冬，赤眉军分两路向西挺进：樊崇、逄安攻武关；徐宣、谢禄、杨音直取陆浑关。更始帝派王匡、成丹与抗威将军刘均分别据守河东（相当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弘农（今陕西灵宝东北），与赤眉军对抗。

次年正月，赤眉军冲破阻拦，两路军会师于弘农，直指长安。六月进入郑县（今陕西渭南华州）时，樊崇在别人鼓动下，也拥立一个15岁的刘姓宗室、放牛娃刘盆子为帝。共推曾当过县吏的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自杨音以下皆为列卿，年号曰“建世”。公然亮出旗号，表明赤眉军已决心公开与更始政权争夺天下。

赤眉立刘盆子为帝后，继续向长安进军。这时的长安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更始三年（25年）正月，平陵人方望见更始政权腐败无能，料定必将失败，就伙同安陵人弓林从长安城内找到一个刘氏宗室后裔——前安定公婴的，在临泾（在今甘肃镇原南）将其立为天子。更始帝得知后，立即派李松和苏茂前往镇压，将刘婴及方望、弓林皆斩首。刚将临泾的“皇帝”击破，赤眉军已入关，苏茂又被调往东方阻止赤眉军西进。不料，在弘农，苏茂军败，死者达千余人。

更始朝廷里也正酝酿着一场兵变：更始帝派出守河东的王匡、张卬被刘秀部将邓禹打败（见后），逃回长安。见赤眉又已入关，张卬便与诸将商议：长安迟早必破，不如掠劫城中财物，东归南阳，即使战败也可入湖中为盗。申屠建、廖湛等皆赞成此计划。大家共同劝说更始，遭到更始愤怒地拒绝。当听到赤眉军立刘盆子为帝时，更始就派王匡等守长安东之新丰，以拒赤眉西进。张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等密谋，准备在立秋祭日时趁机劫更始帝强迫他实行上述计划。但密谋被侍中刘能卿得悉，并告之刘玄。刘玄托病不出，召张卬等入见，将诛之。张卬等也疑心有变，遂与廖湛、胡殷率兵掠劫东、西市，黄昏时，烧毁宫门而入，同更始军大战于宫中。清晨，更始军败走，刘玄率妻子车骑百余，投奔驻守在新丰的赵萌队伍中求得保护。后来，更始帝刘玄依靠赵萌的军队，将王匡、张卬从长安城内赶跑。而跑出城的王匡则到长安以东之高陵，向进入当地的赤眉军投降。九月，赤眉军攻破长安城，更始狼狈逃走。十月，更始帝投降赤眉，被封为畏威侯，又封为长沙王。

自赤眉入长安后，刘盆子居长乐宫，令三辅郡、县派人进送财物、食品。而将士则大肆掠夺，其酷烈较更始军尤甚，百姓苦不堪言。

刘秀同更始政权的公开分裂　更始、赤眉军火并之时，也是刘秀势力大发展之日：自灭王郎以后，刘秀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更始帝刘玄恐刘秀脱离自己的控制，就派侍御史持节封刘秀为萧王，并令其罢兵南归。刘秀岂肯轻易就范！借口“河北未平”公然拒绝诏命。从此与更始政权分庭抗礼，单独在河北扩展势力。

当时王莽政权刚被推翻，虽有更始政权存在，但全国尚无一个能控制局面的统一政权，除散布在各地的数以百支农民起义军外，各地的地主和贵族也纷纷据地称王；梁王刘永擅命睢阳（在今河南商丘南），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略郡县”（《后汉书·光武帝纪》），河北则成为刘秀的根据地。短时期在全国出现了各武装集团并峙的局面。

刘秀为巩固自身势力，对敌对势力采取政治收买、分化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方法，取得明显的效果。如破王郎后，曾发现自己的部下与王郎有勾结，查找到“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的文书数千章。刘秀并未根据这些文书捕杀所有被牵连的人，反而令将这些文书烧掉，使那些有异心的人放心。又如更始二年（24年）秋，刘秀用计在馆陶及蒲阳大破铜马军后，也并未像其他地主武装一样，对农民起义军进行屠杀，而将其渠帅封为列侯，以诱其部众降服。为使这些农民军安心，还令各渠帅各归营勒兵，而自行轻骑按行部阵。铜马军终于被刘秀这些举动所感“由是皆服”（《后汉书·光武帝纪》）。刘秀笼络人心的政治手段甚为奏效。从此，以铜马军为基干的刘秀的武装，众达数十万。以致关西称刘秀为“铜马帝”。

刘秀还有另一手，即用武力镇压农民军。他先向赤眉军的大肜、青犊部进攻。建武元年（25年）四月，又北击尤来、大枪、五幡等农民军于元氏，追至北平（又称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连破之。但至顺水（一名徐水，今名漕河）被农民军所败，全军覆没，刘秀仅以身免。最后，他又在范阳收拾残军，将农民军逼进渔阳，用强弩将军陈俊计，强迫百姓坚壁清野，使农民军无给养。结果，这部分农民军在潞东（今北京市通州区东）与平谷（今属北京市）被刘秀击破：一部分被屠杀，大部分被刘秀收编。

刘秀就是以这样软、硬两手，清除了河北地区的各个军事集团，从而一步步走近封建皇帝的宝座的。

刘秀称帝东汉建立　当刘秀集中主要力量在河北扩展势力之时，农民起义军的两支：赤眉和更始已展开剧烈的火并，刘秀乘“更始、赤眉之乱”（《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派邓禹率二万精兵由河南向西进攻。建武元年（25年）正月，邓禹军至箕关（今河南济源西）。这时，赤眉军有三十万人向关中进发。邓禹军则乘机击破河东都尉，进围安邑，并于六月二十六日打败王匡部，迫使黄河以北的更始军撤退。刘秀另派大将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南孟州东北），又派寇恂任太守留守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以控制河南咽喉之地，“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后汉书·邓寇列传》）。寇恂在这里组织民众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支持了刘秀在河北的军事行动。不久，由于绿林军中的李轶与冯异暗通，不复与之争锋，使得冯军能顺利地北攻天井关，拔上党（郡）两城，南下河南（郡）成皋以东十三县，又引军渡河，兵临洛阳城下，使洛阳的守将朱鲔震恐，城门昼闭。

河南取胜的捷报传来，刘秀左右诸将忖摸到他欲称帝的心理，便乘机请“上尊号”要刘秀称帝。尽管刘秀早就对皇帝的宝座馋涎欲滴，但此时还要推让一番，说什么“何将军出是言？可斩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不久，刘秀解决了蓟县的农民军回到中山时，诸将又请他称帝，再次被他拒绝。但是，行军至南平棘，“诸将复固请之”（同上），这一回他表示可以考虑“吾将思之”。似乎无可奈何，实际上君臣心里各自都十分清楚，无非是装样欺骗人而已。六月，至鄗（今河北省柏乡县北），有儒生彊华从关中捧《赤伏符》来献，这一道不知何人编造的符文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根据谶纬之学的解释，“四七”二十八，自西汉高祖建立汉王朝，至刘秀初起，共228年，即“四七之际”，汉为火德，即“火为主”。这就是“天”令刘秀当皇帝的证据。群臣因复奏请，既然是“天意”，当然不能再拒绝，于是刘秀就此“名正言顺”地登上帝位了。

六月己未，在鄗县南千秋亭五城陌，烟火缭绕，钟鼓齐鸣。这里又在演出一幕登基的喜剧：刘秀在群臣山呼礼拜之下，当上新建的“汉”朝皇帝，改元建武。宣布“大赦天下”，并改鄗为高邑。从此，刘秀就成为东汉王朝的第一代皇帝——汉光武帝。

当刘秀刚刚坐上皇帝的宝座之时，东汉政权所辖的地域只限于北方一隅。它要在全国恢复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还必须完成两件事：一解决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农民军问题；二消灭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这两件事在东汉政权建立后的十几年，才算勉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