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阳大捷：一决定性的胜利

更始政权内部的矛盾　地皇四年（23年）二月以后，虽然全国各地有许多支反莽武装都在同王莽政权进行战斗，然而绿林军建立的更始政权则被王莽视为这些力量的总代表，所以新莽政权同革命军之间的较量主要是同更始政权进行的。更始政权内部情况如何对于战争的胜负是有决定性作用的。

在更始政权内部，基本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以刘、刘秀为首的南阳“豪杰”即地主武装，一部分是平林、新市兵。这两部分武装力量各有短长：新市、平林兵淳朴、勇敢，与王莽军斗争坚决，但纪律涣散；刘等汉宗室同王莽的斗争，具有浓厚的恢复刘氏政权色彩，因此，他们同农民争生存权的最后目标并不一致，但他们拥有一定文化知识，政治谋略远胜于农民军，对部队约束较严。因此，王莽对刘相当重视，曾下诏以封邑五万户、黄金十万斤、位上公购刘，并在长安官署及天下乡亭画刘像，令人早晚射之。可见，刘对王莽是有相当威胁的。这两部分力量本可相互取长补短，给王莽军以更沉重打击。但是，随着起义军的节节胜利，双方将领间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尤其是在更始称帝后攻新野时，以前平林军曾攻新野，但久攻不下，及刘率兵至，新野城宰宣称：有“刘公一信”即可交出此城，“及伯升军至”新野宰果“即开城门降”，当年五月刘又顺利地克宛，“自是兄弟威名益甚”（《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这就更加深了更始帝君臣对刘的猜忌。本来，刘未当上皇帝，南阳地主集团就很不满意“由是豪杰失望”对更始称帝“多不服”。随着刘等影响在更始军内迅速上升，双方裂痕也就愈来愈深。更始诸将领建议借召开会议之机将刘杀掉。当聚会诸将时，更始帝取刘宝剑观看，这本是杀死他的好机会，绣衣御史申屠建也随献玉玦。玦者，决也，暗示更始早下决心除掉刘。但刘玄却犹豫不决，不理会申屠建的一再示意，最后还是把他放了。刘也过低地估计更始的胆识。会后当其舅父樊宏告诉他更始有杀他之意后，他竟“笑而不应”表示毫不在意。刘氏宗室刘的部将刘稷是反对更始的代表人物，他公开扬言“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为者邪”（《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由于刘稷作战勇敢，立有战功，他的言行在军中有极大影响，所以更始君臣对他颇有忌心，更始封其为抗威将军，他又拒绝接受，这就促使更始君臣决心将其除掉。当更始君臣要杀掉刘稷时，刘又出来“固争”。在这种形势下，在李轶、朱鲔等劝促下，更始下令杀掉了刘刘被杀的同时，刘秀正率一支军队与王莽军苦战于昆阳。

昆阳决战　更始政权成立后，起义军连续攻克了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河南舞阳县东北）、偃（河南偃城），“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汉书·光武帝纪》）使王莽十分惊恐。尤其是昆阳被义军占领，对王莽的威胁很大，因为，这里是南阳盆地的桥头堡，更始军占领昆阳，就等于打开了西北通向洛阳，东向长驱黄、淮平原的门户。所以使王莽恐惶万状，他又听说更始帝立，就决心向昆阳孤注一掷。本来，在此之前王莽已派王匡和哀章率三十万州郡兵去抵挡东方起义军，又派严尤、陈茂等率十万州郡兵向南方起义军进攻。但由于严尤、陈茂在起义军威力震慑之下，逡巡于颍川不敢前进。王莽就另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精兵四十二万，连同后勤辎重共百万人支援严尤、陈茂。[249]五月，王邑奉命到洛阳与王寻会合，并指挥集中到这里的数十万州郡兵出发，为壮“军威”，这支军队还带有大批虎、豹、犀、象等猛兽，并随军征调了六十二家精通兵法的人物出谋划策“旌旗辎重，千里不绝”“车马兵甲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汉书·王莽传》下），一路浩浩荡荡向颍川进发。同严尤、陈茂在颍川会合后，王邑决定进攻昆阳。五月末，王邑率军包围了昆阳。

当时更始的主力军在围困宛城，另一部分在昆阳以东的定陵、偃城方向，留在昆阳城内的只有八九千人，由王凤和王常指挥，而围攻昆阳的敌军则有数十万之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形势万分危急。

在这种形势下，若不坚守昆阳，正向宛城进攻的更始军也要受到威胁。王凤召集部将计议，更始军诸将，见王莽军兵多，开始有些动摇。刘秀劝大家协力同心守住昆阳，不能分散，否则将为敌人所破。最后大家坚定了据守昆阳的决心，并派刘秀、宗佻、李轶等十三骑从南门突围而出，收集郾、定陵的兵力接应昆阳。(www.xing528.com)

被困于昆阳城内的义军将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守着。大司空王邑、司徒王寻所率之官军将昆阳围住后，严尤曾劝王寻说：“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但王邑不听，决心攻下昆阳。官军“列营百数，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輣橦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后汉书·光武帝纪》）。王寻、王邑得意洋洋“自以为功在漏刻”。没想到就在这时刘秀率兵赶到。六月初一，刘秀亲率步骑千余，连打两仗后，又略施小计：当时宛已被刘攻占，刘秀尚不知，但刘秀伪造向昆阳城内送去之书信曰“宛下兵到”，而故意将书信丢掉。王寻、王邑之官兵见书信已失斗志，而刘秀率领一支三千人组成的敢死队，从城西的滍水（今河南鲁山、叶县境内的河流）插入敌军营垒心脏，击毙了敌军主帅王寻。这时“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执，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这一仗打得空前激烈。当时正在刮大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水暴涨，士卒争渡，“溺死者以万数”，王莽军弃甲丢盔，全线崩溃。王邑、严尤、陈茂等少数将领“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幸免一死。义军缴获的官军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连月搬运不完，只得将搬不走的烧掉。

昆阳大捷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官军与义军双方力量对比约在50比1。在实力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取得胜利，首先是由于王莽政权早已腐朽，王莽军人虽多，但内部矛盾重重，人心涣散，特别听到宛被更始军攻下后，就已丧失战斗力。这是更始军取胜的根本原因。其次，在战术上更始军后发制人，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等等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在整个战役的布置上，刘秀的指挥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250]但就在这次胜利的同时，更始军内部却将刘杀掉。此举虽使义军内部意见暂时归于统一，但却埋伏此后分裂的危机。不过，在当时义军内部统一对胜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昆阳大捷是反莽战争中决定性的一役。这次战役不仅消灭了王莽的数十万主力部队，而且支援了全国其他战场，使东方农民起义军也打败了前来进攻的三十万政府军队。各地的起义军都转向王莽军进攻，新莽政权四面受敌，末日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