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赤眉、绿林为主的全国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就以其摧枯拉朽的威力向地主政权猛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姑幕之战田况败北 赤眉军在东方的迅速发展,使王莽惊恐万状,他急忙下令“急捕殄盗贼”,并痛责官吏“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汉书·王莽传》下)。但是,那些官吏比他还怕起义军,哪里敢同赤眉军较量“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同上)。只有翼平连率(即北海太守,当时王莽把北海郡更名翼平郡,郡守更名为连率)田况敢于以卵击石,纠集了一支武装,妄图堵截刚刚爆发不久的赤眉起义军。但在地皇二年(21年)田况这支反动军队就在姑幕(山东诸城西北)被赤眉军打得落花流水,丧失一万余人。这是赤眉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田况失败后,并不甘心,他又将统治区内“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汉书·王莽传》下)组织起来,同赤眉军对抗。王莽又派太师羲仲景尚和更始将军护军王党率军进攻赤眉军。但起义军运用灵活的战术,使景尚等东奔西跑毫无所获,而赤眉军则愈战愈强“旬日之间更十余万人”。不久,在地皇三年(22年)景尚就被起义军打死。田况的武装虽然比较强大,又被王莽授以领青、徐二州牧事之要职,但是,王莽对他并不信任,特别在镇压赤眉起义的策略上,两人是有分歧的。田况曾给王莽上书攻击太师景尚和更始将军王党,说他们“多从人众,道上空竭”(《汉书·王莽传》下)实际并不能剿灭义军。他主张“宜急选牧、尹以下,明其赏罚”(同上),发挥地方官吏的作用,反对朝廷重臣出征。这一主张不失为老谋深算,但却不符合王莽的心意,“莽畏恶况”(同上)反映了统治阶级各派力量间勾心斗角的矛盾。因此,在景尚被歼后不久,王莽就以明升暗降的办法,拜田况为师蔚大夫,将他调离。自田况离开青、徐之地以后,封建政权的势力在这里一溃千里。赤眉军同王莽派来的军队英勇决战,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东方战场的决战——“无盐之役”地皇三年(22年)四月,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十万军队从长安出发,向赤眉军进攻。这几年,关东地区连年饥馑,“洛阳以东,米石二千”。当王匡和廉丹杀气腾腾地向东进军的时候,严重的灾荒再加上官军的蹂躏,使人民痛苦不堪。官军一路上烧杀抢劫,奸淫勒索,同赤眉军严格遵守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纪律形成鲜明对照,广大人民宁可碰到赤眉军,也不愿落到太师王匡军手中。他们说:“宁逢赤眉,不逢太师!”(《东观汉记》卷2)就是这一认识的反映。
王匡、廉丹所率官军先从定陶北上,向无盐(今山东东平东)进攻。驻守在此的索卢恢部,是一支刚刚响应赤眉起义的新军,官军倾十万兵力攻打这一无援而孤立的据点,结果义军被打败。王匡在无盐屠杀一万余义军之后,气焰嚣张地掉头南下,妄图消灭梁郡的赤眉军董宪部。他以为依然会像攻击索卢恢部一样,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他们万没料到等着他们的都是惨败。
在官军向南进攻之时,统率部队的两员将就先发生了分裂,更始将军廉丹认为“新拔城罢(疲)劳,当且休士养威”(《汉书·王莽传》下),但王匡根本不听,坚持南下。结果王匡独自率军冒进,廉丹也只得率部追赶。政府军首尾脱离分裂为两部,给赤眉军以有利时机。董宪部原有几万人,本就是一支不小的部队,樊崇又决定趁敌军混乱之际,给以致命打击,就将赤眉军主力投入战斗。在组织这一场大战役前,樊崇作了周密安排,为了避免战斗中与官兵混淆,义军将自己眉毛染红“皆朱眉以相认别,由是号曰‘赤眉’”(《东观汉记》卷22)赤眉之称由此而起。樊崇所率之赤眉军在无盐的成昌向王匡部进攻。气势汹汹的王匡在赤眉军进攻面前狼狈逃窜,官军万余人被歼,后面的廉丹所部还龟缩在无盐城内。樊崇率得胜之师向无盐城进攻,一举消灭了这股敌军。廉丹及其属下汝云、王隆等二十余名将领皆在此役中毙命。
无盐之役是东方战场形势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赤眉军仍是处于被围剿的地位,官军则主动向起义军进攻。在此之后,官军则基本丧失了进攻赤眉军的实力,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里只剩下王匡所率领的一支残军,虽然王莽不断派人支援,如国将哀章驰援王匡,大将阳浚守敖仓,但依然阻止不住赤眉军的进攻,郡太守以下的各级官吏一批批地被击毙,赤眉军发展至数十万人,活跃于广阔的东方地区,完全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
当东方战场上频传捷报之际,南方的绿林军也空前地发展、壮大起来。
舂陵兵加入绿林军 当新市、平林、下江军向南阳郡随县进军的时候,在随县北边蔡阳(湖北枣阳西南)的舂陵乡,出现了一支反对王莽政权的武装,这就是以刘、刘秀为首领的舂陵军。
刘,字伯升;弟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乃刘氏宗室,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虽然刘、刘秀兄弟因支庶而未获得王、侯封爵,但仍是南阳地区的大地主。他们的父亲刘钦曾任县令,在刘秀九岁时已病故,刘“好侠养士”,刘秀“事田业”。地皇三年(22年)当“天下连岁灾蝗”流民四起,“南阳饥荒”(《后汉书·光武帝纪》)之际,刘秀还出卖粮食,证明他们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在刘氏兄弟左右,还集聚着一批地主,如“居家富逸”的“货殖著姓”(《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宛人李通;“家自富足”(《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的邓晨,等等,都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宾客”。他们虽然同王莽一样都属于地主阶级,但是王莽篡夺刘氏政权,排斥宗室,尤其是实行“王田”“私属和“五均”“六筦”等新政,却侵犯了这部分地主分子的利益。随着王莽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推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了。所以在绿林军节节胜利之时,这些反对新莽政权的地主分子也看出“此亦天亡之时”(《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地皇三年(22年)十月,刘、刘秀在李通等人怂恿下密谋起义,宛人李通伪造出图纬“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以坚定刘氏举事的信心。计议已定,刘氏兄弟先在家乡舂陵(湖北枣阳南)起兵。随后,邓晨在新野举事,李通兄弟也率领宛城带来的队伍会合。此外还有阴识等率来武装部队,总共有七八千人。组成一支地主武装,称舂陵兵。刘自号柱天都部,并派宗室刘嘉与新市、平林兵王匡、陈牧联系。
很明显:刘等地主分子起兵与农民起义的目的有根本区别,他们是为“刘氏复起”,“复高祖之业”(《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
而起义的。然而,在反对王莽政权这一点上,他们同赤眉、绿林军则是一致的。因此,地主武装舂陵军可以暂时同农民起义军结成联合阵线。(www.xing528.com)
舂陵军与新市、平林联合后第一次军事行动,就是进攻长聚(河南唐河境),进攻唐子乡,杀新野和湖阳两尉,进攻棘阳(河南南阳南)取得初步胜利。从此,舂陵军成为绿林军中的一部分。
地主阶级武装加入到农民起义的队伍,自然给革命带来不纯的成分,使绿林军的起义带上浓厚的“兴汉”色彩,削弱了绿林起义军的革命性,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刘等所率舂陵军的加入,扩大了当时反莽的联合阵线,对于加速王莽政权的灭亡,是有一定作用的。如果仅仅强调舂陵军对绿林军的消极作用,而完全否认其积极作用,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47]
棘阳大捷 地皇三年(22年)十一月,刘率舂陵军进攻南阳首府宛。在城南三十里的小长安聚,被南阳太守甄阜和都尉梁丘赐所率官军击溃,大败而归,退保棘阳。这时,刘几乎全军覆没,他就极力拉拢义军。当他知道从南方北上的下江兵刚刚到达比阳县的宜秋以后,就亲自同刘秀和李通星夜前往联系,投靠平林军。大敌当前,平林军决定同舂陵兵联合。王莽军队在这一地区共有十万多人,在甄阜和梁丘赐的率领下正准备一举消灭这一带的绿林军,一场恶战即将开始。
地皇四年(23年)正月,官军十万人将辎重留在棘阳东面的比阳县兰乡,轻装渡过黄淳水,企图袭击汇集于棘阳和比阳之间的绿林军主力。但绿林军却转守为攻,首先派出一支部队趁黑夜偷袭兰乡,夺得敌军全部辎重。接着全军出击向陷于黄淳水和沘水之间的、无援的敌军进攻。正月十三日是会战的高潮,绿林军勇猛冲杀,将十万官军歼灭了二万,甄阜、梁丘赐也被击毙,其余敌兵纷纷逃溃。王莽派来的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听说阜、赐兵败,率兵据守宛。刘率兵乘胜追击,“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表示义无反顾,“鼓行而前”,在育阳城下同严尤、陈茂部展开激战,官军大败,被斩首三千余级,尤、茂仓皇弃军而走,刘率兵进宛。
棘阳大捷给王莽军队以沉重打击,使王莽“大震惧”(《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这是舂陵兵和新市、平林、下江军联合取得的胜利,“诸部齐心同力,锐气益壮,遂俱进”(《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决不是刘所率孤军作战的结果。
更始政权的建立 棘阳大捷后,以绿林为主的反莽联军已达十余万人。形势的发展使各路义军的首领都感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组织,而刘氏集团的地主分子的加入,使皇权主义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影响增加。所以,在当时起义军要建立统一组织,没有别的形势可选择,只有推举出一个皇帝为政权的代表。地皇四年(公元22年)二月初一,新市、下江、平林、舂陵各路绿林系统的义军汇集于淯阳,经过协议推举,共议以刘玄为帝。因刘玄曾为平林军之更始将军,故称为更始帝,建元曰更始元年。
诸将领推举刘玄为帝不是偶然的。刘玄,字圣公,是刘秀之族兄,当然也属远族皇亲。当绿林军起义之时,刘玄是较早投入到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刘氏宗族的一员。当他加入到平林人陈牧所领导的平林人陈牧所领导的平林军,为其军安集掾时,刘和刘秀才率地主军舂陵兵与农民军会合。另外,刘玄同王莽政权的斗争也应是很坚决的,在他参加平林军之前,就是因为“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他才“避吏于平林”的。可见,刘玄同王莽政权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以上三项条件:(1)刘氏宗族;(2)较早投入农民军;(3)同王莽政权势不两立,使刘玄成为当时绿林军选择的最合适的皇帝。这是由绿林军队伍内部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关系决定的:自刘、刘玄的舂陵兵加入绿林军中,农民起义队伍就带有浓厚的恢复刘氏政权的色彩。地主阶级又大造舆论“刘氏复起”(《后汉书·光武帝纪》)也不能不给起义的农民以影响。“故群雄之起兵者,无不以刘氏举号”造成一种“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的气氛。当时反莽的起义,大多以“兴汉”“辅汉”相号召。淳朴的绿林军领袖自然也不会超越这种认识水平。欲推举皇帝,只能在刘氏宗族中挑选,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事。问题是选哪一个皇族。
刘起事前就“怀复社稷之虑”并不惜“倾身破产,交结天下雄俊”。
起事后,又“自称柱天都部”(《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可见他确是有称帝的欲望。南阳地主也多欲推他为帝。但绿林军却不拥护他,舂陵兵也是新加入义军的一支数量不大的武装。诸义军领袖是不会推举刘的。而刘玄所具备的三个条件,一方面为刘氏宗族所率的地主武装所拥护,另一方面也为广大的农民军所信任。这样,更始就理所当然地被推到绿林军皇帝的位置上了。[248]
刘玄称帝后,以族父刘良为国三老,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其余诸将分别为九卿、将军等。五月,刘攻克宛。六月,刘玄入都宛城,尽封宗室及诸将、列侯百余人。建立起组织机构较为完整的更始政权。
更始政权的建立,是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反莽斗争进一步广泛开展的里程碑。由于出现了与王莽相对立的更始政权,对各地起义具有很大的号召力,“是时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更始政权的建立是值得肯定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