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升级！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

“新”莽政权的丧钟　自王莽登上帝位之日起，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反抗斗争就没有一日停止过，随着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给农民革命造成“爆破的缺口”愈大，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烈火愈烧愈旺。始建国三年（11年），苦于徭役、兵役的各地人民就有“弃城郭流亡为盗贼”的，其中并州（约相当今山西大部及河北、内蒙古一部）及平州（约相当今辽宁境）“尤甚”（《汉书·王莽传》中）。天凤二年（15年），北方的五原（郡治在今包头市西北）、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西南）一带的农民“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汉书·王莽传》中）。此后各地农民起义普遍展开，“四方盗贼多”，连首都附近也不例外“三辅盗贼麻起”。为此王莽专门“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同上）。这当然制止不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这些分散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为刚当上“真皇帝”的王莽敲响了丧钟。

在这些起义中，吕母起义和瓜田仪起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吕母是琅邪海曲（今山东省日照西南）的一位妇女，“家素丰，赀产数百万”（《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其经济地位应属于地主。其子吕育于天凤元年（14年）当游徼时犯小罪被县宰所冤杀，愤怒的吕母就“散家财，以酤酒买兵弩”（《汉书·王莽传》下），聚众起义。在不长的时间内“相聚得数十百人”（同上）。跟随吕母起义的大部都是“贫穷少年”（《汉书·王莽传》下），这表明：王莽的暴政已将部分地主分子推向农民起义这一边，使王莽的统治基础愈来愈狭小。吕母为个人报仇的目的，在客观上与农民起义的要求结合起来，因此得到劳动群众支持，她于天凤四年（17年）[246]率众攻破海曲，处死县宰，自称将军，游击于海上。随吕母起义的群众由“数千”人发展到数万，“其众浸多，后皆万数”（《后汉书·王莽传》下），给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吕母出身于富家而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这是历史上常见的事。值得注意的倒是，吕母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农民起义的女领袖，她为报杀子之仇而聚众至数万人，给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其胆识、才能和组织水平都是惊人的。吕母的起义，使王莽十分恐惶，镇压不能奏效，就采取招抚的办法“赦盗贼”，但这些起义者时聚时散，“盗贼解，辄复合”，始终不能瓦解。王莽询问被派出诱降的官吏究系何故？皆回答说：“愁法禁烦苛，不得举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闭门自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民穷，悉起为盗贼。”（《汉书·王莽传》下）这说明人民除起义以外再也无路可走，是王莽自己逼得全国人民打倒自己的。后吕母死，其众分投于赤眉等军中。

天凤四年（17年）前，瓜田仪于会稽长洲（江苏吴县东）起义。这次起义坚持数年，地皇二年（21年）王莽派人招降，瓜田仪本人虽上书言降，但未出而死，尽管王莽用种种手法招降其余众，包括给瓜田仪“起冢，祠室，谥曰瓜宁殇男”，可是依然“无肯降者”（《汉书·王莽传》下）。就在这一年农民起义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了。

遍及各地的零星起义　从吕母起义之后，各地零星的农民起义遍及全国，东到海边，西到关中，南达江淮，北起长城都有以贫苦农民为主要成分的起义爆发。

在东方，天凤五年（18年）东海（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人力子都（又作刀子都）等“以饥馑相聚”率众起义，迅速发展至万人，王莽“遣使者发郡国兵击之，不能克”（《汉书·王莽传》下）。次年，青、徐地区因不堪忍受王莽集团的加倍勒索，又加饥荒严重，纷纷逃亡，“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汉书·王莽传》下）。许多人投奔力子都部，义军扩大至六七万人，活动于徐、兖地区，成为赤眉军的重要盟军。

北方的起义军先后有数十支之多。其中著名的有铜马部、青犊部、上江部、大彤部、铁胫部、五幡部、尤来部、大枪部、檀乡部、富平部、高湖部、重连部、五楼部及城头子路部等名号。这都是以山川土地或起义军首领或军容为号的起义军。各军人数不等，少则数千，多则数万、数十万，总数约数百万之众，分布于长城以北至黄河流域下游的中原地带。如北方最强的铜马部，共数十万人，在东山荒秃、上淮况率领下活跃于巨鹿（河北平乡西南）、清河（今清河东南）、魏郡（今河北境内）的广大地区，是河北最强的一支起义军。在铜马部附近的青犊等部十余万人，有些后来发展到中山（治今河北定州）、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铜马部南接城头子路部，它是东平（今属山东）人爰曾、字子路，与泰山郡肥城（山东肥城）人刘诩在卢城头（即卢县，山东长清南）领导的起义，故号称城头子路。这一支义军转战于河济之间，发展至二十余万人，对王莽政权威胁很大。檀乡部是董次仲在东郡茌平（山东茌平南）领导的起义。后来在檀乡（山东兖州东北）与力子都死后余下的部队会合，故名檀乡，以后又与五校部汇合。从这些起义部队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农民武装由小到大，涓涓细流很快地就汇合成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涛。

在北方的起义队伍中，还有一支由平原女子迟昭平领导的武装。迟昭平“能说博经以八投”是一有才识之妇女，她聚众数千人于地皇二年（21年）在河阻中举行起义。起义军中不断有妇女参加并成为群众领袖，反映了革命发动的深入程度，使“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

在南方，自天凤四年（17年）起，就有张霸起义于南郡（治所郢，在今湖北江陵东北）、羊牧起义于江夏郡（治所安陆，今湖北云梦），均发展至万人。地皇二年（21年）又有秦丰在南郡起义，聚众有万人，据黎丘，称楚黎王。在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王州公起义拥众至十余万人。

就连王莽政权的首都附近“三辅”地区，小股起义也多得不可胜计。地皇二年（21年）“三辅盗贼麻起”，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时有“盗贼”。王莽不得不“置捕盗都尉官，令执法谒者追击长安中，建鸣鼓攻贼幡，而使者随其后”（《汉书·王莽传》下），可见起义范围之广。(www.xing528.com)

在这些起义军中有两支最大的队伍，形成西汉末年农民军的主流，冲击着腐朽的王莽政权，这就是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

绿林山义旗高举　王莽天凤年间，南方饥馑，穷苦人民被迫流亡，许多人入山泽挖野荸荠为生。至天凤四年（17年），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在饥民中为大家排难解纷，威望很高，被推为“渠帅”（即大帅）。开始，这一支饥民队伍只有“众数百人”，不久，其他地区的一些流民也聚到这里，如“诸亡命马武、王常、成丹等往从之”（《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数月间达到七八千人，他们以绿林山（即今湖北钟祥、京山、随县间的大洪山）为根据地，所以名为绿林军。王莽曾派人招抚，但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除铤而走险外，别无出路，故散辄复聚。绿林军在王凤、王匡率领下夺取附近地主豪富之财产、粮食，受到贫苦农民拥护。绿林山属荆州地区，天凤五年（18年）王莽任大司马允费兴为荆州牧。王莽召见费兴时问他如何处置绿林饥民，费兴主张取消“六筦”，令流民归田里，政府贷给牛、种，宽其租赋即可安释。这本是惟一良方，不料王莽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将费兴罢官。但农民军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南方起义军中的主力。

地皇二年（21年）荆州牧率二万人进攻绿林军。王匡亲率部分起义军迎击官军于云杜（湖北京山县），给敌军以沉重打击，歼敌达数千人，俘获全部辎重。官军狼狈朝随县方向逃窜，途中又被绿林军截击。绿林军乘胜西进一举攻克重镇竟陵（湖北潜江西北），又从竟陵回师，分击云杜、安陆（湖北安陆北）。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当回至绿林山中时，已发展到五万余人了，“州郡不能制”（《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显示了起义军的巨大威力，这是绿林军起义后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地皇三年（22年），绿林山发生大疾疫，在医疗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起义将士死者近半数。不得已绿林军分两路向外转移：一支由王匡、王凤率领，北入南阳，号“新市兵”。成丹、王常率另一支绿林军向西进入南郡的蓝口聚，号“下江兵”（《后汉书·李王邓来列传》）。七月，新市兵进攻随县，得到平林（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和廖湛领导的“平林兵”响应，队伍迅速扩大。但下江兵于是年十月遭到王莽军队袭击，损失很大。成丹、张卬等率余众数千人撤至南阳郡随县的蒌溪一带，活动于当地的石龙山和三钟山之间，在这里进行整顿，兵势复振。接着，在上唐乡（今湖北枣阳东南）将荆州地方军击败，并引军至宜秋（河南唐河东南）与新市军会合。

绿林军以及后来名为“新市”“下江”“平林”军的起义部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了。

赤眉军突起东方　当王匡等人在绿林山举起义旗的时候，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在东方突起，这就是赤眉军。

天凤六年（18年），琅邪（今山东省诸城东南）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发动起义，后来这支起义军就被称为赤眉军。最初参加樊崇起义的只有百余人，起义爆发后他们进入泰山山区展开活动，四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义军，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发展到万人。赤眉军起义后，附近地区人民也举行起义响应，如东莞（山东沂水）人逄安、东海郡临沂（山东临沂北）人徐宣、谢禄、杨音等分别在琅邪、东海两郡起义，然后与樊崇会师。吕母死后，她率领的部分义军也汇合到樊崇军内。这样，赤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由泰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沂蒙山，以后又挺进到苏、鲁、豫、皖广大地区，在淮、黄流域同王莽政权及其军队进行英勇战斗。

樊崇所领导的起义军，在战斗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套农民军队独特的组织、纪律。他们“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表明他们是一些“饥寒”的贫民，对“部曲旌旗号令”这一套“不知为之”（《汉书·王莽传》下）。但他们有着自己的严明而简单的纪律：“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并建立了三级组织：“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互相间称“巨人”（《后汉书·刘玄刘盆子传》）。樊崇被推为“三老”，原来，“三老”“从事”“卒史”都是封建政权基层组织最低的乡官，农民起义军用这些称谓命名各级领导，反映了他们淳朴和缺乏政治、军事常识，同时也说明村社组织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因为“三老”乃是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村社的古老制度，在进入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后，这一社会细胞被延续下来，在古文献中不乏有三老的记载，如“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左传·昭公三年》）。这种原始社会由选举而产生的“三老”，到汉代虽被政府任命所代替，成为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但在农村中它们仍同从前一样，作为村社组织在农民中有极深的影响，淳朴的农民长期以来就在这种村社组织中生产和生活，起义后借用这种组织的形式和名称，是十分自然的事。而起义军这样做也正说明，他们所要求的“是希望恢复村社宁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刘修明《两汉乡官“三老”浅论》，载《上海市历史学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赤眉起义军“常思岁熟，得归乡里”（《汉书·王莽传》下），一味想回家乡，原因就在此。这是农民起义的特点，也是它们的弱点。

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犹如奔腾咆哮的长江和黄河，它们不断汇聚着各地喷发的革命细流，形成两股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击着王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