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政治品格及其对新莽政权的影响

“新”莽的政治变化，当然是由社会各种条件制约的，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人。但作为专制制度最高统治者，其个人性格，在施政中不可能不产生巨大影响。“新”朝统治的混乱及其政权的迅速垮台，与王莽的政治品格有极密切关系。尽管他在主观上亦不妨有挽救社会危机，缓和各种矛盾的良好愿望，但由于缺乏与之相应的政治品质，而结果却走向他自己愿望的反面。这不仅是王莽个人，也是历史上不少政治家的悲剧。

浮夸拒谏猜疑心重　据传王莽相貌与常人不同，故有的史学家据此论定其性格怪僻，这当然难以令人相信。[242]不过，从王莽为政时的各种表现，可以看出他缺乏政治家应有之风度，而具有当权者最致命的弱点，即心胸狭小。

大凡心胸狭小者，其潜意识皆具有自卑感，而表现则为喜自夸，自命不凡，似乎不可一世。王莽称帝后的言行举止，无不与此有关。

王莽之夸大狂表现于各个方面，如伪造先代世系，自称“黄帝之后，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汭，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子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汉书·元后传》）。将自家“王”氏上溯至黄帝，其可信程度已应打上问号，何况其自造的世系又颇多矛盾，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诏书中自称“惟王氏，虞帝之后也，出自帝喾，刘氏，尧之后也，出自颛顼”（《汉书·王莽传》中），将古史传说中之尧、舜世系任意颠倒。[243]可见其所述世系无需事实根据，姑妄言之而已。而其故意编造的目的，无非是抬高自己身价，夸大其出身罢了。

这种夸大狂表现在施政方面，则为不求实效，但务虚名，如更改官制均仿古制，徒袭经典中之官名，不顾实际需要，结果重床叠架，大而无当。改“王田”“私属”仅依先贤言论，而无具体办法，终无法实行。至于将少数民族王为侯，改“高句骊”为“下句骊”，改“匈奴”为“恭奴”，改“匈奴单于”为“降奴单于”等愚蠢举动，更是夸大狂的反映。这种夸大狂使王莽失去正常理智，从而付出极惨重的代价。

拒谏和猜忌也是王莽心胸狭隘的重要表现。他拒不听严尤等慎征伐的有益建议，而遭覆顶之灾已如前述。其兴“六筦”之举，司允费兴曾极言“六筦”之弊，王莽不仅不听，反而将兴免官。其他拒谏之事不胜枚举。其拒谏之根源在于猜忌心重，对属下文臣武将均明显地表现出不信任，如他遣将出征，有时却不给兵符，必先请而后动，遣其心腹将所谓“九虎”者出征，却纳其妻子于宫中而为质，吏民上书，宦官左右可开视，尚书却不知。表现王莽猜忌之心最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件，莫过于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所发生的“吕宽之役”：王莽立平帝后，欲专国权，为防帝母卫姬及卫氏家族势力，先扬言鉴于哀帝时丁、傅外戚乱国法之覆辙，拜帝母卫姬为中山孝王后，于帝舅、弟妹皆有封赐、食邑，但必须居留中山（今河北正定东北）不得至京师。王莽这种隔绝平帝与卫氏的做法，遭到许多大臣反对，如扶风功曹申屠刚等曾直言对策，但均遭到王莽打击。就连王莽长子王宇也不以为然，曾暗与卫氏通报，并与其师吴章、妻兄吕宽密议，利用迷信鬼神，劝王莽放弃隔绝卫氏之做法。吕宽乘夜持血洒莽第宅，不料被捕，王莽执而审讯。结果，除吕宽讯后即被诛外，牵连及于千人之多：王宇被捕后饮药自尽，宇妻吕焉怀孕，俟产子后杀之；卫氏全族，除卫后外，满门皆斩，吴章腰斩，磔尸东门，其教授子弟千余人，皆禁锢不得仕宦。由吕宽之狱，连及王莽素所恶者，皆趁机诛之。如元帝妹敬武长公主，红阳侯王立，平阿侯王仁以及许多贵戚大官皆因早为王莽猜忌，均遭杀身之祸。这次大狱，起因全系王莽猜忌心理作怪。事件本身虽仅系统治阶级内部倾轧，却也看出王莽之性格，对自己亲生之子尚且如此，对臣下则更不在话下，而于用人为政方面嫉贤妒能，喜阿谀，讲形式，尚空论，等等，乃是十分必然的了。(www.xing528.com)

喜怒无常朝令夕改　王莽之性格具有一般懦弱无能的暴君特点：喜怒无常，而于施政方面又缺乏有益的成见，常常朝令夕改，有时令人莫名其妙。如上述吕宽一案，株连至司命孔仁之妻。孔仁妻畏罪自杀，孔仁自动投案见莽。开始王莽要尚书对孔仁论罪，但不久又下令免罪。又如太傅平晏属下之戊曹士，对掖门仆射非法拘捕，王莽大怒，发士兵数百人围太傅府，当场捕杀戊曹士，而大司空士夜间违法过奉常亭，又鞭打亭长，告至王莽，莽却不予治罪。从这些小事就可以看出王莽的性格。其行“王田”“私属”之法时，曾引经据典，大张厥词。什么“天地之性人为贵”，“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等等。这些揭露秦汉以来社会危机的言论不能不谓之深刻。推行“六筦”时，也颇似雷厉风行“每一筦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众”（《汉书·王莽传》下）。大司马允费兴等因谏除“六筦”而被免官，但不几年又下诏“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同上），轻轻的一句话将前此施行的改革措施一笔勾销。这固然是由于那些倒行逆施无法贯彻下去，但也可看出作为一个统治者，王莽缺乏政治家的深思熟虑，更缺乏主见和魄力，色厉而内荏。这种性格造成“新”莽政治混乱，政令前后不一。纵观“新”莽时全部政治措施，正如其颁行的币制一样，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皆为权宜之计，缺乏长远之策，如此为政，不垮台才是怪事。

食古不化顽固迷信　王莽幼年熟读经书，掌权后每有动作必先据古代经典，徒从形式上模仿，毫无意义的为古而古。如官名中原大司农，王莽依《尚书·尧典》“乃命羲和……敬授八时”改为“羲和”。后又依《尚书·舜典》“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改为纳言。其他官员、地名、人名，等等，无不如此模仿，改来改去，于事毫无补益。

王莽是借助于符瑞、谶纬、谣言等迷信手段登上“真命天子”宝座的，因此他当皇帝后愈加相信和依靠这些迷信勾当。神仙道术、符瑞、谶纬等等已构成“新”莽统治时期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王莽不惜人力、财力大兴迷信之事。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听方士苏乐的鼓吹，习“黄帝谷仙之术”，以万金起八风台，顺风作液汤，又种五粱禾于殿中，煮鹤髓、瑇瑁、犀玉等二十余物，用其汁渍谷种，每斛粟成费一金。这种劳民伤财之事不胜枚举。又如地皇元年（20年）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发屋拔木，王莽忧恐，但他从来未想到如何改善政治，而由大风联想到二子多病，于是改二子名号，以为这样就可天下太平了。王莽当政前后经常有所谓“符瑞”出现，如哪里母鸡变为公鸡，哪里出现“黄龙”等等。王莽加九锡时曾说：有“众祥之瑞，七百有余”（《汉书·王莽传》上），以此来证明“天命”归于王莽。其实，这些所谓的“符瑞”有的乃是自然现象，有的是阿谀之徒编造，有的实为牵强附会。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派太仆王恽等八人，分行天下，观风俗，次年还朝，言天下风俗齐同，各郡国歌谣（实际皆伪造）颂莽功德的谣、谚三万言。像这样的“符瑞”歌谣王莽当然乐于接受。于是，各地的歌谣“符瑞”纷纷出现，在王莽之世似乎所有的现象都证明“新”莽政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年代，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老幼妇孺个个颂赞当代君主的恩德。王莽也就沉浸在一片神秘而虚幻的颂声中，走向自己掘开的坟墓。

王莽的这些性格，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正因为如此，“新”莽政权的统治也达到极其黑暗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