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北历史：友好关系破裂，多事之秋再度来临

北方边陲的匈奴，自元帝以来就维持着友好的和亲关系，但从王莽摄政以后，就开始破坏了这种关系，塞北再次进入了多事之秋。

王莽歧视匈奴的愚蠢行动　元帝时期，由于昭君出塞汉皇室同匈奴结成翁婿关系。此后，每一新单于继位，必派名王奉献，或遣子入侍，甚至亲自入朝。随同入朝的名王及其下属通常皆在二百人以上，有时竟达五百人。汉朝对他们也赐以厚礼，表示欢迎，如元寿二年（前1年）单于来朝，被招待住在上林苑蒲陶宫内，并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单于返回时，朝廷派中郎将韩况率军相送，出塞后，因道路难行，况军缺粮，单于还给汉军送粮。可见，这种友好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而无害的。

但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正在执政的王莽为显示权威，表现他当权时“威德至盛异于前”（《汉书·匈奴传》），就改变了一贯友善的态度：首先，他示意匈奴单于令遣王昭君之女须卜居次云入侍。本来，派何人来汉入侍均由匈奴单于决定，汉王朝从不干涉。王莽这样做开始暴露了他对匈奴歧视的态度。果然，不能令匈奴容忍的事一件连一件地发生了。

当时车师后王姑句（姑句乃车师后王之名，句音钩），与婼羌去胡来王唐兜，因对西汉政权失去信任，遂率妻子及民众投降匈奴。匈奴单于接受这二人投降后，立即向汉朝廷报告。在朝秉政的王莽即派人至匈奴，责备单于接受二降王。单于据理说明：早在宣、元帝时期，汉、匈之间曾有约定：长城以南归汉所有，长城以北归匈奴，双方互不侵犯，有投降者不得接受。但这一规定并不包括汉、匈以外的人。因此接受了车师后王和去胡来王的投降。单于的说明表示不愿损害双方友好的关系，甚至强调说已故的呼韩邪单于在临终前曾告诫：“有从中国来降者，勿受，辄送至塞，以报天子厚恩。”（《汉书·匈奴传》）言词恳切，态度诚挚。但王莽毫不宽容，令使者斥责。单于叩头谢罪，并将二降王交付汉使者但求释其背叛之罪。事已至此，本可收场。但王莽得寸进尺：不仅将接受回来的二降王于聚会西域诸国之际斩首示众，而且强迫匈奴接受以下四条规定：（1）汉人逃入匈奴者；（2）乌孙逃往匈奴者；（3）西域各“国”佩汉朝印绶投降匈奴者；（4）乌桓投降匈奴者，均不得接受。这就改变了宣、元时期双方均等的约定，而无理地干涉匈奴内部事务。匈奴囊知牙斯单于虽对此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王莽方自鸣得意，岂不知匈奴对汉的仇恨从此与日俱增矣。

王莽强行给匈奴规定的四条，也挑起匈奴同乌桓的矛盾：原来乌桓臣服于匈奴，按时给匈奴缴纳皮布税。上述四条颁布后，乌桓即拒绝给匈奴纳税，由此乌桓同匈奴开始攻击，更增加匈奴单于对汉的仇恨。

匈奴的退让，助长了王莽的狂妄。他的“改名癖”又一次发作。匈奴单于的名字称为囊知牙斯，这本是译音，与汉人姓名不同本是自然的。但王莽却以为“中国不得有二名”（《汉书·匈奴传》），示意匈奴单于改名。单于慑于威势，只得上书将“囊知牙斯”名改为“知”。王莽大悦，赐以厚赏，以为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就可使匈奴臣服了。

王莽即“真皇帝”位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派五威将军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等六名将帅为特使，携大量金帛，至匈奴宣布“新”代汉，并授单于以新印，收回旧印。宣帝时发给呼韩邪单于的印，文为“匈奴单于玺”，但新发给匈奴的印文为“新匈奴单于章”，将匈奴之上冠以“新”，又以“章”代“玺”。这种变化表明王莽蓄意压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把原来汉朝尊重单于为最高首领的地位（可以用“玺”）变成与王莽新室的诸侯王的同样地位，即把匈奴降为新室的政治附庸。单于见此，当然不愿接受，欲索回故印。但故印已为派去的陈饶破坏。无可奈何，匈奴单于只得派人上书要求更铸汉故印。

这些做法，反映了王莽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思想实质。他企图用这些办法提高“新”莽政权的威望，并满足其虚骄、狂妄的心理。但事实却是向他希望的反面发展，不久王莽就尝到了苦果。

同匈奴重构难　始建国二年（10年）单于派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十余人，率匈奴兵万骑，以护送乌桓回故地为名，勒兵于朔方塞下。北方战云密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www.xing528.com)

与匈奴关系恶化，使一些不满王莽政权的少数民族及汉族叛将逃入匈奴，如车师后王之兄辅国侯狐兰支，及汉司马丞韩玄、史陈良、终带、右曲侯任商等先后率众投降匈奴。

匈奴接受叛军，更加触怒王莽。始建国二年（10年）十二月，王莽下诏令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并派立国将军孙建等率十二将统甲卒三十万人分道并出，欲穷追匈奴。始建国三年（11年），当各路兵马尚未聚齐之时，王莽又欲分匈奴之势，将匈奴分为十五单于，派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率兵万骑，召诱呼韩邪单于诸子，大加赏赐。这就惹起匈奴单于的公开反对，于是遣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率兵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平静多年的北方，又开始了战乱。

此后，单于历告左右都尉、诸边王大肆入塞骚扰，大股万余人，少者数百，连连不断。杀雁门、朔方太守、都尉。吏民被掠者不计其数。当时，王莽大军虽聚于边境，但军粮给养未具，其三十万大军所需之口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年尚未集合”。全国因而疲惫、虚耗不堪。将军严尤上书指出击匈奴之五难：一曰：兴师动众，所需兵员、给养难以聚齐，“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二曰：军粮调自内郡，而内地郡国“不相属及”；三曰：长途远征，辎重、粮食难运；四曰：北方天气变化甚大“师有疾疫之忧”；五曰：辎重太多，军行困难。所以，严尤认为“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劝王莽慎重行事。但王莽不听，征粮、调兵如故，未战而天下骚动。

正当汉匈间关系恶化，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刻，匈奴内部主和派、王昭君的女婿右骨都侯须卜当，为匈奴执政大臣，与其妻，即昭君之长女须卜居次（名云）试图缓和紧张局势。适时乌珠留单于死（13年），须卜当与云乃拥立与他们关系亲密的犁汙王咸为乌累单于，并劝与王莽和亲。

西汉末年，匈奴的势力远不如武帝以前强大，若采取恰当对策，是不会酿成大乱的。但王莽对匈奴的政策飘忽不定，造成极大恶果。如匈奴右犁汙王咸为单于时，曾有与王莽友好之表示，但不久，当王莽得知入塞骚扰之匈奴兵有咸之子角所派者后，即将咸之子澄斩于长安。单于咸从此怨恨王莽，常从左地入侵，掠扰不已。

天凤二年（15年）单于咸与王莽和亲，局势又开始缓和，王莽乃派人令匈奴改为“恭奴”，单于改为“善于”，赐印绶，又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当子屠为后安侯。单于虽贪王莽金珍，又畏其权势，故表面接受，但仍然不断入侵骚扰。天凤五年（18年），单于咸死，左贤王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王莽又派兵将须卜当及云等胁迫至长安。云从塞下逃回，王莽拜当为须卜单于，并欲出大兵辅立之。这就使匈奴更加愤怒，频繁进扰，日甚一日。

由于王莽的错误政策，又先后拒绝了严尤等大臣的规劝，使北方一直处于警备状态。他动员全国人力、财力，准备大张旗鼓讨伐匈奴，下令“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称之为“猪突豨勇”发往北方准备作战，又下令全国吏民要以三分之一资产助军费，还到处召募“奇能”之士。于是一些流氓骗子纷纷趁机出来，有的说会飞，有的说不用舟渡水，有的说会造吃了不饿的“仙丹”。王莽皆赐给他们官职、车马。为备战，长途转运将布帛从内地运至边境，地皇二年（21年）王莽下令“转天下谷币诣西河、五原、朔方、渔阳，每一郡以百万数，欲以击匈奴”（《汉书·王莽传》下），弄得“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三千”（《汉书·食货志》）。但未及出击，王莽政权就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王莽时期与匈奴的正面决战虽尚未及进行，但双方在边境的局部冲突连年不断，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北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烽火，生产在和平环境中进行，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曾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自与匈奴启衅以来，边境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人民遭匈奴杀掠，官、兵长期屯戍，吏士疲弊，北方空虚。数年之间，北边无完整之村落，四野有无人收殓之枯骨。从而促成王莽政权的迅速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