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和行政区划的变迁秦汉史

王莽称帝后的历史，也可称之为改名“运动”的历史，他对改名似乎有特殊的癖好，如前所述，不论官制、田制的改革，首先皆为名称的改变，就连国号“新”，也有多种称谓、有时称“新家”（《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始建国镜铭》），有时称“新室”（《汉书·元后传》），或称“黄室”（《汉书·外戚传》），或称“新城”（《汉印文字征》第四），或称“薪世”（《秦汉瓦当文字》）、“薪”（《十钟山房印举》）。种种不同称谓的出现，说明王莽对改名有极大兴趣。而在所改的各种名称中变动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地名（包括宫殿名），而地名的改变势必影响行政区划及建制的变化。许多地名一改再改，“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致使“吏民不能记”（《汉书·王莽传》下）。这不仅给当时的“吏民”造成麻烦，也给我们今天研究“新”莽的历史带来一定困难。因此，有必要对王莽改易的地名和行政区划进行一些清理工作。

州、郡县名称和区划的改变　从汉武帝开始，设立司隶校尉和十三州刺史（见本书第七章），最初，州并未成为一级政区，后来才逐渐固定为郡以上的政区。还是在平帝元始四年（14年）王莽摄政时就认为十三州与经典不合，乃依《尚书·尧典》改为十二州，至称帝以后，于始建国四年（12年）又下诏曰：“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即长安）为新室西都”，“州从《禹贡》为九”（《汉书·王莽传》中），即以洛阳、长安为东西两都，据《禹贡》记载全国划为九州。王莽的九州区划如何，史书缺载。考《尚书·禹贡》所载之九州为：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州，《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幽州而无梁州；《周礼·职方》有幽、并州，而无徐、梁州”，《尔雅·释地》有幽、营州，而无青、梁州。各书所载之九州颇不一致，王莽之九州当从《尚书·禹贡》。但王莽在同一诏书中又说：“《禹贡》之九州无并、幽，《周礼·司马》则无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为。”（《汉书·王莽传》中）据考证，《周易》改徐、梁二州合青州、雍州，而分冀州之地以置幽州、并州（见《西汉周官师说考》卷上），故有的学者认为，“莽初仿尧典改为十二州，后又从禹贡为九，武帝改梁为益、雍为凉，莽皆复其旧，莽既以州从禹贡为九，可能九州之名，一仍禹贡之旧，去冀而存并也”（见沈展如《新莽全史》第182页）。据此，可知王莽的九州为：

兖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并州。

与州名和区划改变相关，王莽时代地方政权组织也有相应的变化：西汉地方行政区域为郡、县两级，后来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王莽时则改为州、部、郡、县四级。王莽又把封地、赐官作为笼络人的手段，因此常常将一些郡县分割，建立新的郡县。因此，在王莽时代出现的不少新地名，其中有改旧名的，亦有原来根本没有旧名而新建的行政区域。总计西汉时郡国一百三，县、邑、道千三百四十六，侯国二百四十一。“新”莽时郡则有一百二十五，县、邑、道二千二百零三，侯国、附城二千五百零七（其中诸侯国七百九十六，附城千五百一十一，见《汉书·王莽传》中）。郡之数目虽相差无几，但有的经王莽割裂剖碎，有的则拆散重建，已不复为西汉时原状矣。如西汉之陈留郡本有十七县，而天凤元年（14年）七月王莽下诏曰：“制诏陈留大尹、太尉，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阳。以雍丘以东付陈定。陈定，故梁郡。以封丘以东付治亭。治亭，故东郡。以陈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荥阳。陈留已无复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诣行在所。”（《汉书·王莽传》中）这就把陈留郡拆散，原来的大尹、太尉只好回首都等待重新任命。王莽时从各旧郡划出的新郡，可考者有：

翼平郡——分自北海

夙夜郡——分自东莱

寿良郡——分自东郡

祁遂郡——原荥阳及陈留以西之地

赏都郡——自汝南分出

阿阳郡——自天水郡分出

延城郡——自沛郡分出(www.xing528.com)

（据钱大昕《三史拾遗》及饶宗颐《新莽职官考》）

至于西汉之旧郡名至“新”莽时期几乎全部改变，县名也多数改变，有的郡县名因多次改变，不仅百姓弄不清楚，有时连官吏也不甚了了，从上举天凤元年诏令中称某某地时尚需说明“故”何地，就可知其变更之频繁了。

“新”莽时改名之郡县《汉书·地理志》均有记载，这里不需罗列，仅将各州部改名郡县之数目统计如下：

首都及宫殿、城门的改名　对于首都及宫殿、城门等，王莽也没忘记给它们改名。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改首都长安曰“常安”，四年（12年）下诏“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汉书·王莽传》中），又先后将洛阳改为“宜阳”“义阳”。在今西安汉城遗址中，出土有“常安鹿氏爵”文字的瓦当（现藏西北大学历史系），又有“常生无极”文字瓦当，可知王莽不独改长安为“常安”，即“长生”“长乐”等字样，也在更改之列。

汉代的宫殿、城门之名，至王莽时几乎全部改变，如将“长乐宫”改名“常乐室”，“未央宫”改“寿成室”，前殿改为“王路堂”等等。这些改变的名称在至今仍存留的文物中尚可发现。如《簠斋吉金录》卷5有“常乐卫士上次士饭帻”，系地皇二年（21年）造。今西安三桥镇出土之王莽钱范坑中有小圆石刻有“常乐”二字（实物藏西北大学历史系）。《汉纪年铭漆器图说》，始建国元年夹纻漆盘，有“常乐大官”题字。《十钟山房印举》卷二有“常乐苍龙曲侯”（怀宁柯氏亦藏有一印，同文不同范）。前苏联西伯利亚亦出土“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瓦当，可证明“长乐”均改为“常乐”。《秦汉瓦当文字》卷1有“寿成”瓦当，或即为由未央宫改“寿成室”后之遗物。《居延汉简释文》卷1第34页有“王路堂免书”，亦证明“王路堂”之殿名。总之，王莽改名，不厌其烦。西汉时宫殿门观之名，至王莽时几乎全部改变。现将可考者表列如下，以备查阅、对照：

改名的目的和结果　王莽如此热衷于改名（包括地名、宫殿、城门和官名）其目的无非是表明“新”代“汉”乃是万象更始，“火德销尽”的汉，已为“土德将兴”的“新”取代，妄图使人们相信西汉末年出现的一切危机已经过去，“新”莽政权将繁荣昌盛“传于子孙，永享无穷之祚”（《汉书·王莽传》中）用以自欺欺人。

因此，王莽所改之名，皆有所据，或据古籍经典，或据符箓祥瑞，或据吉词祥语，或据数术，或据方向，且在每改一新名时，多大张厥词申明意义，并务求文辞之美，含义之祥，如命说符侯崔发为中城将军，主十二城门：曰“中德既成，天下说符”。命威侯王级为前关将军，主绕霤之固，南当荆楚，曰“振武奋卫，明威于前”。又如命其子安为新迁王、临为统义阳王时曰“所谓新迁王者，乃太一新迁之后也。统义阳王乃用五统以礼义登阳上迁之后也。”（《汉书·王莽传》下）可以说王莽的学识和才智大部分都用于改名这件事了。因此，在王莽改易的地名中多取其吉利之义，如长安改“常安”，汉阳改“新通”，广汉改“广新”，杜阳改“通杜”，曲逆改“顺平”，东昏改“东明”，符离改“符合”，亢父改“顺父”，白土改“黄土”，等等。这表明王莽想通过改变名称来渡过困境取得政权稳定，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毋庸赘言，王莽的目的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其建立“新”朝之后的其他一切措施，没有一件能解除西汉以来的危机的，而改易名称除了增加吏民生活中的困难，从而引起人们对“新”莽政权更加强烈的憎恨以外，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综上所述：王莽代汉后就开展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改制”活动，从政治制度到经济、文化思想无不在“革汉而立新”（《汉书·王莽传》中）主导思想下，依古制、经典或迷信符箓进行改革，当然不能说王莽本人对此全无诚意，完全是虚伪骗人的。但就“改制”结果来看，其全部政策和行动均属倒行逆施，不仅毫无解除社会危机之效，反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将更多的人推向苦难的深渊，使社会危机加剧。这样，“新”莽的改制也并未达到其巩固政权统治的目的，而是进一步动摇其政权统治的基础，结果“新”莽政权就在“改制”声中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