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币制改革：混乱与严重后果

在王莽的改制过程中“数改币制”（《汉书·食货志》）对货币数次进行改革，其目的是打击货币持有者，增加封建政府财政收入，但其结果则造成空前的混乱，给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居摄”时期的“币制改革”王莽一贯对货币有极浓厚的兴趣。早在还未称“真皇帝”代汉以前，他尚在“居摄”时期，就已开始对西汉长期以来流行的货币制度进行“改革”。

居摄二年（公元7年）五月，王莽下令：在西汉原来流行的五铢钱以外“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汉书·王莽传》上）。这就是说除五铢钱继续流通外，又另外增加三种钱：一是值五千钱的错刀；二是值五百钱的契刀；三是值五十的大钱。按刀币乃是战国时流行于部分地区的货币，秦统一中国后，曾明令取消，而以统一的币制代之，这是符合经济发展和货币发展规律的。因货币的自然发展都是由复杂趋向简单，由繁多趋向统一，由实物而变为金属，最后由低级金属而变为贵金属。本来自秦以后货币由半两钱到五铢钱正是循着这一规律发展的，现在王莽却反其道而行之，人为地使货币复杂化。据《汉书·食货志》载：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这里，也可以看出王莽改币制也是托古制而行。《汉书·食货志》载：“周景王时患钱轻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以劝农澹不足，百姓蒙利焉。”这是周代的事，王莽偏要搬到汉末，无异于刻舟求剑。[239]四种货币并行显然只能给经济带来混乱，但王莽却一意孤行，以严刑峻法强力推行。据文物考古资料证明，这四种钱在当时发行量相当大。据《汉书新证》记载：

上述莽钱，关中地带，出土不绝，契刀应作栔刀，一刀直五千，应作一刀平五千，此为汉书传写之误字。清代治古泉学者言之已详。大泉五十与五铢大小相等，钱边较五铢为宽，志文所称重十二铢，已合半两，与实际情况不符，殆约略言之。契刀用公分来计算，大者七·三厘，小者七·一厘。错刀均七·三厘。张衡四愁诗云“美人赠我金错刀”，即指此刀而言，足证在东汉时已甚珍视。此外还有铸“五铢一泉”一种，大如小泉直一，只见钱范，未见实物（见《关中秦汉陶录》卷4）。其价值当一钱，所以形制特小。又有小五铢一种，亦疑为王莽居摄时所造。（见该书178页）

按《汉书新证》的作者陈直所见，均系20世纪40、50年代流传于民间者。近二千年后尚有如此多的实物流传，可见当时铸造数量之多。

至于王莽所造之货币形式，真是千姿百态，形象各异，如大钱五十“此钱有数种，有对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诸画并方者”（《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注曰：《泉志》张台曰），“大小不一，字体各异（《历代古钱图说》）。而契刀五百，其形似刀‘契刀二字’在柄，长二寸，字并阳识”（钱玷《款识考》）。错刀则长二寸，环文：上曰一，下曰刀，字陷，以金填之，与面平。柄文曰平五千，阳识。以上各种货币图形均可在《历代古钱图说》及《古钱大辞典》等书中看到。各种不同币值，不同形式的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其繁杂、混乱之情形是不难想象的。因为王莽所造的新币质量低劣，远不足货币所定之值，政府就用这种劣质钱兑取人民手中之五铢钱，以剥削人民。因此，百姓对“新”莽的货币表示不信任，拒绝使用，王莽就用严酷的刑法强制推行，《汉书·王莽传》云：

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以莽钱大小两行难知，又数变改不信，皆私以五铢钱市买。讹言大钱当罢，莫肯挟。莽患之，复下书：“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居摄时期王莽实行的“币制改革”，结果是使“民人至涕泣于市道”。但是，他并未接受教训，反而在代汉之后更加大规模地进行币制“改革”。

“宝货五品”的出笼　在严峻的事实面前，王莽并未稍加清醒，反而更加执迷不悟，狂想不断升级，在当上“真皇帝”之后，他又进行了币制改革，结果使货币混乱得一塌糊涂，终至不可收拾。

始建国元年（公元6年）王莽代汉不久就下诏：罢契刀、错刀和五铢钱，更作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与以前使用的“大钱五十”并行。

这次改币制同以往一样，并不是从经济发展需要出发的，而是根据一个十分荒唐的理由：因王莽的帝位是从刘姓的汉王朝那里夺来的，而刘字为卯、金、刀三字组成（“刘”），所以他对卯、金、刀这三个字怀有极大的恐惧。错刀、契刀像是悬在他头上的一把刀，五铢钱为汉朝通用货币，在他看来这些货币都有汉朝刘姓的阴影，必须使它们早日绝迹。因此，不仅限于货币，就连当时人佩带的“刚卯”[240]也在禁止之列。这种近似梦呓的话，却是以冠冕堂皇诏令形式发表出来的：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著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莫以为利。（《汉书·王莽传》中）

为推行其新币，王莽特派谏大夫五十人至各郡国铸钱，但新币仍不能流行。

至此，王莽仍不思改弦更张，反而更加蛮干起来。始建国二年（10年）冬十二月，又下诏：

“民以食为命，以货为资，是以八政以食为首。宝货皆重则小用不给，皆轻则僦载烦费，轻重大小各有差品，则用便而民乐。”于是造宝货五品。（《汉书·王莽传》中）

始建国二年王莽下令颁行的“宝货五品”，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一批货币。所谓“五品”即“钱货”“银货”“龟货”“贝货”“布货”五种，每种货币之中又有形状、币值各不相同的所谓“六名，二十八品”。品类繁多，五花八门，现据《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并参以文物考古资料分别记述列表如下：

（一）“钱货六品”

（1）“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

（2）“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

（3）“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

（4）“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

（5）“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

（6）“因前‘大钱五十’”，（即以前使用的大钱）共六品。

[16]据陈直《汉书新证》考“汉代钱、泉二字，虽可通假，使用时尚有区别，东汉各碑阴纪出钱数字（张迁碑为代表）及叙事中涉及钱字者，皆作钱无泉者。居延木简的记载账目，亦皆作钱无泉者，只有王莽时之几笔账，改写作‘泉几百’。盖因莽钱制度很乱，记账者不能不加以区别。”（见该书第179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8《钱币》引论曰：“谓之泉者言其形，谓之金者言其质，谓之刀者言其器，谓之货、谓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钱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古钱，其形即篆泉文也，后世代以钱字，故泉之文，借为泉水之泉，其实，泉之篆文，下体不从水也。先儒不知本来，因谓流于泉……此皆言凿之义也。”可知王莽以“泉”代“钱”也是复古的表现。

（二）“布货十品”(www.xing528.com)

（1）“大布”，（2）“次布”，（3）“弟布”，（4）“壮布”，（5）“中布”，（6）“差布”，（7）“厚布”（按《汉书·食货志》记为“厚布”，为“序布”之误。见杨树达《汉书窥管》），（8）“幼布”，（9）“幺布”，（10）“小布”。

小布长寸五分，重十五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长一分，相重一铢，文各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而直千钱矣。（《汉书·食货志》）

（三）“贝货五品”

（1）“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2）“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五十。”

（3）“幺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三十。”

（4）“小贝寸二分以上，二枚为一朋，直十。”

（5）“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三。”

（四）“龟货四品”

（1）“元龟岠冉长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为大贝十朋。”按：岠，至也；冉，龟甲缘。

（2）“公龟九寸，直五百，为壮贝十朋。”

（3）“侯龟七寸以上，直三百，为幺贝十朋。”

（4）“子龟五寸以上，直百，为小贝十朋。”

按：以上“贝货”“龟货”两类货币，皆从未见有实物出土，恐实际并未发行，宋以来各钱谱，有绘有“新”莽时龟贝货者，不足为据耳。

（五）“银货二品”

（1）“黄金重一斤，直万钱。”

（2）“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按：“朱提”，县名，属犍为（今四川境内），出善银。

综上所列：王莽始建国二年颁行的货币共有：钱货六品，布货十品，贝货五品，龟货四品，银货二品，共二十八品。钱、金银、龟、贝、布谓之五物；金、银分作二品，谓之六品。故《汉书·食货志》谓之“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以上未注明出处之引文均出自《汉书·食货志》）。这些名目、种类繁多的货币，虽不一定皆发行（如龟、贝），但在此之外尚可能还有其他种类之货币，如西安汉城遗址曾出土“新币十一铢”一品（见《汉书新证》第182页）即未见《汉书》记载，可见王莽所行之币制极其混乱。

旋立旋废终于失败　如此混乱之币制，畸零错杂，互不相干，一齐投入市场，恐连王莽自己都不知如何折算。百姓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乱币更是无法信任，人民仍然相信用惯的五铢钱：“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汉书·食货志》）王莽见新币实行不通，即采取强制手段推行下诏：“敢非井田挟五铢钱者为惑众，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汉书·食货志》）但是发号施令并不能改变经济规律，人们宁可犯罪触禁，新币仍难通行。不久，他就不得不宣布取消龟、贝、布之类的货币，只行“小钱直一”和“大钱五十”两种。始建国五年（13年）又宣布“以犯挟铜炭者多，除其法”（《汉书·王莽传》中）。也就是说，由于盗铸钱的人太多，至此，连惩办盗铸的法令也不得不取消了。

但是不过一年，至天凤元年（14年），王莽又旧病复发，再次改币制。这次改的要点是：

（一）“罢大小钱”，即将刚宣布可通行不久的大小钱禁止使用。

（二）行“货布”“货泉”两种新币。

（三）货布的形制“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

（四）货泉的形制是：“径一寸，重五铢，文右曰‘货’，左曰‘泉’，枚直一，与货布二品并行。”

（五）“又以大钱行久，罢之，恐民挟不止，乃令民且独行大钱，与新货泉俱枚直一，并行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矣”（《汉书·食货志》）。

这就是说：一枚货布值二十五枚货泉，或二十五枚大钱，货布、货泉、大钱三种并行，六年之后大钱也禁止使用。这一次的改币制，丝毫没有理清币制紊乱效果，反而进一步增加了混乱。姑不论通行已久的货币能否在一道诏令下后就可停止流通，即从新币的相互比值看，也令人莫明其妙，如“货泉”每枚重五铢，“货币”每枚重二十五铢，即每枚“货布”相当五枚“货泉”，但王莽却规定，每枚“货布”值“货泉”二十五。真是荒谬到了可笑的程度。王莽如此顽固无理、频繁不断地改行币制，除出于迷信和复古的狂热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利用更换新币之机，从民间夺取钱财。如他所铸之钱仅重十二铢，却规定币值为五十。尤其是在频繁更换货币的过程中，政府所铸之币质量愈来愈低，致使通货膨胀，每更换一次货币，都使人民遭到一次盘剥。因此，尽管“新”莽政权采取各种残酷、严厉手段，违法犯禁拒用新币、私铸货币者仍无法杜绝。史载：“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汉书·食货志》）即使这样，也不能制止人们因拒用新币或私铸钱而犯法，结果，“犯者愈众”（同上），“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汉书·王莽传》下）。数十万人皆因王莽的币制改革而身陷囹圄。这种“改革”的效果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但王莽对此至死不悟。后来，他又一次企图改币制，但还未及开始，新莽政权就被推翻，旋废旋立、朝令夕改的币制改革才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