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的土地改革方案：实行王田和私属

王莽“改制”是从当时最突出的两大社会问题——土地和奴婢开始的。

问题的提出　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四月，刚刚即位不久的王莽就下了一道著名的诏令，首次尖锐地提出土地和奴婢两大社会问题。这是一段十分精彩的文字：

古者，设庐井八家，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则国给民富而颂声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书》曰：“予则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后被此罪矣。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芸（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俱陷于辜，刑用不错。（《汉书·王莽传》中）

这一段文字的大意是：在古代实行井田制，一家耕百亩，征十分之一的赋税，当时，国家充裕百姓富足，人人高兴，这就是“唐虞”之世。夏、商、周三代均遵循这种制度。可是至秦代就变了：（国君）重征赋税，不惜民力，以供自己享用，破坏了古代井田制，从此开始了土地兼并，强者有数以千计的土地，而弱者连针尖大的土地都没有。又设置奴婢的市，把奴婢同牛马放在一起出卖。拿奴婢的性命不当一回事，还有“奸虐之人”甚至掠卖别人妻子儿女为奴。这都是违背“天心”和“人伦”的，不符合“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原则。《尚书》中所说的“予则奴戮汝”是对不服从命令的人才戮之为奴的。到汉代时减轻土地赋税，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但有时征发“更赋”连残疾人也不能免。而“豪民”依仗权势，将土地转租给农民，名义上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实际上是将收获的一半拿走。一家人耕种所得不能养活自己。富者家连狗、马都有吃不完的粮食，而穷人只有糟糠充饥。穷困至于犯法的人日多，官府只好没完没了地使用刑罚。王莽在这里引称古代“唐虞之道”固然只是儒家的一种理想，但所揭露的秦汉时代的社会状况却是真实、可信的，其中提到秦以后土地兼并，他认为是由于“废井田”而起，这种看法也符合中国历史上由奴隶制的土地国有被破坏，出现产权私有后，两极分化的历史事实。土地兼并的结果出现“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的现象，一大批失去土地和生产资料的人沦为奴婢，“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这些都是当时社会现实。尤其是“豪民”对小农的剥削，使汉代政府屡次宣布的“减轻田租”成为一句空话，实际仍是穷者日穷富者日富“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这些话表明王莽对当时社会面临着的两大问题：土地和奴婢，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应当指出，两汉时代，早在王莽之前就有不少人尖锐地指出当时社会上突出的这两大问题。从董仲舒提出：“（秦以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到成帝时谷永告成帝云：“黎庶穷困如此，宜损常税。”（《汉书·谷永杜邺传》）都反映了统治者已经感到这两个问题急需解决。但不同的是，他们只能停留在发议论的阶段，提出的办法也无法实施。而王莽则身为皇帝，发议论的目的则在于为实行“改制”提出根据。所以，根据以上提出的问题，王莽发布了解决土地和奴婢问题的诏令。

“王田”和“私属”王莽提出解决土地和奴婢两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实行“王田”和改名“私属”。这是在上述同一个诏令中宣布的：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汉书·王莽传》中）

《汉书·食货志》中也有同样记载。以上这一段文字的意思可归纳如下几点：

（一）全国田地均归封建国家所有，不得买卖，称为“王田”。

（二）一家有八个男丁，可有田一井，即九百亩。

（三）原有田超过规定数，即一家男丁不够八人，而田超过九百亩者，将超额之田分给宗族和乡邻无田而应受田者。

（四）无田之家，应按上述制度受田。(www.xing528.com)

（五）奴婢不得买卖，改称为“私属”。

（六）攻击井田制度，煽动人破坏法令者流放至边境。

这就是王莽“改制”中“王田”“私属”的全部内容。从当时社会实际考察，上述办法的提出，不能完全否认其中确有进行改革的善意。而这些办法也并非王莽凭空想出，实际都是根据儒家的社会理想制定出来的。所谓“王田”，实际就是儒家理想的井田制中的“公田”，《孟子·滕文公上》对井田制有这样描述：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对于井田制的存在与否以及具体的形态如何，目前史学界尚有不同看法，在此无须深究。但在古代确曾存在过没有土地私有的社会，则是公认的事实。孟子就是在对远古追念的基础上，具体勾画出井田制这一美妙图景的，而这一图景是孟子以后的儒者一直都在向往的。王莽熟谙儒家经典，把实行孟子所描写的井田制作为理想。早在当皇帝之前，他就曾作过尝试；不过未能坚持下去。他在上述诏令中说：“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时则有嘉禾之祥，遭反虏逆贼且止。”（《汉书·王莽传》中）按：这里所谓“大麓”系用《尚书·尧典》“纳（舜）于大麓”典故以自说。莽自称为舜后，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故莽引用之。颜师古注曰：“大麓者，谓为大司马宰衡时也。”又有云大麓盖指“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时”。不论何种说法，王莽是在称帝前曾作过尝试。登上帝位后，大权在握，遂决意推行井田制，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王莽颁布的诏令中的“王田”与孟子所说的“井田”之间同中有异。土地不准买卖和每“井”九百亩两者是相同的，但“井田”制中有“公田”与“私田”之分，《诗经·小雅·大田》“有渰萋萋，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在“公田”中劳动成果作为对统治阶级的贡赋上缴，在“私田”中的劳动成果供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生活资料。而“王田”中无此区别，实际都是“公田”。至于为何将“公田”称之为“王田”？据考证，或与王莽有意标榜其“王”姓有关。王莽称“真皇帝”后，往往对自认为重要之举，冠以“王”，如“王莽改未央宫曰寿成室，前殿曰玉路堂”（《三辅黄图》卷10）。经陈直据《汉书·王莽传》中及居延汉简内有王路堂免书简等资料考证“玉路堂”乃“王路堂”之误（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40页），故有的史家认为“莽慕井田圣制，不称之为公田，而更名为王田，谅必取王道王政之美名，而其巧思所在，恐系暗射莽之姓氏也”（见沈展如《新莽全史》，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出版，第195页）。这种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237]

王莽改奴婢为“私属”也是有典籍为据的。考《左传·宣公十七年》“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晋杜预注曰：“私属，家众也。”春秋时代的“私属”是家庭成员，与奴隶、奴婢不同。王莽将“奴婢”改名为“私属”并不准买卖，其目的是提高或改善奴婢的地位，用意也是很明显的。

评价和效果　不可否认，王莽发布的上述关于“王田”和“私属”的诏令，是有从社会危机中找寻一条出路的愿望的。“改制”的目的在于企图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和改变奴婢地位，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并解决奴婢不断增加的问题。史学界对其“王田”制度是否曾经实施过，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汉书·王莽传》中找不到实行“王田”的记载。但近人陈直据文物资料考证，认为“王莽王田制度，从莽传来看，是未实行，从古物材料来研究，是已实行一部分。莽制变更太速，时期太短，所以史家记不胜记”（见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第477页）。陈直认为“王田”制已部分实行的根据是汉简和汉印中有“间田”字样，而不实行“王田”是不可能有“间田”的。[238]按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4《敦煌汉简跋》九亦云“郡县未封之地，皆间田也”。《礼·王制》云：“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诸侯之有功者，取间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归于间田。”是间田即为国家之公田也。莽名天下田为王田，过去为公田者，势必转而为朝廷之王田也。尽管“王田”制在王莽的诏令下开始推行，但其根本不能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是由于王莽虽然认识了当时社会经济的严重性，并正确地揭露了矛盾的真相，但他企图以恢复井田制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无异于南辕北辙。这是因为，井田制是建立在以下两个前提条件之上的：一是这种土地制度是为了以劳动的自然形态（即劳役地租）来进行剥削而形成的；二是必须进行计口授田。这两个条件只有在土地国有的奴隶制时代才有可能存在。而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早在战国以后就已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经过秦、西汉二百余年的发展，土地私有已成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主要形式，拥有土地的不仅有地主、富豪，而且有广大的自耕农民。而封建的土地私有代替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则是历史的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王莽宣布实行“王田”不仅遭到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的反对，也遭到广大的小土地所有者的抵制。把这种已废除数百年的制度恢复起来，是根本违反经济规律的，也是不得人心的。此外，在“王田”诏令中又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办法。这种空洞的改革方案，也只能在极个别的地方部分实行，而在大部分地区是不能推广的。正如此令下后中郎区博所说的：“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迄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汉书·王莽传》中）。至于王莽所宣布的奴婢政策，更属无法实现之空言。因为造成大量奴婢出现的是广大农民贫困破产，封建政府无法制止农民破产，只是禁止买卖奴婢，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元帝时贾捐之就指出过：“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可见其问题的严重性。

所以，王莽的诏令宣布以后，不仅未能禁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而且遭到“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汉书·王莽传》中）的反对。于是王莽不得不于始建国四年（12年）即诏令发布后的第三年，宣布取消：“诸名食王田皆得以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汉书·王莽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