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三解救：轻松书籍《秦汉史》全二册

在宦官、外戚专权，地主阶级政权摇摇欲坠，统治危机日益加深的西汉末年，有不少人向统治者提出各种解救危机的办法。提出这些办法的有统治阶级中深谋远虑之士，也有兜售迷信学说的骗子。不过，在这时无论什么办法都像是给奄奄一息的病人开出的药方，根本改变不了其必然的下场了。

限田、限奴婢的建议和诏令　西汉末，阶级矛盾逐渐激化，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也日益公开化，政治昏暗，社会动荡不安，全国像一个大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危险。面对着这种形势，地主阶级内部先后有不少人提出改革政治的主张，如萧望之、贡禹等等，他们的主张无非是反对宦官、外戚专权，提倡节俭之类。但是，无论是宦官、外戚专权，还是统治阶级腐化奢侈，政治黑暗，直接使阶级矛盾激化的，从而威胁地主阶级统治稳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土地迅速集中，二是奴婢大量增加。这两个问题正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地主阶级政治家中，有人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首先提出解决这两个问题办法的，已迟至哀帝统治时代了。

哀帝时，琅邪东武人师丹代王莽为大司马辅政，他一上任就向皇帝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汉书·食货志》）师丹以其地主阶级政治家的眼光看出这种贫富悬殊将对西汉政权统治带来的可怕后果，所以提出对贵族豪富的田产、奴婢要加以限制。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当时“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汉书·哀帝纪》），令臣下提出限制的办法。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提出如下具体限田、限奴婢的建议：

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无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岁以下，不在数中。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汉书·哀帝纪》）

这一建议的要点是：上至诸王、列侯，下至吏民拥有田产最多不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目，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百人；关内侯、吏民不得超过三十人，商贾不得拥有田产。超过以上限量的，田畜奴婢一律没收入官。这种设想虽然不错，可是它根本行不通，是很显然的，因为绝大多数的豪强地主、贵族官僚早已超过最高限额，他们绝不会自愿放弃多出限额的奴婢和田产的，当时专权的丁、傅两家外戚就不能遵行，而荣宠一时的董贤也早已逾制，尤其是哀帝本人一次就“赐（董）贤二千余顷”土地（《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自己就破坏了制度，“丁、傅用事，董贤隆贵，皆不便也”（《汉书·食货志》）结果，这一限田、限奴婢的建议根本没有准备实行“遂寝不行”（同上），被搁置起来，成为一纸空文。

推阴阳言灾异的儒生　西汉末年，指陈时弊，推阴阳、言灾异以匡扶政治的，还有一批儒者。由董仲舒完成为系统理论的“天人感应”学说，是这批儒生的理论根据。他们借自然界出现的一些异常现象揭露政治弊端，向统治者进谏，以改善统治。这种说法虽蒙着一层神秘、迷信荒诞的色彩，但却能提出一些切中时弊、有补于改善政治的建议。西汉一代，自董仲舒后，昭、宣帝时有眭孟、夏侯胜；元、成帝时有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帝时则有李寻、田终术等等，皆属于这一类著名的儒者。不过，由于元、成帝之后，政治日益昏暗，所以自京房以下诸人的活动，在政治上显得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元帝时的京房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治《易》，他想出一套卜法：把六十卦的三百六十爻，以一爻值一日，又把剩下的“震”“离”“坎”“兑”四卦分主二分二至，这样恰是一年，更以当风、雨、寒、温的气候所定卜的吉凶。据说“所言屡中”（《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其实，汉王朝疆域这样大，哪一天不发生一点异常变态之现象，所谓“屡中”就是把这些变异现象同人们想象的凶吉祸福联系起来。初元四年（前45年）京房举孝廉为郎。不久，汉元帝召见他时，京房就以这种学说为根据向皇帝指出：“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暗示元帝所用非人“任不肖必乱”，影射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这样一说，再加上当时社会危机确实一天天严重，元帝也只好承认：“亦极乱耳，尚何道。”（《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表示已明白京房的暗示，并准备重用他和他的弟子。这当然为石显等权宦所不容，因而屡遭打击。最后终于被诬告“非谤政治”而弃市，死时年仅41岁。京房的言灾异虽属荒诞，但其目的在于感悟皇帝去邪佞，改善政治，亦有值得肯定之处。(www.xing528.com)

除京房外，上举其他儒者也是用这种方式向皇帝进谏，或建议选用廉吏，或要求减省开支，或指责外戚专权。于改善当时之弊政，皆不无小补。如翼奉在元帝时上疏，借关东大水、饥疫频仍和地震等天灾人祸的现象，劝皇帝夺外戚之权，“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又建议减少后宫人数，节约宫内烦费“躬行节俭，外省徭役”（《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如此等等皆不失为挽救西汉王朝危亡之补剂，但他们的一切有益的主张，必定与权臣和专政的外戚、宦官相冲突，在昏懦无能的皇帝面前，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夏侯囚执，眭孟诛戮，李寻流放”，“京房区区，不量浅深，危言刺讥，构怨强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赞）。对于病入膏肓的西汉王朝来说，开出这些补救的药方已经为时太晚。所以，就连开处方者自身也无法避免可悲的下场，留下来的，只是他们那些玄妙而又无力的议论，在控诉着皇帝的昏弱无能和权臣、外戚的凶横残暴。

谶纬和“再受命”学说　儒者的“天人感应”进一步发展，就出现汉代的谶纬学说。这种学说乃是将自然界发生的一些异常现象与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成为对以后发生的政治事件的预言。在昭、宣时代，就有人利用谶纬学说鼓吹“汉运”将终，应改朝换代，因当时西汉王朝还在兴盛阶段，提出这样的预言，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结果，鼓吹换代的人，大多没有好下场，往往被统治者杀掉。[225]

汉元帝以后，随着西汉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统治阶级内愈来愈多的人都对前途失去信心，这就使“汉运”将终的预言有了市场。既然承认“汉运”将终，应当改朝换代，但统治者又不愿自动让位退出历史舞台，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再受命”的学说出现了。成帝时，齐人甘忠可伪造了《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其中有这样的词句：“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这就是说当天子的应当再受天命。这一“更受命”之学说乃是利用皇权神授的观念，以五行说为基础编造出的。这种含混的词句，企图取代刘氏政权的人固然可以利用它，当位的刘氏皇帝也可以利用它，问题在于如何解释。但是，当时的掌权者并未看出后面一点，所以在刘向的反对下“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把甘忠可下狱，结果病死在狱中。后来哀帝即位，危机更加严重，甘忠可的弟子夏贺良又向皇帝鼓吹“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此时久病不起、内外交困的哀帝在李寻等大臣怂恿下，也已懂得可以利用这种学说，希图稳定摇摇欲坠的刘氏政权。于是下令宣布“再受命”。

所谓“再受命”就是皇帝重新接受一次“天”的任命，表示在此之前的乱世已过，再上台的是另外的“天”任命的皇帝。实际上还是原班人马，只不过改改年号就算了事。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但当时哀帝确实把它当成救命稻草。于是改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似乎这样一改衰颓的旧国就会得到新生，“久寝疾”的皇帝也会好了似的。然而，过了一个多月，哀帝的病毫无好转，而社会危机自然是日甚一日。不料夏贺良等得意忘形，“欲妄变政事”，企图斥去旧时三公，以替他鼓吹的解光、李寻辅政，想控制政权。这一来遭到多数朝臣之反对，纷纷攻击夏贺良“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以上引文均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结果，不到两个月就被哀帝处死，这一幕再受命之闹剧就此收场。

限田、限奴婢、再受命等等药方的提出，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惶恐不安。他们面临着农民大起义即将到来的风暴，处于社会危机之中，急于寻找出路。在这种形势下，出身于外戚世家的王莽，便趁机取得西汉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充当了统治集团内部易姓受命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