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徒起义进一步激化了三阶级矛盾

西汉末年，自元帝开始历经成、哀、平帝统治时期，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间断，先是各地分散的、零星的起义此伏彼起，后来则愈发展规模愈大。在这起义的洪流中，出现了以刑徒为主的战斗队伍，反映了农民起义进入了新的阶段。

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　在西汉末的几十年里，劳动人民的武装斗争蓬勃展开，小股的起义不可胜数。仅史书记载“盗贼群兴”（《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盗贼并起”（《汉书·元帝纪》）的次数就难以统计，其中著名的有成帝时倗宗领导的农民在关中的南山地区发动的起义，坚持了一年多时间的英勇斗争，这次起义就在京师附近，使得首都十分紧张“道路不通，城门至以警戒”，政府官军“暴师露众，旷日烦费”（《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仍不得安宁。封建统治者被农民起义吓得如惊弓之鸟，就在倗宗起义的同时，一个小女陈持弓，竟“阑入尚方掖门，至未央宫钩盾中”弄得“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汉书·成帝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东郡茌平男子侯毋辟兄弟五人聚众起义，“攻燔官寺，缚县长吏，盗取印缓，自称将军”（《汉书·天文志》）。此外，在成帝时，还有梁子政在鄠起义（《汉书·萧望之传》）。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阳陵任横等起义“自称将军，盗库兵，攻官寺，出囚徒”（《汉书·平帝纪》）。还有一些不见于史书记载而在汉简中偶尔保存下来的个别起义农民名字，如严就、君兰（见《居延汉简考释·释文》第22页），杜光（见《居延汉简考释·释文》第172页）。据专家研究：这些人领导起义时间，大约“为西汉中期以后”，“与成帝时最为相近”（安作璋《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第149页）。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特点之一是：开始多系分散、小股，但为数甚众“初元、建平……盗贼浸多，岁以万数”（《后汉书·梁统列传》）。“今（平帝即位时）……盗贼群辈，且以万数”（《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

起义特点之二是遍及全国各地，连首都附近也不例外。起义者直接威胁皇室和中央朝廷的安全：“元寿二年，三辅盗贼，群辈并起，至焚烧茂陵都邑，烟火见未央宫，前代所未尝有。”（《东观汉记》）甚至在长安城中也有敢杀官吏的造反者“闾里少年群辈杀吏”（《汉书·酷吏传》）。

起义特点之三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起义群众势大时就“窃号自立，攻犯京师，燔烧县邑”（《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攻官寺，杀长吏”（《汉书·匡张孔马传》）。失败后就藏匿民间。从《居延汉简》中以下几条资料就可看到这种情况：

群辈贼发，吏卒毋大，宜以时行诛，愿设购赏，有能捕斩严就、君兰等，渠率一人，购钱十万，党与五万。吏捕斩强力者，辅司劾臣，谨□如□言，可许臣请者，严就等渠率一人党与五万。（《居延汉简考释·释文》第22页）

这是成帝时缉捕起义首领严就、君兰的官府文书，从文中可知：西汉政府对此次起义的“渠率”“党与”皆未捕到，只好以巨金悬赏，反映了这些起义领袖人物得到广大群众的掩护和保卫，像这类缉捕文书，在汉简中还可找到一些。[218]说明绝非个别现象。

刑徒起义　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就是刑徒。刑徒的起义，在当时的起义风暴中独树一帜，使这场起义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色。(www.xing528.com)

刑徒，是被封建政府判刑并罚作苦役的“罪犯”，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刑徒失去人身自由，又担负着沉重的劳役，生活在官府严密监视和刑具箠楚之下，起来进行反抗是很困难的。因此，刑徒起义标志着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早在汉武帝时就有个别的刑徒参加起义队伍，但是刑徒起义的高潮则是在汉成帝时期。

汉成帝时期的刑徒起义出现高潮不是偶然的，除了引起农民起义的一般原因外，还有其特殊原因，这就是元、成时期大规模征发罪犯进行修陵、筑城、冶铁、戍边、屯田等沉重劳动，其规模和繁重程度远远超过以往各代，如元帝时“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而统治阶级为取得大批的劳动力，则需要大量的刑徒，如成帝起初陵，数年后又在别处起昌陵邑，所用“卒徒工庸，以巨万数”（《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这就必然施行严刑酷法，将大量无辜人民变为刑徒。这种恶性循环，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被残酷压榨的刑徒，也被迫进行捍卫生存的斗争，于是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出现了以刑徒为主的起义队伍。从而把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推向高潮。

在西汉末刑徒起义队伍中，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铁官徒”。

“铁官徒”是在官府经营的开采铁矿和冶铸铁器工场劳动的刑徒。汉代中期以后，铁器的制造有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但“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集中在铁矿和工场的铁官徒，是西汉开采和冶铸铁器的主要劳动力，而他们所受的压迫也最深。因此，他们反抗的意志也最为坚决。从成帝时起就有“铁官徒”举行起义，其中著名的主要有两起：一是阳朔三年（前22年）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铁官徒申屠圣领导的。参加这次起义的铁官徒有180人，他们战斗得十分英勇，“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汉书·成帝纪》），最后由于寡不敌众，不久就被地主政权派兵镇压下去。另一次是在永始三年（前14年）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金乡县北）铁官徒苏令等228人起义。这次起义较上次大得多，他们“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杀东郡太守、汝南都尉”（《汉书·成帝纪》）到处释放囚徒“经历郡国四十余”（《汉书·天文志》）。这些起义的勇士“蹈藉名都大郡，求党与，索随和”（《汉书·杨胡朱梅云传》），拥有众多的人同情和支持。就是一些吏士，也“莫肯伏节死义”（《汉书·何武王喜师丹传》）。起义军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斗争坚持了一年以上，最后才被汝南太守严訢等镇压下去。

另一部分是“铁官徒”以外的各种刑徒。其中著名的起义有鸿嘉三年（前18年）广汉（四川射洪南）“罪囚郑躬”（《汉书·五行志》）等60人的起义，队伍很快就发展到万人，使统治阶级惊慌失措，后来发3万人才将起义军镇压下去（见《汉书·成帝纪》及《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永始三年（前14年）又有尉氏（河南尉氏）男子樊并等13人领导的起义（见《汉书·成帝纪》），他们“杀陈留太守严普及吏民，出囚徒，取库兵，劫略令丞，自称将军”（《汉书·天文志》），也把统治者搅得惶惶不可终日。这些“铁官徒”和一般刑徒的起义，虽然最终均被镇压而失败，却有其特殊意义，因为，他们不同于农民，其举行起义的直接原因并非由于失去土地，而是不堪忍受繁重的劳役和人身的奴役。所以，他们参加农民起义队伍，或单独起义，就给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赋予了强烈的反对人身奴役的新色彩。汉成帝时期是刑徒起义高潮的阶段。此后，各地人民的起义延绵不绝。刑徒、贫民、农民、工匠及其他各阶层被压迫人民，终于汇合成一股浪潮，冲击着腐朽的西汉王朝，从元帝以后，西汉王朝的统治犹如巨浪波涛中的孤舟，飘摇于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之中，向覆灭的深渊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