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阶级腐朽&人民苦难加深-研究《秦汉史》

公元前1世纪前后的中国地主阶级，虽然距其没落阶段还很远，但就西汉王朝的地主统治者来说，则已经腐朽不堪，一方面是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吏治腐败，另一方面则正是广大劳动人民备受压榨，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历史进入了黑暗的时代。

政治昏暗吏治腐败　汉末的四代皇帝：元、成、哀、平统治时期，政治昏暗达到极点，上自皇帝，下至官吏，谁都承认这是一个“极乱”（《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叹息“孝宣之业衰焉”（《汉书·元帝纪》），吏治一天比一天腐败，如元帝之世“天下俗贪财贱义……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汉书·匡张孔马传》）。至成帝时，政治更加昏暗，外戚专权，“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筦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汉书·楚元王传》）。这些王公贵戚，不仅把持朝政，而且生活极端腐朽，大肆挥霍国帑，铺张豪华至极，如“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今之后起，天所不飨，什倍于前”（《汉书·谷永杜邺传》）。哀帝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吏不良，风俗薄”（《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百官群职旷废，奸轨放纵”（《汉书·匡张孔马传》）。至平帝时“承衰乱之后，继重敝之世”其吏治昏暗已达到极点“自汉兴以来，诚未有也”（《后汉书·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这期间，虽不乏忠直廉洁之官吏，有时，朝廷也发布一些“躬行恭俭”之政令，但均无补于大局。在中央，外戚、宦官迭相专权，各地则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如元帝时“（丙）显为太仆十余年，与官属大为奸利，臧（赃）千余万”（《汉书·魏相丙吉传》），“五官掾张辅怀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哀、平之时佞邪龌龊之徒，聚敛枉法之吏更是不可胜举，如南阳太守陈咸、将作大匠陈万年等都是其中突出者（《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而有的郡椽也家“臧千金”（《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其他大小官吏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徭役赋税繁刑苛法　汉末数十年间，王朝政府虽屡下减、免赋税徭役之诏令，如成帝“建始二年（前31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见《汉书·成帝纪》），即由每算一百二十钱减至八十钱，哀帝时河南、颍川大水，政府还派“光禄大夫循行举籍，赐死者棺钱，人三千”（《汉书·哀帝纪》），等等。然而，这些小恩小惠决不能减轻横征暴敛下的人民负担。此时人民所承担的赋税徭役远远超过制度的规定：如元帝初元二年（前46年）的珠崖之役仅“卒士及转输死者”就有“万人以上”（《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成帝时起昌陵，征发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毒流众庶，海内怨望”（《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邛成太后死时“吏赋敛以趋办”（《汉书·薛宣朱博传》）。这些官吏不仅借修陵、办丧事增加赋敛，而且平时就随意征发，一个小小的栎阳令，就可以“适罚作使千人以上，贼取钱财数十万”（《汉书·薛宣朱博传》）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繁重的赋税徭役必然伴随着苛酷的刑法。汉代刑法，虽在昭宣之时有一度趋于轻简，但自元帝以后又逐渐苛酷，成帝时“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这样繁杂的律令，连皇帝也不能不承认“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不亦难乎！”（《汉书·刑法志》）其酷刑也甚于昭、宣时代：“榜箠㿊于炮格，绝灭人命。”（《汉书·谷永杜邺传》）至于一些官吏违法越制，草菅人命，更不是个别的现象，从下面将列举出的一些事实就可以得到具体的了解。

贵族和豪强的横行暴虐　西汉末年大小官吏和贵族豪强横行肆虐，达到空前的程度。先不说那些垄断朝政的外戚及大宦官（下节将专门叙述），仅举其他官吏和豪强刻剥百姓的暴虐情况即可见一斑。元帝时，统治者公开承认“在位多不任职”（《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官吏“失牧民之术”（《汉书·元帝纪》）“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官吏、豪强残酷地压榨百姓致使人民无法活下去。到成帝时，贵族官僚的横暴骄佚，更加花样翻新。如侍中中郎将张放“骄蹇纵恣，奢淫不制”，“知男子李游君欲献女，使乐府音监景武强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贼伤三人。……奴从者支属并乘权势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杀其夫，或恚一人，妄杀其亲属，辄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汉书·张汤传》）。张放之所以敢于如此横行，因其得到皇帝宠幸，又娶帝舅女为妻。还有一些贵族违法越制胡作非为的程度也不下于张放，如承乡节侯当、籍阳侯显“恐猲”国人（见《汉书·王子侯表》），祚阳侯仁“擅兴徭赋”，陵乡侯訢“贷谷息过律”，蒲侯苏昌子夷吾“婢自赎为民，后略以为婢”（均见《汉书·王子侯表》）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罪行不仅刻剥人民，而且也破坏了汉王朝的制度。但对此种暴行，西汉政府和皇帝，在不触动封建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尽量予以保护。在破坏了西汉王朝纲纪和秩序之时，也仅以“削爵一级”或“免”官的轻微处置掩饰过去。豪强地主为害一方，更使封建政府束手无策，如成帝时“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萬章、翦张禁、酒赵放、杜陵杨章等皆通邪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更数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讨”（《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封建纲纪的破坏，封建法纪对豪强地主失去约束作用，皇权对豪强地主的威慑作用消失，使豪强地主更加肆无忌惮地无所不为，如哀帝时“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以气力渔食闾里，至奸人妇女，持吏长短，从横郡中”（《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这些豪强地主，以暴力侵夺他人财产成为暴富，其财产往往以千万计，他们的势力往往比官府还大，如：“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略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汉书·货殖列传》）到西汉王朝即将灭亡前，豪强地主的势力在许多地方超过封建官府：如平帝时“司直陈崇举奏其宗亲陇西辛兴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未起事前，也是一个横行乡里的豪强地主“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门”（《后汉书·酷吏列传》）。这些豪强地主就是地头蛇，他们同政府官吏互相串通，沆瀣一气，为恶肆虐，成为当时人民苦难的重要根源。

地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　与残酷的对人民压榨、剥削随之而来的，就是地主阶级的生活更加荒淫腐朽。

从地主阶级总代表——皇帝开始，整个统治阶级的生活腐化程度与日俱增：首先在皇宫之内，消耗着大量的财富，皇帝本人的荒淫无耻生活一代胜过一代。“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后汉书·皇后纪》）。元帝号称“仁柔”“恭俭”（《汉书·元帝纪》），但仅后宫妻妾妃嫔，多得“不得常见”只好“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以至“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西京杂记》）。至于其他用度耗费更为惊人：“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元帝时）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当时就有大臣率直地指出：元帝“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距亡国不远了。成帝更是一个“湛于酒色”（《汉书·成帝纪》）的荒淫出名的君主，他不仅亲自兼并土地“置私田于民间”，而且“畜私奴车马”，“离深宫之固，挺身独与小人晨夜相随，乌集醉饱吏民之家”致使“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汉书·五行志》）。元延二年（前11年）成帝欲向胡人使者显示“多禽兽”，竟“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张罗网罝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狖獲狐菟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捉捕来之禽兽“令胡人手搏之”供皇帝“临观”取乐，而“是时，农民不得收敛”（《汉书·扬雄传》）。后宫之宠，更愈于以往诸帝，初宠许皇后，不久宠衰，“后宫多新爱”，先后宠幸的有班倢伃、李平（原为侍者，后赐为卫倢伃）、赵飞燕等。尤其对于赵飞燕，成帝迷恋尤甚[216]，最后飞燕也“宠少衰，而弟绝幸”，其奢侈豪华超过以往所有后妃，“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兰田壁，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汉书·外戚传》）。至于哀、平二帝，因皇权已旁落，皇帝虽欲求元、成时期之腐朽、奢侈生活而不可得，只好稍加收敛。故史书称之为“俭约”，实际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上有所好，下必甚之。贵族、大臣生活的腐朽程度也远远超过以往。元帝时，统治阶级“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汉书·匡张孔马传》）已成为风气。至成帝时，官僚贵戚的奢侈、荒淫更为惊人，如外戚王氏五兄弟“同拜五侯，馆第僭于京师，嫱姬丽于宫掖。瑰赂南金，弥玩于王府，缇雕文，被饰于土木。高廓洞门，极夏屋之盛；文马朱轩，穷车服之靡。自古擅骄，未有如斯之例”（王嘉《拾遗记》）。王氏五侯的荒淫腐朽生活是具有代表性的。[217]其他贵族、地主也竞相夸富比淫，如成帝时的史丹“僮奴以百数，后房妻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酒，极滋味声色之乐”（《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哀帝时的驸马都尉董贤，被皇帝宠幸，“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汉书·佞幸传》），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使董贤得以豪华逾制而肆无忌惮：“起官寺上林中”，哀帝亲为“贤治大第，开门乡北阙，引王渠灌园池，使者护作，赏赐吏卒，甚于治宗庙。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为贤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赐其工，自贡献宗庙三宫，犹不止此。贤家有宾婚及见亲，诸官并共，赐及仓头奴婢，人十万钱”（《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这种豪奢淫泆之风，连成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实在太过分了，“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而欲望百姓俭节，家给人足，岂不难哉”（《汉书·成帝纪》）。尽管皇帝也感觉到贵族、地主如此过分奢侈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严重后果，但也毫无办法制止，因为他本人也不想改变这种生活方式，怎么能扭转这种社会风气呢？

汉出行宴乐画像石

以上所举仅其大端，至于皇室、贵族、地主宫室、陵墓之修建、狗马玩好之耗费，动辄巨万，挥金如土更是常事，如成帝修昌陵，“积土为山，度便房犹在平地上……卒徒工庸以巨万数，至燃脂火夜作，取土东山，且与谷同贾。作治数年，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三辅旧事》引《关中记》也记此事：昌陵修建时“取土东山，与粟价同，所费巨万，积年无成。”其实，将无数劳动人民创造出的财富任意挥霍在这无用的陵墓中的，岂止成帝一人，其他诸帝无不如此，就是号称“恭俭”（《汉书·元帝纪》）的汉元帝也无不同。据考古工作者最近调查：历经两千余年的汉元帝渭陵，至今尚不断出土稀世罕见之文物，如1966年出土的透雕羊脂玉羽人飞马，以及以后陆续发现的线刻鎏金铜鼎，鎏金编钟等，尤其是出土之玉雕“其雕刻之精，体裁之广，是汉玉中较少见的”。这些精致的艺术品均被埋入元帝陵内，在二千年后的今天恰好成为当时统治阶级豪华奢侈生活的见证（见《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www.xing528.com)

生活在黑暗和苦难中的人民　地主阶级荒淫腐朽的生活，是建立在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无情压榨基础之上的。在地主、贵族穷奢极欲的享乐同时，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日益加深。两者形成鲜明对照。

如前所述：愈来愈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出现西汉末年持续不断的流亡人群。对多数人来说“流亡”这条“出路”并不一定是生路，而往往是死路，等待着他们的仍是饥饿和死亡。哀帝时，鲍宣曾上书指出当时人民有“七亡七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自汉元帝以来至西汉末年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亡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鸣鼓，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略，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天灾、赋税、贪官、豪强、苛吏，以及酷刑、严法、疾疫等等，都是致根基脆弱的小农无法活下来的原因。“七亡”“七死”逼得劳动人民走投无路。这“七亡七死”的总根源乃是“公卿守相贪残成化之所致”（《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这里确是生动地描绘了西汉末年劳动人民的一幅生活图景。

与统治阶级锦衣玉食、连厩马都吃得太肥，乃至需要派人每天专门去遛马“日步作之”的生活相对照，绝大多数人民则是“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就是这种半饥不饱的日子也难以维持，在地主阶级压榨下，一遇天灾、疾疫就出现“连年饥馑”，西汉末年的几十年中“人相食”的记载史不绝书。如《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今（元帝时）关东方连年饥馑，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汉书·匡张孔马传》：“今（元帝时）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汉书·食货志》：“永始二年（前15年），梁国、平原郡比年伤水灾，人相食。”《汉书·食货志》：“（元帝）二年（前47年），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可见，这种人吃人的悲惨现象已不是个别的、偶然发生的，而是极为普遍的状况了。

至于“民食榆皮”（《汉书·天文志》）或因贫困“嫁妻卖子”（《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父子相弃”（《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的，更属屡见不鲜。这些贫民最后的结果，不少是“流散冗食，餧死于道”（《汉书·谷永杜邺传》）。至于“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的悲惨状况，在汉末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了。

还有一部分贫民被迫沦为奴婢。西汉末年是奴婢数量猛增的时期。史载当时的地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亡限”（《汉书·哀帝纪》），他们把“牛马烦（繁）、奴婢王（旺）”（王树柟《汉魏六朝砖文》）作为夸耀财富的内容，许多地主、贵族畜奴婢动辄数千，如王商家族“合赀巨亿计，私奴以千数”（《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而官奴婢竟达“十余万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这时期数量猛增的奴婢，绝大部分来源于土地被兼并或在繁重的赋税和高利贷进攻下而破产的小农。这些奴婢虽然后来有个别人成为“豪奴”，跻身于剥削阶级行列，还有一些被贵族豢养“戏游无事”（《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成为寄生集团中的成员，但绝大部分则受着官府和地主的直接残酷剥削与掠夺。他（她）们虽然不是奴隶，但其境遇与奴隶也相差无几，处于社会最底层。

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封建政府的黑暗统治，将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为求得生存，愈来愈多的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进行反抗斗争，用暴力手段改变自己的地位。于是，阶级矛盾终于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