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的风雨沉浮：《秦汉史（全二册）》

生不逢时的汉元帝　黄龙元年（前49年）十二月，43岁的汉宣帝死于未央宫。接着，27岁的太子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刘奭是一个生不逢时的皇帝，在他登上帝位之前，西汉王朝就开始显露出衰颓的趋势，武帝时的强盛，昭帝以来的“中兴”景象，逐渐变为当时人们的美好回忆。在宣帝晚年的诏书中，不断出现“民多贫，盗贼不止”（《汉书·宣帝纪》）的哀叹，反映了社会的动荡和统治者的恐慌。在这种形势下继承帝位的汉元帝刘奭，面临着他个人无法解决的难题，就是他自己在走上皇帝御座的道路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原来，刘奭虽然是宣帝的太子，但却是宣帝微时在民间所生。刘奭母许皇后为昌邑人许广汉之女。广汉少时为昌邑王郎，后因有罪下蚕室，为宦者丞。上官桀谋反时，广汉又因搜索罪证无功，而坐论为鬼薪，后为暴室啬夫。当时的汉宣帝尚未被朝廷所承认，还是被称为“皇曾孙”的一名普通的皇室子弟，养于掖庭，与犯罪的许广汉同寺而居。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嫁给内者令欧侯氏之子为妇，但未及过门，欧侯氏子已死，广汉遂将平君嫁与皇曾孙。一年之后，平君生子刘奭，又过数月，皇曾孙被立为皇帝。依常规平君为皇后本不成问题，但由于她出身微贱，在宣帝即位之初，只封其为倢伃。而拥有大权的霍光则一心想让自己的女儿当皇后，暗示公卿，但宣帝不忘微时所娶之许氏，终于立许倢伃为皇后。当刘奭8岁时，被立为太子。

刘奭虽勉强地被立为太子，但并未得到皇帝的宠信。逐渐长大的刘奭“柔仁好儒”（《汉书·元帝纪》），对宣帝多用文法吏、采取严刑镇压的办法进行统治颇不以为然，曾当面对宣帝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同上）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当然不会取得其父宣帝的好感，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从此彻底失去对太子刘奭的信任，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同上）此后曾欲以淮阳王代替刘奭为太子，只是由于顾念许氏旧情才没有实现。

可见，刘奭即位前就不是一个幸运儿，刘奭即位后更是天灾、人祸迭起。如“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元帝慌忙召见丞相、御史，指责各级官吏未能尽职：“恶吏负贼，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盗贼发，吏不亟追而反系亡家，后不敢复告，以故浸广。民多冤结，州郡不理，连上书者交于阙廷。二千石选举不实。是以在位多不任职。民田有灾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同上）皇帝的训斥虽然十分严厉，但危机丝毫未减轻，此后地震、水灾频仍，百姓流离“元元骚动，穷困亡聊，犯法抵罪”（《汉书·元帝纪》），“元元大困”，“盗贼并兴”（同上），“百姓饥馑，流离道路”（《汉书·薛宣朱博传》），“盗贼多”（《汉书·王贡两龚鲍传》），由元帝至平帝时期史不绝书。不仅武帝时那种“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汉书·食货志》）的升平景象不见了，就是昭、宣时期的“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中兴”（《汉书·宣帝纪》）气氛也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上呈现的是农民流亡、骚动，阶级矛盾激化，农民反抗斗争由分散的、小型起义逐渐发展到集中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西汉王朝的颓势确是由元帝时开始的。汉元帝比起他前几代皇帝来，真是生不逢时！

然而，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根本原因既不能完全归咎于元帝的无能，也不能仅仅归罪于个别官吏的腐败，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那就是西汉末年的土地高度集中和小农经济的破产。

土地高度集中　土地不断集中和小农经济破产是土地私有制下普遍的规律。不过，在西汉昭、宣帝以前，尤其是武帝时期，西汉政府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原因，采取了一些抑制、打击地主、豪商的政策，使大地主、豪商势力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这是大一统形势的需要和加强君权的必然结果。而抑制大地主、豪商势力的发展，也就降低了土地集中的速度，其客观上是缓和了阶级矛盾的。因此，在宣帝以前，尽管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加重，在一定时期使阶级矛盾尖锐起来，但经过封建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就又归于缓和。这充分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在当时的进步作用。不过，“大一统的形势，又造成绝对君权与豪商、地主势力的发展起了严重冲突；豪商、地主的胜利，那就是绝对君权的屈服，大一统的瓦解”（贺昌群《论西汉土地的占有形态》，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汉元帝以后，“绝对君权”与武、昭、宣时期相比明显地衰落下来。于是，地主、豪商势力的发展限制减少，结果土地集中的速度自然就加快了。

自汉元帝以后，封建政府即不得不放弃打击豪强的政策。不仅汉武帝时期实行的打击豪强地主政治势力和剥夺他们经济财产的种种措施逐渐统统取消，而且，自汉初以来就奉行的强干弱枝方针，到元帝时也不能不改变。以前，西汉各代帝王均借修陵园之机，将各地豪强地主集中于京师附近，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到元帝时连这一办法也行不通了。他为自己起初陵时，说过去“徙郡国民以奉园陵”，弄得“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所以这次修陵“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汉书·元帝纪》）。在这种冠冕堂皇的词句背后，实际是反映君权衰落、缺乏打击地方豪强的力量。到成帝时表现得更加明显。起初修陵时，成帝下诏“徙郡国豪杰资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而不久就不得不作罢。“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据说是为了“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汉书·成帝纪》），可见，这种“动摇之心”已经使得皇帝不得不对“郡国豪杰”作出让步。

让步的结果就使皇族、贵戚、官僚、商人和豪强地主依仗其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兼并土地，促使土地的迅速集中。如汉宣帝时期就有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后汉书·樊宏阴识列传》）从汉元帝统治以后的一个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更大的地主，张禹就是其中的一个。据《汉书·匡张孔马传》载：

天子（成帝）数加赏赐，前后数千万。（张）禹……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及膏腴上贾。

张禹一家就占有关中良田四百顷，而当时这里受泾、渭二水灌溉的膏腴之田总数也不过四千五百余顷：“太始二年（前95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汉书·沟洫志》）张禹一人就有泾、渭灌溉区的良田百分之九，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大地主。而史称张禹“为人谨厚”（《汉书·匡张孔马传》）尚且如此，其不“谨厚”者，当可想而知。更有甚者，成帝时的匡衡，在临淮郡僮县“专地盗土”一次就多占了四百顷土地（见《汉书·匡张孔马传》）。其他如成帝舅父红阳侯王立侵占南阳草田数百顷（见《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这种现象不是个别的，成帝时，陈汤曾上书说：“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可见兼并土地的“富人”是不会少的。

经济规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虽然从本质上讲，皇权是与豪强地主的土地集中相冲突的，因而皇帝不惜采取打击豪强地主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并不妨碍皇室土地的集中。因而在豪强地主土地集中的过程中，皇室自身土地也不断扩大。有时皇帝本人也参与加速土地集中的活动，哀帝一次就赐董贤“二千余顷”（《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土地。至于诸侯王、列侯、公主“田宅亡限，与民争利”致使“百姓失职，重困不足”（《汉书·哀帝纪》）的状况，更不在话下。在促使土地集中的队伍中，还有富商大贾。他们从商品流通过程中取得巨量的利润发财致富后，往往将资本转为土地，成为商人兼地主，所谓“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这是封建社会出现以来的一般规律。宣帝以后，封建政府对商人的打击政策已被束之高阁，且实行缩减官营事业的方针，从而使商人也大大地活跃起来，当时著名的豪富就有“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这些豪富被称为“天下高訾”，其中除樊嘉资产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汉书·货殖列传》）。按汉代末期地价，在长安附近良田每亩可达万钱，而边郡地价则仅值百钱。[214]上述家资“巨万”（即亿万）的豪富，若以其资财的十分之一用来购买土地，即可买到长安附近的百亩土地，或买到边郡地区万亩土地。可惜，目前尚无具体的材料可以反映商人兼地主在汉末经济中的具体情况，但是，商业资本转入土地兼并加速了土地集中过程则是可以肯定的。

在一片嘈杂的土地兼并的大合唱中，大地主的土地迅速扩大。而土地集中的另一端，就是广大自耕农的破产。(www.xing528.com)

小农经济的破产　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对象，主要是广大的自耕农。随着地主阶级土地面积的扩大，愈来愈多的农民则失去土地。哀帝时，鲍宣上书，指出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其中“豪强大姓，蚕食无厌”（《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是重要的一条。被“蚕食”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离开故土“流亡”是他们“传统”的出路。文帝时的晁错就说过：“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宣帝以后，流亡之民众空前增多，其中除天灾、饥困的原因外，多系因地主剥削、兼并而失去土地所致。如“元帝初即位，谷贵民流”（《汉书·杜周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因“谷贵”而“民流”。根据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经济一般规律“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汉书·食货志》），可证明那些因“谷贵”而“流”的“民”，多系无地、少地的破产者。元帝以后，这种破产的农民与日俱增：“今（元帝初）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关东困极，人民流离”（《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如果加上因天灾而流亡的，则可看出破产的农民遍及全国，成为西汉末年的严重社会问题，如：

（元帝）始即位，关东连年被灾害，民流入关。（《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

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三月，旱，伤麦，民食榆皮……流民入函谷关。（《汉书·天文志》）

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汉书·成帝纪》）

成帝鸿嘉四年（前17年）春正月，诏曰：“……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汉书·成帝纪》）

往年郡国二十一伤于水灾，禾黍不入。今年（成帝元延元年，即前12年），蚕麦咸恶。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余。比年丧稼，时过无宿麦。百姓失业流散，群辈守关。（《汉书·谷永杜邺传》）

这些破产的流民总共有多少，连当时的地主政权也无法估计，而且几乎不间断地出现。

（哀帝建平三年，即前4年）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汉书·匡张孔马传》）

平帝始元二年（2年）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汉书·平帝纪》）

以上许多记载虽然是突出地强调天灾而造成“民流亡”的，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地主阶级的剥削、兼并土地，农民破产的程度决不至于如此严重。《汉书·谷永杜邺传》记载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人民流亡、饿死的情况时写道：“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这里说人民“财竭力尽，愁恨感天”才出现了天灾和饥馑的，似乎有点迷信，却透露了“人祸”重于“天灾”。地主阶级的压榨，迫使农民流亡，饿死，土地所有权的集中，成为小农经济破产的根本原因。

封建专制主义是从小农经济这块土壤上吸取营养的[215]，小农经济的繁荣或凋敝，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能否从农民那里榨取到更多的剩余劳动和统治的稳定。因而，作为封建国家的代表、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为维护其统治，是不愿意农民的破产、流亡发展到足以危及其统治程度的。所以，总在农民破产流亡到一定限度的时候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西汉政府下诏：对流民欲入关者“勿苛留”（《汉书·成帝纪》），鸿嘉四年（前17年）成帝下诏，对流民表示同情“遣使者循行郡国”并宣布“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资不满三万，勿出租赋。逋贷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关，辄籍内。所之郡国，谨遇以理，务有以全活之”（《汉书·成帝纪》）。但是汉末的流民问题乃是由农民破产而引起的，所以也不像武帝时期出现的流民问题那样，不久就得到解决，随着土地加速集中，农民破产愈来愈严重，从而出现更多的流民群，构成对西汉王朝统治的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