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水陆运输比较及其影响

西汉时代的水陆交通比秦代更加发达，它不仅为商业繁荣提供重要条件，而且使全国各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从而对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封建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贯通全国的交通网　从秦开始，就以关中为中心，修筑了几条向全国各地四面辐射的交通干线。西汉时代，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以修复、开拓，逐步完成了贯通全国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主要有以下几条干线：

（一）由长安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

（二）向北原有秦时修筑的“直道”，经汉武帝时又于西北边境修筑回中道。元封四年（前107年）汉武帝行幸雍，祠五畤，于是修回中道。其自汧（今陕西陇县南）、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开始，伐山开道，以通萧关（今宁夏固原附近）。于是，从首都长安向北和西北皆有道路可通。

（三）向西南原有秦所修的子午道和故道，时因子午道“途路涩难”（《全后汉文》卷98《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故道又偏僻多坂。所以到汉武帝时又开通褒斜道。汉武帝任命张汤之子张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史记·河渠书》）。此道是一条沿出于秦岭的褒水和斜水，由今陕西眉县附近越过太白山，达到今陕南褒城附近的山路。原准备兼通水陆两路。但因“水湍石”而“不可漕”（《史记·河渠书》）。水路不能行，然而陆路便利，成为入蜀的最主要交通线。《史记·货殖列传》曰：“（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

汉武帝时又对秦代所修的通往西南的“五尺道”屡加修复、拓宽，曾派唐蒙、司马相如先后二度主理修路之举，“作者数万人”，“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史记·平准书》）。从此，西南各地与中原的联系更加紧密。

（四）向东南、出武关至岭南的干线，基本是维持秦代原来的规模。不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南越王赵佗曾一度自立称王，与中原断绝往来。汉王朝建立后，高帝十一年（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降，此道复通。

（五）向东达于华北平原和黄河下游广大地区的交通干线也早在秦代就已畅通。

这样，由秦奠定的全国交通干线，至西汉时代更加完善，成为贯通各地的交通网。

“丝绸之路”的开辟　西汉时代陆路交通的最高成就，莫过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了。

“丝绸之路”就是由张骞通西域而开辟的由西汉长安通往中亚的运输线。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伟大公路之一。虽然通往西域道路的开辟，可追溯到遥远的传说时代，但这条联结欧亚的国际商道正式开通，则始于张骞的“凿空”，“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史记·大宛列传》）。(www.xing528.com)

“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19世纪的一个德国学者弗迪南德·范·李希霍芬男爵所创造的（见英国波德·霍普科克著《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杨汉章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条漫长的运输线由许多条道路组成。东面由西汉首都长安即今日西安开始，向西北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后即分两路：北面的一条沿着沙漠北边的绿洲，经吐鲁番、焉耆、库车、阿克苏和喀什；南边的一条穿过西藏北部高地和沙漠边缘之间，沿绿洲前进，经过米兰、安迪尔、尼雅、凯利亚、和阗和叶尔羌等地，在喀什同北路会合。从这里再向西，越过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进入中亚地区，再向西经由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墨夫等地，然后再经过伊朗和伊拉克到达地中海沿岸。古代的船只就从这里把商货运往当时的罗马和亚历山大。

另一条支路在塔克拉玛干尽头就离开南路，通过今阿富汗境内，在墨夫与西行的丝绸之路会合。这是当时通往印度的一条通路。而最为重要的则是出玉门关后沿罗布泊经汉代楼兰，然后与北路相接的一条“中路”。这多条通向西方的道路，都是沿着塔克拉玛干周围的点点绿洲前进，而这些绿洲又是西域各国所在地。所以，西汉时西域诸国同中原在军事、政治上正式开始交往之时，商业贸易也就随之而来了。

通过“丝绸之路”向西去的物品，主要是丝绸。20世纪初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条路上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丝绸，其中属于西汉时代的丝绸发现于今武威、敦煌、额济纳旗、罗布淖尔、楼兰等地，即大体相当于上述“中路”一线。而由西向东运输的货物则有黄金和其他贵金属、羊毛、象牙、珊瑚、琥珀、宝石等。东西方的物产就通过这条艰难的道路不断进行交换。

“丝绸之路”东西两头连接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罗马帝国。第一个丝绸商队从中国到波斯的时间是公元前106年（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380页），再由波斯进入罗马。虽然在西汉时代罗马人是通过波斯商人多次转手贩运才得到中国的丝织品的，但可以肯定汉武帝时代“中国丝织品由安息输入于罗马，益可信也”（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第71页）。中国的丝织品通过这条路辗转地传到西方后，不仅加强了东西方的经济交流，而且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古代世界的声望。[213]

“丝绸之路”的开通，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希腊人就曾试图寻找从西方通向东方的道路。结果多次探险都归于失败（Tran, W.W：The Greeks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1951.pp.109ff1274）。而更早一些的巴克特里亚的国王欧多台墨斯也曾派过一些探险队设法到中国，但也没有成功（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第380页），只有张骞“凿空”以后开通的“丝绸之路”，才第一次沟通中西陆路往来的大道，从而使人类文明加速进展的脚步。

水路和海上交通　西汉时代的内河航运，在国内交通方面有着重要作用。继秦代开创的基础，西汉王朝特别是汉武帝曾不遗余力地开发水上交通。秦汉两代王朝都采取兴修水利与发展水上交通相结合的方针，即一方面大力修整和充分利用天然的江河水道，另一方面又大力开凿运河和溉渠，使之“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汉书·沟洫志》）。所以，西汉的内河航运即“漕运”比秦更加发达。

西汉王朝除继续利用和修整秦代遗留下的各个水运航道外，还重点打通黄河水运航道。因当时首都在长安，而由全国各地征调至首都的粮食、财物皆须运至首都所在之关中，而主要漕运水道则是从渭水而上，这条漕运水道共九百余里，且很不容易通过。所以，打通黄河航道，是西汉朝廷十分关心的大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春，大司农郑当时上书提出：“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史记·河渠书》）武帝以为然，于是令齐人水工徐伯“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史记·河渠书》）。这条漕运水道打通后，每年“百余万石”的粮谷从关东漕运而至。而渠旁之农田也得到灌溉的便利。

与内河航运相联系的海运，构成西汉交通网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西汉时的南海、苍梧、合浦、郁林、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均在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境内），其贡赋除少量由陆路运输外，主要靠海运，会稽郡的东冶（今福州市）则成为从海运进入内河航运的中转站。

海运与内河航运联结为一体，省时省费用，弥补了陆路运输的不足，当时重要的海上、内河航线南起交趾，中经东冶，至临淮进入淮河，又转由鸿沟进入黄河，溯河而上沿洛水可至洛阳，再溯河而上，西入渭水，进入长安。正如班固《西都赋》所言：“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挖引淮湖，与海通波。”这就是西汉时代的海、河航运网。

远海航运的中心在西汉时已由齐地转到南方，主要海港都会有二：一是会稽郡的东冶；一是南海郡的番禺（今广州市），东冶是东航日本、琉球的主要港口，番禺是南向东南亚各地船舶的主要港口。从《汉书·地理志》记载可知，西汉时代的中国船队，至少已到过今天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诸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