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商业的发展及趋势

西汉商业发展的总趋势　西汉商业的发展，呈现马鞍形的总趋势。

汉初，由于“无为而治”，封建统治者对商业采取放任政策，从而使商业和商品经济得到顺利发展，商人在社会上十分活跃。《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是西汉商业随着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迅速发达的时期。不久，就出现腰贯累累的富商大贾，这些商人虽非贵族，却拥有大量财富，从而有了权威，“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汉书·食货志》），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

商人势力的膨胀，引起西汉统治阶级内部的恐慌。因为有些富商大贾的豪华生活不仅远远超过地主贵族，破坏了封建等级制，而且连“封君”都要对他们“低首仰给”（《史记·平准书》），更严重的是商人的兼并使农民破产、流亡，从而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动摇了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情形在汉景帝时的晁错已经看清，并用十分尖锐的语言表达出来：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

到汉武帝即位之初，上述情况更加严重，因而在汉武帝时采取了严厉的抑商政策，采用盐铁国营、改革币制及出告缗令等办法打击商人。这时商业的发展处于低潮，私营大商业多陷于停顿破产。商业处于不景气状态。但应当看到：汉武帝的抑商政策并不能根本消灭商人和商业，而只能将商业和商人势力的发展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所以不久商业又复苏、兴旺起来。财富的诱惑，使商人又重新活跃，元帝时贡禹上书中又提出了商贾的问题：

……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脁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虽有贡禹这样的大臣疾呼，但朝廷并未采取武帝时的那种坚决打击商人的措施，这是因为连王公贵戚也参加了商业垄断和投机的活动，成帝时“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汉书·翟方进传》）。尽管王公贵戚利用特权进行的垄断和投机是有碍商业经济发展的，但由于他们同商贾勾结，从而也阻止了封建政府对商业活动和商人采取扼杀政策。所以，自汉武帝以后直至汉末，西汉商业经济一直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这样，西汉商业的发展就呈现前、后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形，而商业经济总的形势则是趋向一步步繁荣。

商品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一段集中的描绘：

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这一资料表明从木材、牲畜，到金属、鱼、盐、农产品，手工业，工艺品均已进入一般日常的商品流通的领域。市场上出现的商品种类之多，使人眼花缭乱。这里有生产原料和工具：“木千章”，“竹竿万个”，“屠牛羊彘千皮”，“榻布皮革千石”，“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漆千斗”，“船长千丈”，“牛车千两”（《史记·货殖列传》），等等。还有日常用品，如“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同上），还有成衣和鞋履也在市场出售，当代就有人“织履以给”（《汉书·翟方进传》）的。食物方面的商品从《史记·货殖列传》中可知有：谷物（“贩谷粜千钟”）、肉食（“牛千足”“羊彘千双”）、果菜（“枣”“栗”“果菜”）、水产（“鲐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饮料（“酤一岁千酿”“浆千”）、调料（“醯酱千瓨，盐豉千荅”），等等。熟食也早已进入市场，《盐铁论·散不足》中说，当时市场上“熟食遍列”，出售“杨豚韭卵，狗马朘，煎鱼切肝，羊淹鸡寒”等各种食品。而“豉”“酱”“胃脯”“脂”等则是市场上的大宗商品（见《史记·货殖列传》）。奢侈品更是商人逐利贩卖的重要对象，除上文《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瑇瑁、珠玑、旄羽之类的珍奇特产以外，山珍海味及精美的手工艺品“臑鳖、脍鲤、卵、鶠鹑、橙枸、鲐鳢”及“文杯”（《盐铁论·散不足》）等都是市场上的热门货。这些出产于不同地区的物品，通过商业渠道流通到远方，从而活跃了经济，促进了生产发展。《盐铁论·本议篇》中如下一段记载，恰好与《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相呼应，证明了汉代商品经济的发达状况：(https://www.xing528.com)

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

商业已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西汉时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有的学者认为：汉代的商业“依然是古代型的贩运性商业”，而“贩运性商业越发展，社会的一般经济越不发展”（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407、416页）。这种论断并不符合事实。从本章第二、三节对西汉农牧业、手工业发展的叙述中，就可知道当时的商业决不是“建立在社会的一般经济和各个生产民族或各个生产组织的落后状态之上的”（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4—7页），而是建立在当时先进的生产组织和生产水平的基础之上的。决不能用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分析汉代的封建经济，否则将无法说明当时的经济现象。

周边地区及南海的贸易　西汉时期，内地和沿边各民族地区的贸易也日益发展。

首先，是对西域地区各民族的贸易逐渐增多。自张骞通西域和汉武帝对西域采取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后，中原和西域的道路终于打通。这条路也是西汉中原地区和西域商业贸易的通路，由西域来的各国商人多以奉献为名前来贸易，《汉书·西域传》载：“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恐失实见欺。”这些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中国盛产的丝织品运往西方。所以，把这条商路称为“丝绸之路”是符合实际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贸易将在后面详述。

除与西域以外，同匈奴的贸易为中原同周边各民族商业往来的大宗。与匈奴的贸易，在西汉王朝方面政治的目的超过经济目的。汉武帝以前与匈奴“通关市”，往往是为了满足匈奴“尚乐关市，嗜汉财物”（《史记·匈奴列传》）的贪欲。中原运往匈奴的则以缯彩绮绣等丝织品及除铁器以外的日用品为主，匈奴则以牛羊等牲畜交换。这时的贸易并不是由商人进行的自由贸易，而是在政府严密管制下的官营贸易。对商贾，则严禁与匈奴接触；对商品，则严禁将可以制造武器的铁运出。也严禁私人购买匈奴物品，例如景帝时，宋子侯许九，就因私购塞外禁物罪“国除”（《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武帝时代对匈奴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西汉同匈奴的贸易虽已成为互利的，但政治上的羁縻作用仍高于经济目的。所以，其通商的方式和性质仍无根本变化。

对于南方、东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西汉时代也已开始有一定发展。这些地区虽都是处于“不待贾而足”的比较落后的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但西汉时代也与中原有了比较多的贸易往来，如居住在西南的滇人，从中原和蜀地输入丝织品、铜镜、弩机，运往中原和蜀地的主要是牲畜和畜产品，还有奴隶被运往巴蜀出卖，称为“滇僮”。在今云南晋宁石寨山等地曾出土过五铢钱，虽为数不多，也说明当时的西南地区与内地有着贸易往来（见《从出土文物看战国和西汉时期云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载《文物》1978年第10期）。南越和闽越也用本地的土产与中原交换。南越“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汉书·地理志》）。南越与中原的贸易，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阶段，不久前发掘出的南越王墓和西瓯君夫妇墓均无随葬钱币（见《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载《考古》1984年第3期）。闽越与汉王朝中原地区的贸易，在武帝以前也是以货易货的形式进行的，汉武帝灭闽越后，开始使用汉朝货币。1957年和1976年先后在福建崇安三姑和角亭一带出土了大量的五铢钱和货泉，证明在汉武帝时期一些汉化的地区开始使用汉朝货币进行贸易（见辛土成《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

海外和近海贸易主要是南海和东南亚。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汉代商人的活动范围已远至中南半岛、印尼群岛以至印度的最南端。中国和南海各地商人以黄金、杂缯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交换。他们相互往来于浩瀚的印度洋和中国的南海海域。其贸易情形在中国史籍上留下珍贵记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