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畜牧业的发展与马匹数量和官府经营密切相关

西汉时期的畜牧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畜牧业早已成为农业的副业，而退居于次要地位”（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317页）。但它毕竟是农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人民经济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农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补充。

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业区　由于西汉时代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全国形成农业区、牧业区和半农半牧区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畜牧业在这三个区域中的发展和作用也不尽相同。

西汉王朝统治下的纯牧区，主要是长城以北和以西的匈奴、乌孙、西羌等畜牧民族活动地区，这里畜牧业十分发达。但畜牧民族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住所不固定，又加之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生产技术一直停留在极落后的水平。因而，这种游牧经济是极不稳定的，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制约，一遇到自然灾害，畜牧生产马上就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立即萎缩下来，“这种草原经济的脆弱性决定了它对农业区域的依存性”（白音查干《试谈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秦汉史论丛》第3辑）。对西汉王朝来说，牧业区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也不能占重要的地位。那里的畜牧业主要是维持当地畜牧民族本身生产和生活的最低需要。

天水、北地、上郡以及武威以西和龙门、碣石以北为半农半牧地区。[208]这里，介于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既有足以维持牧业生产的农业产品，也有可供农业及军事需要的畜牧业。所以，这里的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及军事上占重要地位。自秦王朝始就在边郡置“六牧师令”（《通典·职官七》），广建官营养马苑。西汉时代，尤其是汉武帝以后，政府在这些地区扩充、增加畜牧基地，成为军用、皇室御用牧畜的主要来源地。据《汉旧仪》记载：“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这里也有私人的畜牧生产，那些大规模的畜牧经营，其商品率相当高，每年贩“马蹄頡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史记·货殖列传》），即可富比千乘之家。这一地区是畜牧商品的主要集散地。其畜牧生产也较单纯牧区为进步。由于农牧并举，或可得到农业支援，就可使游牧方式逐步同定居的舍饲方式相结合。西汉政府设立牧师苑后，就将牧畜基地固定在水草肥美的地区，这对于自然条件的改造，比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单纯依赖自然的畜牧方式，显然进步得多。因此，西汉时期的半农半牧地区的存在，是当时畜牧业发达的基础和重要标志。

西汉时期的广大农业地区与上述两地区相比，畜牧业显然不占重要地位。特别是大牲畜的饲养并不发达，作为农业的副业主要畜养犬、鸡、猪。羊的饲养不太普遍。驴已在战国时逐渐进入中原。不过在西汉前期仍称为“奇畜”（《史记·匈奴列传》），可见，当时尚不多见。一般农家饲养的家畜，除了满足本身极少量的肉食消费外，主要作为种植业的收入补充，“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盐铁论·散不足》）。可见，养猪往往成为小农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一般农家往往连饲养少量的鸡、猪条件都没有，“无孤豚瘠犊”（《盐铁论·取下》）。汉代猪价每头在三百至九百钱之间，那些绝大多数均在“资不满千钱”（《汉书·元帝纪》）的贫民，当然是没有能力养猪的。总之，农业地区的畜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不显著的。因此，西汉时期的畜牧业主要是在以上两个地区发展的。

畜牧业的发展　西汉时代的畜牧业发展是十分突出的。以马为例：汉初，不仅民间，就连朝廷上也竟“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从高祖至文景时期，皇室只有“厩马百余匹”（《汉书·贡禹传》）。这种情况，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发生了变化，到汉武帝初年，不仅“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而且，在天汉四年（前97年）定舆服之制时，竟规定用车多至千乘，骁骑达万匹（见《通志·器服略》）。武帝征伐匈奴时，出动军马动辄十万计。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巡边率骑兵十八万。汉宣帝赐霍光至“马二千匹”（《汉书·霍光传》）。由此可见，马匹的缺乏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改变。(www.xing528.com)

西汉政府拥有的马匹数量迅速增长，反映了畜牧业的发展。其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重视。西汉政府鼓励和扶植私人畜养牧畜，如文帝时，晁错建议“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汉书·食货志》）。武帝时，又提高马价，以刺激民间养马。同时，西汉政府还实行“民养官马”以发展畜牧业，“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汉书·食货志》）。由于采取了“息什一”和“除告缗”的经济鼓励政策，自然使这些边郡地区的畜牧业得到发展。民养官马的做法一直由汉武帝时期延续至西汉末年，王莽时曾“令公卿以下至郡县黄绶吏，皆保养军马，吏尽复以与民”（《汉书·食货志》）。汉武帝时还实行亭养母马的办法，即“令天下诸亭养母马，欲令其繁孳。”（《汉书·昭帝纪》引应劭曰）为保护牲畜，西汉政府还实行“盗马者死，盗牛者加”（《盐铁论·刑德篇》）的严厉刑罚。还严格禁止牲畜外流，规定“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汉书·南粤传》）。敦煌汉简中有“□禁毋出兵谷马牛羊”的残简简文。这一切无疑对畜牧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官府直接经营畜牧业是西汉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西汉政府专门设置边郡牧师苑、皇室苑厩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厩。其中，边郡牧师苑是整个官营畜牧业的骨干。西汉的六牧师苑有三十六所，集中设置在河西六郡境内，即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这六郡有长期的畜牧传统，所以成为西汉时代的主要畜牧基地。主要生产军用和皇室所需之马匹，同时兼牧牛羊。除太仆属下的牧师苑外，中央的一些部门（如廷尉）也辖有一定数量的官营牧场。皇室苑厩一般则集中在京城附近，以舍饲皇室所用的马匹为主。御厩主要由太仆和少府属下的黄门管辖，禁苑则归水衡都尉管辖。皇室苑囿中，还饲养有大量供宫廷日常食用消费的肉畜。各郡县多有管理畜牧事务的马丞官之设，负责各地畜牧生产和管理。由于以上诸因素，使西汉畜牧业在短期内得到较大的发展。

畜牧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西汉时期畜牧业的生产技术也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以养猪为例：根据解放以来各地出土的汉代陶瓦猪外形来看，此时已出现了一些品质优良的家猪品种，这当是人工选择和长期培育的结果。据有关专家断定：从汉代陶猪的体型可以看出，此时的家猪具有早熟、易肥、发育快、肉质好的特性，与目前我国某些优良家猪品种，表现出存在着血缘继承关系的特征（张仲葛《出土文物所见我国家猪品种的形成和发展》，载《文物》1979年第1期）。

秦汉时期的饲养管理技术水平，还表现在掌握牲畜配种季节，保护孕畜、母畜、幼畜，合理使役牲畜，饲料储存等方面。已出现并普遍实行了一些合乎科学的喂养方法。据史载，“豪强有论罪，输掌畜官，使斫芕”（《汉书·尹归翁传》）。这里说的“芕”就是“斩刍”（《说文解字》），即铡饲草。将饲草铡细，有助于牲畜消化，《齐民要术》卷6总结出：“剉草粗，虽足豆谷亦不肥充；细剉无节，鋏去而食之者，令马肥不啌。”这一科学经验在汉代即已被人们掌握。西汉时代人们也已采取精、粗饲料混拌调制的饲喂方法。《说文解字》释“蔌”为“以谷萎马置芕中”，就是证明。当时已普遍实行饲喂夜草的有效喂养方法。《居延汉简》中有“食用茭四百九十二束，夜用三百五十束”（《居延汉简甲乙编》），可见大部分饲料都在夜间消耗掉。这是一种符合牲畜生理特性的科学的喂养方法。西汉时期兽医和相畜术也很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有因“马医”而致富的“张里”，从出土的汉简中可得知，在边塞障燧中亦藏有不少兽医方，反映了兽医知识比较普及，并在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1981年在陕西兴平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从葬坑中，出土的西汉鎏金铜马[209]据研究乃是一具铜马式。它是作为相马之用的模型。西汉时代制造出如此精致的马式，是为判别马之优劣及选留良种做依据的。而西方类似这种作用的金属相马模型，在18世纪以后才有所闻。[210]据史载，汉代通相马术者不乏其人。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就曾出土帛书《相马经》，表明“相马”技术已经理论化，系统化。这些技术的发展，正是西汉时代畜牧进步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