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中的水利工程兴建

西汉时代农业生产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水利的开发与灌溉面积的扩大。许多水利工程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起来的。

汉武帝以前的水利工程　在汉武帝以前的汉初几十年中，西汉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很少动用民力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不过，战国时代和秦代所修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郑国渠、灵渠等在农业生产中都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在个别地区也有一些小规模的水利工程兴建，见于记载的有以下几项：

庐州舒城（治所在今安徽庐江县西南）的“七门三堰”。关于“七门三堰”的工程具体情形，史籍失载，只在宋代马端临著的《文献通考·田赋考》中留下后人的记述如下：

公非刘氏《七门庙记》曰：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者，问于居人，其田溉几何？对曰：凡二万顷。考于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而信，至今民犹思之。

这里所说的羹颉侯乃是汉高祖刘邦长兄之子刘信。而羹颉侯刘信则是刘邦所封的同姓诸侯中最不得意的一个。[205]是否能主持修建溉田两万余顷的大型水利工程，是颇值得怀疑的。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推测，很可能在羹颉侯时只是“始基”即奠定了基础，到魏时才扩而大之，达两万顷的灌溉效益。所以，西汉时的“七门三堰”也只能是一个小型的水利工程。

汉文帝末，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一为煎㳛口），灌溉繁田“千七百顷”（见《华阳国志·蜀志》及《通典》卷2《食货·水利》四）。

除上两项外，各地还有一些小规模的水利建设。不过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较大的水利工程是在汉武帝时期动工修建的。

对黄河的治理　治理黄河是汉武帝时期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严重的水灾。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十六郡。汉武帝命汲黯、郑当时发士兵十万人治河，但屡塞屡决，毫无效果。此次黄河决口在河南，河北地无灾，而武安侯田蚡的食邑皆在河北。所以，田蚡上书极力反对治河：“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汉书·沟洫志》）又加之方士随声附和，所以，河决久不能治。

到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下决心治理河患，命汲仁、郭昌二卿发卒数万人治理瓠子河决口，武帝本人也亲临治河工地，沉白马玉璧以祭祀，并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河堤。当时东郡柴少，治河所需柴皆以淇园之竹代替。经过这次彻底的治理，泛滥成灾二十余年的黄河，终于被塞住决口。此后在80年中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灾。这种由政府组织、皇帝亲自出面发动的治理黄河工程，在历史上是第一次，它是西汉中央集权加强的表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亚洲……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视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56页）西汉王朝在武帝时才充分地发挥了这一积极职能。以后，随着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西汉政府更加关心提高土地的单位面积产量，保持农业的稳产和高产，所以就以更大的热忱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兴修水利，以扩大灌溉面积，发展农业生产。在武帝时代，“用事者争言水利”（《汉书·沟洫志》），兴修水利成为这个时代的高潮。

关中的水利建设　西汉时代水利工程建设的一个重点地区就是首都所在的关中。其中主要的有：

为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元光六年（前129年）在大司农郑当时建议下，经武帝批准，令著名的水工徐伯领导，发几万民工开凿一条与渭河平行的漕渠。全部工程共进行3年，漕渠傍渭河南岸东行，经今临潼、渭南、华阴直至潼关附近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了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土地受益。

与此同时，在关中又有龙首渠的工程兴建。这是征发一万士卒经过十余年才修通的水渠。渠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首要从商颜山（铁镰山）经过，而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塌，无法以通常方式修渠。劳动人民发挥高度创造才能，发明了“井下相通行水”的“井渠”（《汉书·沟洫志》）即在地下开凿渠道，每隔一定距离打一眼直井，深者四十余丈，暗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坎儿井。这是水利工程上的一个创举，就凿井技术而言也是一大成就。

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又批准左内史的建议，在郑国渠上游修筑六条辅助小渠，以灌溉渠旁地势较高之田地，称六辅渠。太始二年（前95年）据赵中大夫白公的奏请，从仲山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镇）。全渠长近200里，灌溉农田四千五百余顷，这就是白渠。白渠修成后，“民得其饶”（《汉书·沟洫志》），当地人民歌颂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国渠和白渠对关中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正如班固在《西都赋》中写的“郑白之沃，衣食之源”。这是符合实际的。(www.xing528.com)

除此之外，在西汉时关中重要的渠道尚有成国渠、灵轵渠和

渠。成国渠从今陕西省眉县杜家村西南引渭河经扶风、武功、咸阳复入渭水，全长二百二十余里。灵轵渠引渭河至今周至县境。渠引渭河支流河水，在今扶风一带。这些水渠的修建，对关中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边郡及各地的水利建设　除了在关中兴建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外，西汉政府还在边郡进行不少水利建设。这主要是在西北边郡及收复匈奴占领的地区，或戍边屯田的地区，利用当地天然河流、沼泽，开渠道，广灌溉，使荒沙不毛之地变为良田。

如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匈奴逐出大漠，使“幕（漠）南无王庭”（《史记·匈奴列传》）。从此，西汉政府自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通渠置田官，田官士卒达五六万人。朔方、西河、酒泉、河西等郡都“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史记·河渠书》）。

又如宣帝五凤年间（前57年至前54年）西汉政府派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兵一万五千人至敦煌，穿天通渠引党河，西流入疏勒河归哈喇淖尔。[206]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张掖郡得的流入乐涫泽中的“千金渠”；敦煌郡的冥安，“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及龙勒的“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汉书·地理志》）等河渠，都能“溉民田”。在《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有宜秋渠、孟授渠、阳开渠、都乡渠、北府渠、三丈渠、阴安渠等渠名。从《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可以看到居延一带的障塞有甲渠、临渠、广渠、水门等名称，也当与灌溉渠道有关。河西地区水源丰富，祁连积雪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大水库，从春末到初冬冰冻前，因积雪融化而使这个狭长地带河流纵横。河流两岸是大小不等的绿洲，只要对河水稍加引导，就有灌溉之利。因此，河西的居延地区（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是边境水利灌溉发达的地区之一，其水渠遗迹至今仍可见。在《居延汉简甲编》第1590号简中有如下记载：“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辟马田写泾渠。”这里提到戍卒与田卒兴建“泾渠”，反映了当地水利建设是屯军的重要任务，在《居延汉简释文》卷3中还提到“河渠卒河东皮氏毋忧里公乘杜建年二十五”，说明在戍边的战士中有专门从事修建水渠的“河渠卒”。由此可知边境屯田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

边境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农副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仅从《居延汉简甲乙编》的资料就可看出：在居延地区不仅可生产粟，而且还有秫（即黏高粱）、麦子、糜等粮食作物，和韭、姜、荠、葱、葵等蔬菜和其他作物。由于这里推行代田法，改进了耕作技术，再加上有充分的水利条件，各种作物的产量是相当可观的。据计算，汉代“中原地区”粮食的亩产量“一般为每亩一石左右”，而“居延地区的屯田，每亩产量应在八斗至一石一斗之间”，“居延这个边远地区的田亩产量，也同中原相差无几，或者基本一致”（高敏《从居延汉简看内蒙额济纳旗的古代社会经济状况》，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居延地区生产的粮食，不仅可供当地屯田士卒食用，有时还可供应内地，“有一汉简记载，元帝时内地遇灾，还曾调发居延粮食前去接济，居延如此，河西其他屯区亦应大体相似”（齐陈骏《古代河西的兴衰》，载《丝路访古》）。这当与水利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在内地各郡，地方官中也有不少所谓“循吏”在其治内组织人民开沟筑堰、沟通天然河道或湖泊沼泽，以灌溉农田。如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这些工程“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史记·河渠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南阳太守召信臣在本郡中所兴建的水利工程。据记载，信臣“行视郡中水泉，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汉书·循吏传》），即利用淮河支流和湖沼等天然水道，修建许多水门堤堰。“其最巨者，钳卢陂，六门堨，并在穰县之南，灌溉穰、新野、昆阳三县。”（《汉书补注·循吏传》引齐召南曰）其灌溉面积达三万余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汉书·循吏传》），故《水经注》《通典》称召信臣在南阳的功绩可与李冰在蜀修都江堰的功业相比。召信臣还为灌区立“均水法”，其法“立三限闸以分水，立斗门以均水，凡用水，先令斗吏入状，官给申贴，方许开斗。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遇涨水歇渠，七月往罢。每夫一名，溉夏秋田二顷六十亩，仍验其工。给水行水之序，须自下而上，昼夜相继，不以公田越次，霖潦辍功……”（《汉书补注·循吏传》引沈钦韩曰《长安志·泾渠图》云）由于水利的修建，在召信臣治下，“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汉书·循吏传》）。此外，在西汉末，文齐为益州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这些水利工程都收到相当大的效益。

西汉的农产量、耕地面积和人口　由于牛耕、铁工具的使用及水利工程的修建，西汉时期的农业产量、耕地面积和人口均有相当大的增长和提高。

应当指出的是：西汉时代兴起的水利建设热潮，固然对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个别工程收益不大，甚至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如武帝时修的河东渠，动用了几万人，却因“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得偿种”（《汉书·沟洫志》）；朔方的灌渠，“作者各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未就，费亦各以巨万十数”（《汉书·食货志》）。有的水利工程，由于统治者多图一时之利，往往不加疏浚管理，所以实际受益时间不长。豪强地主为私利任意霸占、毁坏水利的也往往有之。[207]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关中。这些水利工程无疑为关中农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好处，但其对黄河中游原始植被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这是造成黄河下游多次水灾的重要原因。西汉时期黄河曾决溢10次，其中5次导致改道。正如谭其骧教授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的：自秦以来向黄河中游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和农业开发，造成水土流失。因此，黄河中游（包括关中）的水利建设所带来的农业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以下游水患的加剧为代价的。从这一点说，中游的开垦面积愈大，水土流失愈严重，下游的水灾越频繁，造成的损失愈多。至于牛耕和铁农具虽已普遍推广使用，但在全国各地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尤其是中原以外的地区，农业还很不发达，如闽越地区“直至西汉前期，农业和渔猎经济相结合的情况依然存在”（见《西汉时期闽越社会经济的探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而文献的记载则因其角度不同而有不同取舍。所以在估计西汉时期粮食生产量和增长速度时，不能不考虑到以上诸因素。

正是由于考虑上述诸因素时侧重点不同，不少人在估计西汉粮食亩产时就不免出现很大的距离。如有人认为：“至西汉后期……有高额产量的好田且不用说，即使薄恶之田，若能有灌溉之利或耕种及时，即可亩收十石，显然比汉初增加了四倍以上。”（安作璋：《关于西汉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载《汉史初探》）但有的人却认为“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西汉末年“一般亩产仍不过三斛（石）左右，与汉初相比并无显著增加”，平均亩产“绝对不会高达四倍以上，估计至多不超过一倍”（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未刊稿）。

笔者认为，因资料缺乏，对于汉代粮食的亩产量，只能做大略估计，既不能以个别精耕细作的地区如关中的“郑国渠”灌区田收“皆亩一钟”（《汉书·沟洫志》）的六斛四斗（一钟）为标准，更不能据区田法的小面积试验性质的产量推算。所以全国多数地区粮食亩产量在汉初估计为“一石半”，即“合粟一四〇市斤，小麦一五〇市斤”（见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至西汉末年，由于绝大部分地区推广了铁农具、牛耕以及部分地区兴建水利工程，尽管由于生态平衡的部分破坏使黄河的灾害增加，但全国粮食平均亩产量提高到二至三斛（石）即达到平均二百斤至二百五十斤左右，是完全可能的。

西汉时代耕地总面积，据一些学者估算，为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宁可《试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1期）。若以亩产二百斤计算，则全国总产量为九百六十亿斤。而全国总人口，至西汉末年已近六千万（见《汉书·地理志》），则平均每人可达一百六十斤。这个数目或许较为接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