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进步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　西汉时期，铁制农具得到迅速推广。《盐铁论·禁耕》中说：“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则五谷熟。”《盐铁论·水旱》说：“铁器，民之大用也。”可见，铁农具已成为汉代主要生产工具。

西汉时代常用的铁农具，除钱、镈、耜、铫、镰、椎、以外，最普遍的则是䦆和铚，尤其是后者为一般劳动人民必备的生产工具。这是一种类似于今天所用的锹、铲之属的起土之器，在生产中有很大作用。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继郑国渠之后在关中开凿白渠“溉田四千五百万余顷”。当地人们描写工程现场的情景“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汉书·沟洫志》），说明“臿”乃生产中重要工具。1973年11月至1974年初，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曾出土一件铁口木臿，全长139.5厘米（约合汉制五尺），重1400克，铁口呈凹字形，刃宽13.1毫米，高11厘米，重265克。铁口经鉴定为铸铁。臿柄和臿面（木叶）系用一块整料制成。据报道“臿面窄长，适合切挖膏泥、河泥等板实的黏土。臿面上部两肩宽度和高度都不相同，左肩比右肩宽，并且多出一块三角形的踏脚，便于着力，同时左肩又低于右肩，两者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使用时便可将应力分散，否则，应力集中，木柄与臿面连接处容易折断”（文保《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铁口木臿》，见《文物》1974年第11期），这种工具的器形设计和制作，都是合乎科学原理的。而在长沙的发现，证明这种新式铁农具不仅在中原，而且在南方开发较迟的地区也普遍使用。[199]1972年9月，在山东莱芜西南约25公里处的牛泉公社开省庄大队发现一批汉代农具铁范，其中有犁范、犁阳范、双镰范、镢范、铲范、耙范等共24件，其中耙范是首次发现，“可能是一种新农具”（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莱芜县西汉农具铁范》，见《文物》1977年第7期），表明西汉铁制农具种类很多，新式铁农具不断出现。近年来，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北抵长城，南抵云贵，东自山东半岛，西达川陕、新疆都发现有西汉时代的铁器，可知当时铁制农具使用的范围是十分广大的。

在铁农具中，铁犁的广泛使用和改革，是西汉农业生产工具发展的重要成就。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礼泉等地均有铁犁出土。犁的种类繁多，有铁口铧、尖锋双翼铧、舌状梯形铧等等。犁是由古代耒耜发展而来的，其中在最前端的犁铧承受最大的摩擦力，据考古工作者断定：“一般说，锋的前端呈锐角或钝角、前低后高，断面中部凸起，呈等边三角形或菱形……这就消灭了呈板平形式的原始耒耜的遗迹，从而更便于入土和坺。”（张振新《汉代的牛耕》，见《文物》1977年第8期）。而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垄作亩的作用。欧洲的耕犁直到11世纪才有犁壁，比我国迟一千年之久。汉代的犁壁有两种形制：一种呈菱形或板瓦形，向一侧翻土；另一种呈马鞍形，向两侧翻土。各种形制的犁适用于不同地形条件，反映耕犁的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西汉时代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型犁铧和大型犁铧。巨型犁铧，近年来从辽宁辽阳三道壕、河北石家庄、山东滕州、福建崇安等地均有出土。其中，1955年在辽阳三道壕发现的一件犁铧，长40厘米，宽42厘米，高13厘米，断面作三角形，按原规格复制，重约21公斤。其他几个巨型犁也大体如此。这种巨型犁是用来开沟作渠用的。[200]而那些大犁，一般都在20～30厘米长，并装“V”字形或“U”字形的大犁铧，铧头角度较小犁稍小，两刃内侧交接处向后延伸，重约7.5公斤以上。20世纪50～60年代在陕西许多县都出土过这种大犁铧。巨型、大型犁铧的出现，不仅反映犁铧的使用范围很广，而且不论是巨型还是大型都非人力所能拖动，就是一条顶好的牛也难以拉动，至少需两条牛才能拉动一个大犁（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鐴土》，见《文物》1966年第1期）。这就不仅把牛和犁耕永远结合在一起，而且反映了汉代牛耕发展到“二牛抬扛”的较为先进的耕作阶段，“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杨一民《汉代豪强经济的历史地位》，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牛耕的普遍推广　铁犁的大量出土，证明西汉牛耕已相当普遍。汉初，牲畜比较缺乏，一般人民只得用人力耕作。为促使耕畜繁殖，汉政府曾下令禁止宰杀耕牛，规定杀牛、盗牛者受重刑。到汉武帝时牛耕已相当普遍，不仅在黄河流域，就是在边地也使用牛耕了。“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汉书·昭帝纪》应劭曰），在《居延汉简》中出现不少“养牛”的记载，足以证明这些地方也实行牛耕。南越王赵佗在高后、文帝时，曾向汉王朝要求得到“金铁田器，马牛羊”（《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可知南方也已懂得用牛耕田了。尽管直到东汉时有个别地区尚“不知牛耕”（《后汉书·循吏传》），但毕竟是极个别的例外。在西汉时代，牛耕已相当普遍了。

牛耕的普遍推广，是生产力的一大进步，只要对牛调遣得当，“五尺童子”也抵得上一个强壮的劳力，正如《淮南子·主术训》中说：“今使乌获、藉蕃（皆大力士）从后牵牛尾，尾绝而不从者，逆也；若指之桑条以贯其鼻，则五尺童子牵而周四海者，顺也。”最初，只用一牛挽犁，到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用二牛三人一组的“耦犁”（《汉书·食货志》）方式，可耕5顷之田，即500亩。每人平均可耕160亩以上的土地。这比起《汉书·食货志》记载的自战国以来，一家五口“耕田百亩”的水平，当然高多了。后来，据说赵过又发明一牛挽三犁的播种法，“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徐光启《农政全书》卷21）。这种一人一牛三犁的播种法，每天即可种百亩，显然比前者的水平高了。

有时还用马耕，“往者未伐胡、越之时，徭赋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盐铁论·未通》）但这毕竟是个别时间，个别地区[201]，因为马是重要的运载和骑乘工具，又是重要的军用物资，价值昂贵。汉初“马一匹则百金”（《史记·平准书》）；武帝时才只有“平牡马匹二十万”（《汉书·武帝纪》）。所以，经常、普遍的还是使用牛耕。这种牛耕配以新式农具，减轻了农民很多劳动量。如《农政全书》卷21中记载的一种汉代犁（也称耧）“两柄上弯，高可二尺，两足中虚，阔合一垄。横桄四匝，中置耧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仍傍挟两辕”。以这样的犁用一牛，有一人牵牛执耧，且行且摇，谷种自下。这样就将开沟和播种的两道工序一次完成了。这种牛耕方式同今天我国许多地区仍实行的牛耕方式所差无几。

赵过的代田法　西汉农业耕作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其中，代田法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代田法是汉武帝末，搜粟都尉赵过总结前人的经验而推广的一种耕作方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过能为代田。一亩三甽，岁代处，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甽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甽。长终亩。

这就是在一亩田上开出三条深一尺、宽一尺的沟（甽）[202]，然后，将作物播种在沟里，及至幼苗生长起来，进行中耕，除了锄草，还需将垄上的土逐次锄下，培壅苗根。到了天热的时候，垄上之土削平，作物根长得很深。第二年则将做垄的地方做沟，做沟的地方做垄，如此年年互换位置，以休养地力。这种方法，主要是在边地及关中一带推行，即今甘肃西北部、陕西和河北北部、河南西部以及辽东等北方地区。这里雨量比较稀少，周年分配均匀。代田法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保持作物水分。“一亩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种于甽中。苗生叶以上，稍耨陇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诗》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壮，每耨辄附根，比盛暑，陇尽而根深，能风与旱，故儗儗而盛也。”（《汉书·食货志》）。总之，这种耕作方法主要在于下列三点而使作物得以增产：

（一）种籽种在甽（沟）里，可使幼苗避免干风吹，减少叶面的水分蒸发。同时，也可使沟底的水分减少损失。这就确保了幼苗得到较多的水分，使其健壮成长。

（二）随着作物成长，逐次培壅，根部则愈来愈深，既确保其吸收更多的水分，还可防止倒伏。(www.xing528.com)

（三）沟和垄年年倒换，使土地轮番利用，地力得有恢复的机会。

这种较为进步的代田法配合新式的农具，使生产力大为提高。据崔萛《政论》中提到赵过教人用耧犁“日种一顷”。而二牛三人就可种5顷地，则一个人平均负担150—160亩地的操作。据农学专家计算，实行代田法后，其劳动生产率“差不多为文帝时期八倍，为武帝时期‘蹠耒而耕’的十七倍”（见《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154页）。每亩产量最多可由一斛增加到三斛。[203]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实行“代田法”后增产25%～50%，即亩收五六石，则是有可能的。

上举《汉书·食货志》中说“代田法”是“古法”，后稷时就开始采用，这当然是不可信的。不过，战国时代就有“上田弃亩”（《吕氏春秋·任地》）的耕作经验，赵过的“代田法”无疑是从前代和当时农民的实际生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可以说“代田法”是旱作地区的一套丰产技术，在农业发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改革。

“代田法”先在“离宫”里空闲的松软土地进行试验。成功后，西汉政府就决定推广。当时，借重两种力量：一是行政力量，即县令、县长和乡村中的“三老”；另一种是生产中的中坚力量，主要是“力田”和乡村中有经验的老农。给他们以新农具，教他们以耕作栽培技术。待这批骨干熟习这套技术后，就以公田和“命家田”（受爵命家之田）作为重点推广，再逐渐展开。

“代田法”是包括土地、农具、畜力各方面改进的耕作方法，其中畜力问题十分重要，不少缺牛的地区，只有“教民相与庸挽犁”（《汉书·食货志》），其效率当然不及“二牛三人”的方式。因此，因“代田法”受益最大的无疑是那些有牛的，至少是“力田”阶层以上的人物，一直包括到豪强之家，而占大多数的无牛的贫苦农民则受到一定限制。虽然如此，“代田法”的推广，在西汉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是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的。

区田法及其他耕作技术　继“代田法”之后，汉代还出现旱作地区的另一套生产技术——区田法。

简单地说，区田法是代田法的范围缩小，精耕细作技术的加深，依靠人力，增加肥水，加强管理，改变广种薄收而为少种多收的方向。这套耕作技术，既可用于平地，也可用于条件较差的土地，甚至山陵、城丘之上。根据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后期的《氾胜之书》的介绍，区田法的田间布置，有宽幅点播和方形点播两种：以方形点播区为例：首先整好土地，深挖作区。这种作区相当于“代田法”中的甽，只是方形而已。方区的大小、深度、区与区之间的距离因所栽培的作物不同和土地肥瘠程度不同而异。一般地说在“上农夫”作区（即肥沃土地），长宽和区深都是汉制六寸，区间距离九寸。“中农夫”作区和“下农夫”作区，即肥沃程度较差及贫瘠的土地，区的大小和区间距离，都有所扩大。在深挖作区时，就结合增施上好肥料（“美粪”）调和土壤，造成作物根群生长的良好条件。

接着，就在每个方区里，点播作物种子二十粒。这些种子事先都经过“溲种”处理，即用马、牛、羊、猪、麋、鹿等骨锉碎，加雪水，煮三沸，漉去骨渣，加附子（一种中药材），浸渍五天，漉去附子，将麋、鹿、羊等动物粪掺进汁内，搅拌成稠粥状。在天晴日暖之时，把种子放入浸溲。用这样的粟种播入田地，具有防蝗虫，耐旱的作用，使“终岁不失于获”（见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此外，区种法还注重中耕灌溉，麦地在冬季积雪保墒，在冬天土冻以前，使土壤有充足水分。其田间管理，除与大田栽培一般原则相同外，还贯彻随时松土除草，早锄小锄的方针。次数尤不厌其多，有草即锄，区内不好锄的，就动手拔。可见，区种法的要点在于深挖重肥，点种密植和中耕灌溉等环节。当然，对于不同作物，播种的深、浅、疏、密也有不同的要求。

据记载，实行区田法的地区，“上农夫”区种粟，可“亩收百石”，种十亩区田，可有千石收获；“中农夫”区种粟，可亩收51石，“下农夫”区种粟，可亩收28石，若以汉每百石折今28.875市石，每市石折135市斤计算，则每市亩“上农夫”田即可产粟3898市斤。这样高的产量，是令人难以相信的。[204]这里的记载显然有夸大之处。而且，这种区田法究竟在汉代是仅停留在小面积的试验阶段，还是已经推广实行，目前尚不太清楚。多数学者认为：当时它只是汉代农学家氾胜之所进行的一种实验，其产量仅系科学假想。

尽管如此，区田法的出现毕竟是农业生产进步的表现，其中许多科学的耕作方法均是行之有效的，直到目前仍不失为增产的有效措施。如1956年河南辉县石泉农业试验站曾用区田法试种粟一亩，就取得较一般耕田为高的产量，科学家们得出“区田对旱年有利”（张履鹏《古代相传的作物区田栽培法》，《农业学报》第8卷第1期，1957年2月）的结论。

区田法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农业耕作技术在各个方面：从对土地利用，土壤改良，施肥保墒，到种子处理，田间管理和灌溉都有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系统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