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婢、刑徒及手工业工匠在秦汉社会中的地位

西汉时代的奴婢数量　西汉时代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奴婢，这是事实。秦汉史籍中的“奴”“婢”“僮”“隶”“苍头”“姬”“妾”“臣”“媵”“客”等等多为官私奴婢。但是，西汉奴婢究竟有多少？这一直是史学家争论的问题：一些史学家估计得很多，另一些史学家又估计得很少。[192]笔者认为，西汉时代的奴婢数目同当时的人口总数相比，不会是很多的。以下的一些资料提供的根据是值得注意的。《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无事，税良民以给之。”这是汉代史籍中留下的较为具体的数目“十万余人”。因为此文的主旨在于指责朝廷豢养官奴婢太多，所以这个数字应略有夸大的成分。《汉书·王莽传》载：“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据此，估计西汉的官奴婢总数不会超过十万余。至于《史记》《汉书》多处提到的官奴婢有“千万数”并不是个确切的数字，乃是“成千上万”的意思。此点早有中外学者指出[193]，若据这些记载断言奴婢的数目在“二千万以上”（武伯纶《西汉奴隶考》，载《食货》第一卷第七期）似不恰当。

西汉时代私奴婢的数量，是个十分难解决的问题。一是有关西汉史籍记载下来个别地主贵族拥有奴婢的数量，有的是很多的，如张良、陆贾、金王孙、卓王孙、程郑、杨仆、栾大、张安世、霍光、史丹、王氏五侯等人皆有“家僮”“奴婢”几百或上千人。[194]但是，这些数目是否有典型意义，即拥有大量奴婢的地主贵族究竟占多大比例是无法推算的。因此，很难据这些资料估计西汉时代整个社会私奴婢的总数。二是由于不少私奴婢的身份不是十分明确的，如被称为“赘子”“女妾”“媵妾”“苍头”“竖子”之类的一些人是奴婢还是家族的成员尚不能确定。[195]所以要比较准确地估计出西汉时代私奴婢的数目，几乎是不可能的。翦伯赞先生估计“大抵平均几十人才有一个奴婢”（见《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载《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199页）。假定以平均七十人中有一个奴婢，按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总数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计（见《通典》卷7《食货》），则全国共有私奴婢八十五万余人。这个数目加上官奴婢十万余，估计当时官私奴婢百万左右，即占全国总人数的五十分之一。这个估计虽然不很准确，但在没有更多的根据之前，可暂供考虑西汉奴婢问题的假定数据。

奴婢在生产中的作用　奴婢并不是一个阶级，其少数上层或“豪奴”应属于寄生的、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但大多数奴婢均是被奴役、被压迫的。[196]这些被奴役、被压迫的多数奴婢在汉代社会生产中作用如何呢？

在汉代的奴婢中，有一部分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他（她）们中有从事田间耕作的，如《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载：“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而置之田。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这是奴婢从事农业劳动的证明。《史记·平准书》有“敢犯令，没入田僮”。“田僮”即从事耕种的官奴婢。《史记·循吏列传》有“僮子不犁畔”。《汉书·哀帝纪》：“诸名田畜奴婢过品，皆没入县官。”《汉书·食货志》：“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为限”，“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汉书·外戚传》：“帝奉酒，前为寿，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弟以赐姊。”《汉书·董仲舒传》：“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马，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上述这些资料中“僮”“奴”“奴婢”都与“田宅”“田畜”“犁畔”相联系，也证明确实一部分官、私奴婢在田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还有部分奴婢从事畜牧业生产劳动，如《汉书·景帝纪》注如淳引《汉仪》注：“大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汉书·食货志》：“（武帝时）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汉旧仪》卷下：“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贫民不满五千，徙置苑中养鹿。”从上述资料看，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多是官奴婢。

亦有从事纺织和其他手工业制造的官、私奴婢，如《汉书·张汤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史记·货殖列传》：“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

尚有从事漕运和建造的奴婢。如《汉书·食货志》载“徙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水经注》卷16“谷水注”：“汉元鼎三年，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居关外，请以家僮七百人筑塞，徙关于新安。”(www.xing528.com)

在汉代还有奴婢戍边者，《汉书·爰盎晁错传》：晁错劝帝“募徙塞下”，“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

从上述资料可看出：在西汉的农业、手工业、工商运输业部门中皆有奴婢从事劳动生产。但是，应当看到还有更多的奴婢并不从事生产劳动，他（她）们有的仅供富人娱乐以点缀纷华，或从事与生产无关的家务劳动，其景况虽可怜，但他（她）们并不创造社会财富。这一类奴婢在西汉时代数量是相当多的。如《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像这样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的奴婢是很多的。如《汉书·景十三王传》：“昭信与去从十余奴博饮游敖。”《汉书·霍光金日䃅传》：“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汉书·成帝纪》：“公卿列侯……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地，多畜奴婢，被服绮缎，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这些奴婢不仅不事生产，而且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对经济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由此可见：对西汉时代奴婢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可估计过高，除在官府和大地主家中使用一部分奴婢劳动外，大量的奴婢并不从事生产。所以，无论奴婢自身的阶级属性如何，对当时整个社会性质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程度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刑徒和工匠　除奴婢、农民外，在汉代劳动者的队伍中，还有刑徒，手工业工匠等等。汉代的刑徒，虽不如秦代的多，但也有不少刑徒用来从事制盐、冶铁、采铜、伐木及建筑、修桥、治路、修陵的劳动。如《盐铁论·复古篇》中有：“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盐铁论·水旱》：“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价……”《隶释》卷4载《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云：“蜀郡太守何君，遣掾临邛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用来从事农田耕作的多是戍边的刑徒，《居延汉简》中有很多记载，而弛刑士（徒）尤多（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关于两汉的徒》）。西汉的工匠有两种类型：一为官府作坊的，二为私人作坊的。官府手工业的工匠，占绝大部分，其中有些是刑徒或官奴婢。私人作坊的工匠数字，多的有达数千人，最少仅有一二人，其中有些是奴婢，有的则是具有独立身份的自由民或破产的农民。汉代生产的精美的工艺品、日常用具以及艺术品多出自他（她）们之手。这些手工业工匠在生产上和科学技术上的贡献是不应抹煞的（见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关于两汉的手工业》）。

综上所述：西汉时代农业生产中的主力是自耕农，奴婢和刑徒仅居次要地位。在手工业生产中，奴婢、刑徒和工匠多集中于官府和地主贵族的庄园之中，所生产的无疑也是为少数富人、贵族享用。而广大劳动人民日常所需之手工业品，绝大多数为自耕农作为家庭副业生产出来的。“男耕女织”的封建自然经济在汉代即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生产关系，尽管在个别时期内由于统治阶级处理不当，有时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经过部分调整后，很快地就会扭转过来。因此，西汉经济的总趋势是向前发展、不断进步的，其生产力水平，曾达到当时世界的顶点。[197]